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瓊·佩斯，法國著名詩人、外交官。1916年至1921年間，在法國駐中國大使館任職。196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他的作品不以數量聞名，而以質量取勝，被稱為“史詩中的史詩”。代表作品有《讚歌》，《遠征》，《流亡》，《海標》、《雨》、《風》、《雪》。
《藍色戀歌》是一本聖瓊·佩斯的詩歌選集，譯者考慮到詩人作品中反覆歌頌詠歎過的藍色的海洋、藍色的海島、藍色的天空，甚至“佩斯（perse）”這個名字本身就有“深藍色的”含義，故此，將其命名為《藍色戀歌》。
聖瓊·佩斯的詩並不容易讀，晦澀難懂的直接後果就是傳播範圍有限，讀者受眾不多。事實上，在他的整個創作生涯中，並沒有與之藝術成就相稱的普通大眾讀者群。195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亞克稱其為“一個艱深難懂，對大眾極少影響甚至毫無影響力的法國作家”。
奇怪的是，在精英作家群體中，聖瓊·佩斯卻備受推崇，被稱為“詩人中的詩人”，他在更高的層次上被視為法國民族精神的化身。
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紀德、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略特等人都對他的詩歌讚頌不已，奧地利著名詩人里爾克曾高度讚揚聖瓊·佩斯：“面對這樣洞察入微的詩人，我最終退回到一個聽眾，一個觀察者的角色。”
接下來我們將沿著詩人整個人生的經歷，逐步梳理聖瓊佩斯的作品，也許在旅程的最後，我們能對聖瓊·佩斯和他的詩歌世界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第一部分：童年時光——輕帆弄藍海，快馬繞白沙
瓜德羅普島，加勒比海地區著名的旅遊勝地。島上氣候溫潤，土壤肥沃，棕櫚樹亭亭如蓋，海灘清澈見底，鸚鵡魚出遊從容。這裡是聖瓊佩斯出生和成長的故鄉，也是他詩歌世界的開始和原點。
聖瓊佩斯第一組詩集《讚歌》，描寫的正是在海島上的所見所聞。“海龜在海峽裡翻滾，像黝黑的星星；停泊的海灣，釀成了孩子頭腦裡的夢”。父親擁有兩座種植園，佩斯從小就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下長大，各色的女僕傭人環簇其間。
有時他駕著帆船在蔚藍的海面遊弋，“船槳在手中發芽，如果用一隻狗做釣餌，也可能釣起鯊魚”；有時他縱馬奔騰，月色下海風撲面，混合著鹹味的陰涼陣陣襲來，“我愛一匹馬，它奔跑，它揮汗如雨，我把明月壓在它的肋下”。
輕帆和快馬同時賦予了他探索未知的好奇，實際上，整個人生旅途中，他一直保持了對這兩樣活動的喜愛。這是他接近並感知自然的方式，而自然的力量和美好，是他詩歌中從始至終的主題。
好奇心與感知力，是成為一名詩人最重要的兩樣東西。故鄉的海島上，豐富的自然環境使“好奇心”與“感知力”有了確切意義上的指向，一切游魚蟲鳴都成了詩的養料和聲音。
“我將向前走去，一隻昆蟲在等著我去商量，我歡欣於，它密集的複眼”。
《讚歌》是聖瓊佩斯的第一組詩歌，他要做一個具有祥和的微笑眼睛的人，詩歌創作賜予他發現的眼睛，新世界在他的面前徐徐展開，一切亟待探索，一切尚未命名。
第二部分：外交遊歷——東方春色舊，遷客詩意新
如果說《讚歌》是對現實的白描，那麼《遠征》就是對幻想的虛構。聖瓊·佩斯於1914年通過選拔考試，正式成為外交部新聞專員，1916年遠赴北京，擔任駐中國大使館三等秘書。《遠征》這組長詩正是在此期間完成。
“異鄉人，他路過，於是傳聞有遠方的省份合我的意”。佩斯旅居中國期間，軍閥割據如戲劇般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換大王旗。作為外交官的佩斯見證了近代中國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吸收東方文化精華的同時，拓寬了自己詩歌創作的邊界。
前法國駐華大使毛磊先生認為：中國文化喚醒了法國詩人。從中法文化交流的意義來看，確實具有示範意義。東方春色舊，遷客詩意新。
外交工作使他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瞭解，詩人的敏銳也使他對未來的中國有準確地預見，他曾認為中國農村結構的崩潰有利於“集體主義”的滋長，中國最終會走上“社會集體主義的道路”
然而，聖瓊·佩斯畢竟只是異鄉人，他不會成為魯迅先生那樣“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般的戰士，也沒有紀伯倫那樣用文學來教育警醒東方的先知般的情懷。
他的遠征，只是一段自我生命的全新經歷。他的詩行，只是指尖雕刻時光的銳利刀鋒。
