辩证法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黑格尔在他的著作《逻辑学》中首先阐述，后来恩格斯经过深度理解、提炼总结，作为革命理论使用，--再后来，鉴于恩格斯的资本家身份，不得不将其归于马克思主义，以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名符其实地顺利进行。
也就是说它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应用理论，不能理解为哲学，也不能以此“封”任何人为哲学家，只可说具体应用该应用理论的人为相对应的领域精英。
下面就针对性说明一下，--纯学术性讨论，也仅限一家之言，请勿乱扣帽子。
起先，本人于2019年9月18日，针对今日头条里“悟空问答”中的一个提问即“哲学的三大定律是什么”而给予的不太完整全面的回答，因此有必要示大家以严谨周详。
当时意在批评国内对“哲学”的概念定义不够严格，以及对“哲学家”的理解也过于模糊，仅此而已。
原回答实录如下，--不避讳，也拒绝恶意错会以致乱扣帽子:
“首先，哲学三大定律这个提法是仅在中国--从翻译因人而异(不否认实质相通)的角度理解--此句为实录时的补充说明，且仅限于马克思主义。
其次，马克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补)哲学家，合适地说他是社会革命家，他的学说、理论因此必须给他的革命运动服务，因而产生“对立统一”等等概念。
再次，属于多说的一句，“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哲学家，只有哲学学家”(钱钟书言，后补)。（哲学家这个称谓在中国很想当然，而且特别廉价。）
回到问题，马克思的三大定律是适用于革命的、社会的，然而，不适合自然，如果非要说适合，那只是比喻、拟人罢了，即是把自然人格化。
瞧瞧三大(定或规，后补)律是不是社会的：
（1）要革命，必然要树立对立面即敌人，不然什么叫革命？对立统一，玩呢？随即产生矛盾论，本身就矛盾。对立统一，就是统一对立(从革命的角度理解)，归根结底要对立，要矛盾。
（2）质量互变规律，互变？搞笑呢？量大了多了，引起质变，人身体肉长得多了，就变了，就不是人肉了？反过来，更说不通。为什么？因为质是物质，量是物质的数量，他俩怎么“互变”？叫变化还行。那么，马克思用意何在？联合起来就能革命胜利！
（3）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谁？第一律设定的对立敌人。否定什么？否定敌人的统治（主要是社会制度，政治的、经济的），否定到兴起，就全盘否定敌人，事后冲个凉水澡发现，敌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自己的“否定”有不少问题，于是接着否定自己的否定。自然里，谁否定谁？是不是人格化？
综述，马克思是社会革命家，他的所有理论必须为革命服务，否则他疯了，浪费时间搞“文字游戏”？
抱定一家之言，丧失整片森林：我们要兼听兼看，不能偏信，更不能迷信，最不能一劳永逸式地循规蹈矩。
宇宙是变化的，不变的是宇宙自身即变化。
话外：任何理论，它都有时代的局限，而且更有领域局限，跨界就出错，再怎么附会、圆说，都没有用，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钱钟书先生的那句话准不准确，我们需要对哲学以及哲学家给以定义--至少说话者必须。
必须注意一点:哲学、科学等等概念是翻译过来时的中文名字，并不完全合适，至于如何翻译才能对等对称，一句话--不可能，另一句--业已约定俗成，何必孤臂高举？
那就只能实事求是！
哲学，这个概念目前莫衷一是，我只能浅陋地给出自己的定义:哲学是诞生于科学之先又以科学为根基(联想蛋与鸡的问题)的辨别认识事物的系统理论、学问--概念与本体的阴阳和合的综合体(本人倾向于中国的文化释义，因为本人坚信西方的很多思想理论属于文化反流，准确的说是互相借鉴吸收、自我革命，以无限接近于完真的客观真相、真理。)。
以此概念、定义，可以“验证”钱钟书的话没有问题，至于中国古代的老子是不是哲学家，就必须考察老子的学说够不够系统，我们认真冷静地说它既不完整也不系统--要刨除后世附会，再说附会严重偏离老子的原始本义，就连所依据的《易》也被极度玄化了。
不容否定的:老子的言论、理论是哲学的，更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雏形，只是非常可惜，这样的学问在那时以及后来都不合农业为基的时宜需要，因而老子的原义被边缘化了，被扭曲利用就不可避免了。
你可能发现了，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更没自然科学体系，才是导致没有哲学及哲学家的根本原因。
不妄自菲薄，也不狂妄自大、胡诌乱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古代中国讲求的是技术--术是方法论即应用理论、技是经验实操，那么，我们强于何处？很明显，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不严谨，还是因为自然科学根基薄弱)，像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子等等的学说、理论，等等等等。
必须看到，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彻底地、不断地自我革命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完整地、正确地一步步建立起来，一代代进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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