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延杖是明朝的一種刑罰之一，原本只是用於懲治和整頓吏治，但大多數的時候被看作是君主專權之下皇帝所獨有的特殊法制。很多電視劇裡常有這樣的情節：大臣和皇帝爭論，皇帝不高興了，喊道：“拖下去，杖責五十。”仔細思考一下，你會發現，皇帝高興了嗎？諫言的文臣被打以後真的心服口服了嗎？對於文臣們來說：“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在施刑之時，肉體的屈辱對士大夫的精神意志產生了極大的折磨，看似簡單的延杖好像已經變成了離間君臣親疏的工具，這在明朝中後期甚至改變了整個士林官場的精神走向。
由殺而辱的延杖
朱元璋時期，延杖還主要是用於整頓民初的吏治，在開國初年能起到一定的積極意義，官員受杖肯定以為恥辱，而延杖的施行則對官員的行為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朱元璋的延杖藝術，不僅被後面的皇帝所繼承還用以創新，延杖的施行地點也可以在任意場所，從牢房之內到朝堂之上，讓大臣們在眾人矚目之下露臀受刑，在受刑之人哀嚎之時，同僚則兔死狐悲，皇帝則享受到在君主權力下的精神愉悅。
《魏叔子文集》中記錄了受杖者的情景：
眾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
從“眾官朱衣陪列”“唯露股受杖”這些描寫當中，我們不難看出平日官場中威風凜凜的朝廷大員，被當眾被扒下褲子，當著可能是自己的門生、下級或者同僚的面赤裸受刑，鞭打的就不僅僅是受杖者的軀體，更是他們的靈魂。
“成化十五年，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詔責給事御史李俊、王溶輩五十六人容隱，廷杖人二十。正德十四年，以諫止南巡，廷杖舒芬、黃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爭大禮，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不管延杖是否得當，我們應當明白有些貪贓枉法之人確實是最有應得，如朱亮祖父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不足以震懾百官，而洪武年間朱元璋對於貪汙官員的懲治力度之大，縣令、知府貪汙六十兩以上銀兩的都會被“剝皮填草”，還有專門的地方剝人皮，就在衙門左邊，稱為“皮場廟”，雖然恐怖，但始終收效不大，也沒有完全禁絕貪汙。
相反的是觸怒皇帝犯顏直諫換來的延杖，給官員帶上了剛直不阿，忠貞不二的帽子。在明朝正德、嘉靖兩朝前後的延杖，在摧毀文人精神優越感的同時，還將延杖與忠貞節義建立了聯繫，這不得不說有些讓人意外和諷刺。
此時的延杖已經違背了明朝初期用來懲治和約束官員的初衷，而是成為了皇帝為了維護自我權威甚至發洩不滿和怨氣的工具。宇宙存在的自然基本力中有一條：力是相互的，皇權也同樣如此；你發洩的力越大，你受到的力也就越大。
皇帝濫用權力，意氣用事，不僅徹底激發了明代文臣們的意氣之爭，也為貪汙腐敗，結黨營私打開了大門。死去的士大夫固然可憐，但活著的人卻成為了清議的代表，他們在繼續與皇帝鬥爭的同時，也更加緊密的團結，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構建新的精神家園。
延杖下傷痕累累的官場
廷杖始於元代，明朝承只是襲前朝舊制。但是廷杖在明代實施的次數最多，受罰的人數最多，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明朝皇帝的眼裡，禮儀只是用來約束士流，並非約束君主，自朱元璋開始，對於文臣都採取的是即可殺也可辱的態度，絲毫不在意“君使臣以禮”。
自古以來君臣之間講究“刑不上大夫”，宋朝更是優待士大夫，整個南北兩宋文臣當中就只有張邦昌被賜死過，還是因為他被金人逼迫當了皇帝犯了忌諱。而明朝皇帝對於官員的廷杖，看似是打的肉體，實際上對精神上的摧殘。明朝中期以後，明武宗南巡和明世宗要封生父皇號都被大臣們阻止了，這造成了百位大臣在廷杖下相繼傷亡，這不僅是文官們和皇帝的意氣之爭，也是文官們為了潔名釣譽不顧一切和盲目跟從下的扭曲心理。
這也讓明朝晚期的文臣們走向了兩個極端：對權貴的巴結和奴顏婢膝，如閹黨一派，對皇帝死磕決死不從，如東林黨之流。這其中透漏出的本質是：延杖只是表象，而延杖的擊打卻撕裂了皇帝與文臣之間的聖人情懷和精神聯繫，在這種屈辱和擊打之下，文臣們的精神世界甚至變得畸形和扭曲，這也導致了後期很多事情君與臣之間產生了直接的對立和衝突，並且不可調和。
難怪崇禎最後感嘆：“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延杖的回想
朱元璋是農民出身，憑藉著武力奪取了天下，可當時的文人士子未必看的上他，而朱元璋心理對文人也有天然的自卑性格。汲取了歷朝歷代的滅亡教訓，延杖的引入是企圖用刑罰打掉士大夫官員的尊嚴、自信和人格，讓他們知道誰才是天下之主，並以此給皇權制造了大批忠誠的奴才。
然而明朝中後期，在廷杖的懲治下，君臣的鬱積之氣膨脹扭結，不僅延誤軍國大計，更造成了不顧朝政、不論是非的爭鬥。以致君以意氣使臣，臣以意氣事君，行政中樞疲於應付，國家大事擱置貽誤，更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而廷杖下的文臣們，從觸及靈魂的羞辱演變為正直清高的光彩，也成為後人評說分歧甚多的歷史怪象。國難當頭，時局危難，原本需要君臣一心，救社稷於危難之中。然而，皇上不惜臣下的直諫而施以廷杖，群臣固執地堅持禮節道義，卻看不到國家的危機。
病態的君主和偏狹的書生之爭，形成了頑固的毒瘤，最終給明朝帶來了致命一擊。難怪乎明亡之際忠臣幾乎沒有，反而降臣紛紛開門恭迎敵軍。所以，延杖所代表的皇權意義在扭曲中錯誤的引導了士林精神，造成了整個明朝的政治災難，值得後人去反省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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