“城市的建立，石塊與青銅，黎明時荊棘的火種”
“清晨的唇音，吐露城市的名稱，帆船運來糧食，岸上鼓譟喧譁，鐵匠是爐火的主人”
聖瓊佩斯在一封信裡說：“中國極大地開闊了我對陸地的視野”，在《遠征》裡，佩斯的視角從故鄉的大海轉換到戈壁的黃沙。
他從駝隊旅人的眼睛中，看到了與航海者同樣的眼神。戈壁上游牧人的馬車轔轔，也像是帆船御風前進的航程。
無垠的黃沙是大海的幻影，是海之背面，是海的幽靈。
落筆之初，聖瓊佩斯一定想到了古希臘色諾芬的《遠征記》，相同的是對亞洲腹地的深度探索，不同的是探索的目標和意義。
“哦，探索，真理的尋求者離鄉他去”
1921年，在北京寫完《遠征》的聖瓊佩斯，奉命回國。他一路遊經日本、夏威夷，駕帆船橫穿煙波浩渺的太平洋，沿美洲海岸輾轉抵達法國。
古老的中國給他的詩歌鍍上史詩的色彩，儘管他終其一生都未曾重返中國。
第三部分：流亡歲月——年來戰未休，歧路忽西東
歸國後，聖瓊·佩斯的外交生涯順風順水，1925年升任部長辦公室秘書，1929年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長，1933年任外交部秘書長。
在職期間，他積極維護歐洲和平，反對“綏靖政策”與納粹德國。二戰爆發，法國淪陷後，他流亡美國，並於1942年寫下長詩《流亡》，其後幾年，陸續發表代表作《風》、《雨》、《雪》。
詩人克洛代爾曾說：“第三共和國失去一位外交官，法蘭西卻多了一位詩人”
聖瓊·佩斯一直都將外交官和詩人的雙重身份區分的清清楚楚，二者涇渭分明互不打擾。《流亡》距離《遠征》出版的時間，中間隔了二十年的時光。
流亡中的他沒有哀怨憤恨，也沒有將詩歌作為反擊的武器。他重回詩歌的世界，物我兩忘。
“門朝流亡者敞開，我選定一個若實若虛的地方”
“一切空虛平淡的地方，有對崇高的終極嚮往”
二十世界動盪的世界，客觀上造就了大量知識分子的流亡。正如薩義德說的那樣：“流亡使人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中間狀態，既忘不掉過去，也融不進現在，但卻是促使知識分子保持活力的最佳狀態”
聖瓊·佩斯在一次參訪中自述：“《流亡》是一首生於虛無的詩歌”。唯有心靈的歷史才是歷史，唯有心靈的自在才是自在。
流亡美國的時期，是聖瓊·佩斯創作生涯中最活力四射的時期，他從古老的海岸寫到易逝的群星，從竹節蟲與蝴蝶的標本寫到席捲四海八荒的雨和風。
詩歌於他而言，是一種生活方式，代表了詩人的一個生活階段。只要生活還在繼續，詩意就還在繼續。
戰後，聖瓊·佩斯重新被法國接受，其作品也逐漸被認可。文學界重新審視他的作品，讚頌這位“缺席詩人”的歸來。1960年，因其詩歌中“寬闊的想象，以及為同時代人帶來普遍訊息的隱喻”，聖瓊·佩斯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結尾：
以上我們對聖瓊·佩斯的經歷做了簡短的回顧，我們發現，他很難被分類到現有的詩歌流派中，他的詩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他的詩歌。
與其他同時代的詩歌相比，聖瓊·佩斯的詩歌有著顯著的區別：
首先：詩歌是完整的生命形態。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理性的思維開始散發光芒，詩意感性的直覺受到抑制。聖瓊·佩斯則認為，詩人與科學家只是認知解釋世界的方式不同，詩的飛躍可以達到理性無法到達的超現實之中。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柏林被攻克後，有人曾在德國的資料裡搜尋聖瓊·佩斯的詩稿未果，悵然若失。聖瓊·佩斯聽聞後，釋然一笑，說到：“詩歌是我的一段經歷，一段曾經的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我還活著，我不再是從前的形態了，我也不再屬於那些詩篇了”。
其次：美是詩歌的盟友，但並非詩歌的目的。 聖瓊·佩斯的詩不像婉約派那樣一塵不染，但也不像豪放派那樣氣勢洶洶。他不是對世界作出承諾，而是對世界發自內心的認可。他的詩是囊括了現在、過去和未來的頌歌，是超脫一切宗教思想的笑逐顏開。
雖然讀來晦澀，但聖瓊·佩斯說詩歌的本質是明朗的，詩歌包括了地球空間和宇宙空間的美，容納了人類和超人類的美。
後來的聖瓊·佩斯以賦閒外交官的身份周遊南美，遊蹤遍及美國各州、墨西哥灣、佛羅里達海岸。每到一地，必以極大興致研究當地風貌，觀察植物鳥獸。直至古稀之年才葉落歸根般地在法國定居下來。
他吟遊一生，以詩為馬，在最後的日子裡，他一定可以看到那些曾經路過的藍色的海。
海螺聲聲，悠長婉轉，水面吹起皺紋，他的詩篇隨風沙散落，他兀自低吟：“不可說，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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