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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出的快樂浮現在它們那
人類的面孔上。這些似鳥而不是鳥的生物，渾身漆黑與黑暗結合，似永不開花的種籽似無望解脫的精靈盲目，兇殘，被意志引導——西川《夕光中的蝙蝠》以上詩句出自西川當年的代表作《夕光中的蝙蝠》，這隻漆黑、怪異、醜陋、恐怖、盲目、兇殘、不祥的“蝙蝠”再一次倒掛在人們面前。西川詩中的“蝙蝠”讓我想到了畫家戈雅的《產生妖怪的理性之夢》。人類的諸多疾病往往與動物有關，“人類疾病源自動物這一問題是構成人類歷史最廣泛模式的潛在原因，也是構成今天人類健康的某些最重要問題的潛在原因。”（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總會有不祥和恐懼時刻的到來，而任何一個時代一個時期的詩人都必須接受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挑戰。
心術（油畫）於超越 陳向 作
詩歌並不是在所有的時刻都是有效的，我們需要的是有效寫作以及能夠穿越時間抵達未來讀者的歷史之作，但是在特殊的時刻和節骨眼上，詩人如果不寫詩的話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擔當和效力，尤其是嚴峻時刻對詩人的責任感和社會良知的要求。質言之，無論是日常時期還是非常時刻，“詩與真”一直在考驗著每一個寫作者，“無疑，在今天的具體歷史語境中談詩歌之‘真’，肯定不是指本質主義、整體主義意義上的邏各斯‘真理’，亦非反映論意義上的本事的‘真實性’。而是指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和生命體驗之真切，以及強大的語言修辭能力所帶來的深度的‘可信感’。”（陳超：《詩與真新論·自序》）詩人既是社會公民又是語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而後者也同等重要，因為只有始終保持語言公民的標準和底線才能使得“詩歌首先是詩歌”，然後才是詩歌承載的其他功能，才能使得個人文本與同時代人的其他文本標誌化地區別開來。
總會有突如其來猝然降臨的嚴峻時刻，它們可憎、可怕的面目和攜帶的危害、後果會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極限。新冠肺炎的疫情就這樣來了，給所有人以猝然一擊。每一個人都在盯著手機屏幕看肺炎疫情的最新動態，看著地圖上顏色的加深，看著那些數字的更新。伴隨著疫情的加劇，伴隨著疫情和救治的博弈，伴隨著恐慌與焦慮，伴隨著愛心和援助，伴隨著空前增強的民族凝聚力，更多的文學機構、新聞媒體、詩歌刊物、綜合性文學刊物，尤其是新媒體、自媒體平臺，紛紛在第一時間徵集“抗疫詩歌”並推出大量的專輯。在封閉、沉悶、壓抑的氛圍中，“我手寫我口”成為很多對生活具備敏感觸角的詩人的主動選擇，而那些“心急手快”“一吐為快”“不吐不快”的詩人們更是一天數首甚至一天十幾首。我身邊有很多詩人朋友就在第一時間寫了抗疫詩歌——這也是“詩言志”傳統的接力，甚至有的詩作在微信公眾號推出後點擊率高達數萬。當然，也有的詩人朋友非常謹慎而沒有動筆，因為他們有各自“不寫”的理由。在重大社會事件和重大災難暴發的時候，總是敏感的詩人們第一時間站出來。據筆者統計，目前已經有數萬首抗疫詩歌產生，甚至已經有個人抗疫詩集（有的名之為“抗疫紀實詩集”）要在2月份出版，後續的還將有數家出版社推出抗疫詩選，比如四川文藝出版社的《另一種馳援的集體行動——2020年中國抗疫阻擊戰詩選》。
毋庸置疑，“抗疫詩潮”真真實實地到來了！“寫”或“不寫”以及“寫什麼”“如何寫”“寫出的是不是詩”又成了極其緊迫又焦灼的詩學命題和現實難題，由此我又想到了2008年的“抗震詩潮”。在特殊時期詩人從社會公民和良知道義的角度寫詩是必須受到尊重的，這也是詩人不容推卸的責任，但是評價詩歌自有其本體的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當年高達幾十萬首的“抗震詩歌”能留下來的有幾首呢？無論是日常生活流還是巨大事件的歷史時刻，無論是奧斯維辛之時還是奧斯維辛之後，任何一個時間都給詩人設置了難題。這一難題或挑戰，既是社會學層面的又是詩學層面的。當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公眾心理產生巨大波動，當疫情已經改變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在“規訓與懲罰”中，在“抗疫與救助”中，在“真相與輿論”中，人們開始正視生死存亡，每個人都在經受人性和愛心的考驗。與此同時，疫情也考驗著一個國家的應急能力和救援能力，確診的人、疑似的人、死去的人、封閉的人、逃亡的人、驚恐的人、旁觀的人、造謠說謊的人、哄抬物價的人、製造恐慌的人、戴口罩的人、逆行的人、援助的人、穿白衣的人、累倒的人、感染的人、犧牲的人，他們實際上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給了每一個人包括寫作者重新認識生命、人性、疾病以及醫療、民眾、社會和國家的入口。正如當年的馬爾克斯在《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中窮盡了“忠貞的、隱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圖式的、放蕩的、轉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各種愛情可能性，正如加繆通過《鼠疫》（1947）揭示了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動機和不可思議的行為一樣，“抗疫詩歌”以及“災難詩歌”同樣應該最大化地揭示現實、真實以及人性、疾病的諸多可能。
《鼠疫》 加繆 著，劉方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問題來了，在嚴峻的異常時刻我們是應該發聲還是應該沉默？我們是付諸於行動還是訴諸於筆端？我們是該讚美還是該批判？我們是該說出真話還是用假嗓子表達？我們該討伐哪一個真正的宿主？我們該將疫情歸罪於誰？疫情到來的時候你看到了什麼而又沒有看到什麼？我們能說出的和不能說出的是什麼？這是任何寫作者都必須正視的問題，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簡單粗暴地急於表達極其簡單和表層化的“常識”，如果只是假大空地毫無生命熱力更談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熱點寫作”“新聞寫作”，它們註定是無力的、無效的甚至是得不償失的，而從長效的文學閱讀和文學評價來說，“非詩”“偽詩”“劣詩”和“淺薄的詩”“媚俗的詩”“陳詞濫調的詩”都是對詩人敲響的警鐘。詩人的責任既是語言、修辭層面的又是現實感和社會學層面的，對於任何一個總體性的詩人和具有現實感的詩人來說他們都同時維護了這兩個責任和要義。
“這首詩裡有憂心與恐懼/哀悼與痛哭、行動與獻身/更有祈禱和祝福——/東湖之水的碧波盪漾/武漢櫻花的如期開放//如果一首詩是一次馳援/這首詩應該快馬加鞭/但別忘了為它消一消毒/如果此刻母語感染了病毒/一首詩也會呈現新的惡果”。——沈葦《如果一首詩是一次馳援》
在任何情勢下寫作都是“詩歌之內”與“詩歌之外”同時進行、相互砥礪的過程，只有“現實”而沒有“詩”或只有“詩”而沒有“現實”，二者都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會導致褊狹的認知和窄化的表達。尤其是當愈發複雜的疫情和同樣複雜的自媒體輿論並置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同時看到了那麼多差異巨大的資訊、新聞、故事、心態、眼光以及人生觀、現實觀和世界觀。在此時刻，詩歌必須起到淨化和說真話的作用，必須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
“防疫一天，剛進家門/兒子便丟下玩具，興高采烈地撲過來/被我一聲呵斥住/小傢伙愣在那兒，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去洗手間清洗出來/重新抱起他，父子倆啥也沒說//隔離汝身，潰爛吾心/愛，也是一種病毒”。 ——王單單《花鹿坪防疫記》
任何時代的詩人完成的不只是個體寫作，更是公民寫作。也就是作為寫作者來說，這不僅是現實正義和社會良知，而且是詩性正義、語言擔當和修辭的求真意志，“詩人尊重語言的民主，並以他們聲音的音高或他們題材的普通性來顯示他們隨時會支持那些懷疑詩歌擁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實是，詩歌有其自身的現實，無論詩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於社會、道德、政治和歷史現實的矯正壓力，最終都要忠實於藝術活動的要求和承諾。”（謝默斯·希尼：《舌頭的管轄》）這包括寫作者的個人化的現實想象力和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現實和歷史是相通的，個人經驗、即時性見聞和現實經驗應該能夠打通曆史記憶和時代內核。從來都不存在封閉的“純詩”，當然也不能以“現實主義”來規範所有的詩歌寫作者。歷史上有很多詩人都認為沒有一首詩歌能阻止一輛坦克的前進，因為在現實面前詩人和詩歌往往是虛弱無力、不值一提的。“——這不是詩，因為我沒有勇氣/衝下樓去面對這樣的事實”“因為在死神佔據的地盤上/惟有活著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詩”。（張執浩：《這不是詩》）與此同時，我們又不會忘記謝默斯·希尼所說的詩歌又是充滿了各種可能的，包括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詩人的現實責任。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強調嚴峻時刻到來的時候詩人必須是見證者，當然具備與社會對話的及物能力還不夠，一個偉大的詩人還必須具備將個人經驗、即時性見聞和社會現實轉化為普世性歷史經驗的特殊能力，亦即一個詩人應該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象並使歷史復活。
顯然，越是在嚴峻的挑戰時刻，詩歌越會被附加各種社會意義和倫理功能，讀詩的人也總是希望從詩歌中讀出更多的東西，比如“真善美”“微言大義”“社會正義”“時代倫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時候我們忘記了在很多詩人那裡詩歌首先面對的是自我，或者更確切地說詩歌面向的首先是時間本身，而時間在不同的詩人那裡會對應於各自具體的事物或差異性景觀。
“在這個世界，我卑微，我名不見經傳 /像一棵草，低身俯就地/活著，但我也有親人、戀人和仇人/我也有憂愁、歡樂、悲傷/現在我知道，他們/和它們，是我手上的十根手指/腳上的十根腳趾，沒有一根是多餘的//還有這個世界的飛鳥、樹木、泥土/野獸；這個世界的喧囂/龐雜、汙濁、離亂/這個世界的蒼蠅、老鼠、蝙蝠、蚊子、細菌、病毒/它們隱藏著另一個社會，說著另一種語言/身懷另一些我們未知的事實真相/讓我們時常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但緊接著又將柳暗花明”。——劉立雲《你，或者我和你》
也就是說詩人應該將日常生活和現實經驗轉換為詩歌中的個人時間、容留經驗和開放式的“精神現實”，而非對熱點事件、新聞話題和現實生活的表層仿寫和新聞套寫，“只有在意識到危險在威脅我們所愛的事物時，我們才會感到時間的向度，並且在我們所看見和碰觸的一切事物中感到過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詩的見證》）。這不再只是個體時間，而是整體性的現實時間以及歷史時間，由此個人經驗上升為現實經驗和歷史經驗。質言之，文學必須具有能廓清當下的精神能見度。
我們需要的是建立於個體主體性和真實感受力基礎上的“靈魂的激盪”和時間之詩、命運之詩，當然也需要震撼人心的現實之詩、社會之詩。詩歌從時間序列上構成了一個人的語言編年史和總體意義上的時代啟示錄，評價一個時期的詩歌還必須放置在“當代”和“同時代人”的歷史化的認知裝置之中。總之，時下正熱的“抗疫詩歌”不乏優秀的直抵現實、直擊靈魂的作品，也充斥著大量的新聞詩、見聞詩、口號詩和標語詩。詩人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詩歌的“個人功能”“社會功能”與“內在功能”尤其是“語言功能”應該是同時抵達的。詩人既是“現實公民”又是“時間公民”和“語言公民”，詩歌是詩學和社會學的融合體，是時代啟示錄和詩學編年史的共生，因此並不存在純粹封閉意義上的“純詩”和“現實主義的詩”。很多時候人們習慣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會學層面的“現實主義”框架內，但我們對“現實”“現實感”“現實主義”的理解應該是歷史化、多元化和開放性的。杜甫真正開創了詩歌中的現實並且是現實書寫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的詩歌是“詩史”。當下的疫情和現實已經空前複雜，這對漢語詩人提出了新的挑戰，當代詩人“向杜甫學習”“向現實主義傳統致敬”不應該成為空談和口號，應該像當年的杜甫那樣真正地理解生活、感受生活以及想象生活、再造生活，通過必要的過濾、提升和轉化，在真正意義上把現實轉化成歷史。這才是當代人向杜甫致敬的真正動因，而杜甫是我們每個人的“同時代人”，真正的詩歌精神永遠不會過時。
1942年，偉大的哲學家和作家加繆在日記中說：“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2020年，我則記住了居住在雲南大理的詩人潘洗塵說的一句話——“要有光”，而文學和詩歌就是這一偉大的發光體！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20年2月10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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