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山東又稱齊魯大地，山東人在外有豪爽、好客、山東大漢之說。其實從3000多年前的周朝開始，齊魯大地上分佈著若干個小的諸候國，到西周後期，特別是進入春秋戰國以後，一些小的諸候國逐漸被大國所滅，形成了以魯中山區為界的南北大兩個國——齊國和魯國。
當初周武王伐商成功以後大封諸侯，其中將以曲阜為中心的地段分封了武王之弟周公；把山東東部營丘一帶封給了姜尚。兩人在就國之前有過一次閒談，據《呂氏春秋•長見》記載：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大致意思是說：姜尚與周公兩個人的關係不錯。姜尚主張以“尊重賢人、崇尚功績”治國，周公主張以“親近親人、崇尚恩愛”治國。姜尚說按你的思路以後魯國會衰敗的。周公說，魯國可能衰敗，齊國命運也未必長久。以後各自按其治國理念運行，齊國到24世時被田氏取代，魯國多齊國多運行10世，最後為楚所亡。
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在運行過程中形成了天壤之別的結果，下面筆者分別從兩國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四個方面進行對比闡述。
一、信仰及價值觀的取向
周朝在完成了政權更迭以後，周公並沒有親自到魯國，而是委派其子伯禽就國，自已留在了西岐協助武王，進行了大量的制度建設，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周禮”，周禮是一套龐雜的制度體系，上至軍事、政治，下至衣冠陳設，這些制度的中心思想就是本著忠、孝、信、義原則，目的是“明貴賤，辯等列，順少長”，明確各級各類人員的地位、職責、權利和義務，要求各類人員在周禮的規範下生活勞作。武王去世以後，成王年幼，周公又輔佐成王幾年，直到成王長大親政。這段時間又是周公鞏固和大力推行周禮的階段。因此周禮在各諸候國中得到很好的執行，而魯國更是其忠實的繼承者和踐行者。由於魯國與周王室的特殊關係，魯國在物質上和政治上又享受一些特權，其中就包括魯國也可以行天子之禮，允許其“郊祭文王”等。周文化的教化作用在魯國得到完美體現，滲透到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魯人行事唯恐逾矩、越禮。
周禮忠城的踐行者、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闡講和提倡周禮的主要代表。在價值取向上，他代表了春秋之前重義輕利的主流思想。他在不同場合曾言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義以為上”。
認為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是不齒於言利的，相對於利益來說，仁義要重要的多。孟子作為儒家主要繼承人也秉承了重義輕利的思想。在《孟子》中有如下記載：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如果君臣、父子、兄弟最終喪失仁義的品德，心懷功利的心思來相互合作的話，不可能不滅亡的。在這種重義價值觀引導下，魯人把取義上升到為一個衡量道德的標杆。在一次齊國攻伐魯國的的戰爭中，一個婦女帶著兩個孩子，本來是抱著小的領著大的，看到成隊的軍兵到跟前，就把大的抱起來，放下小的。齊兵看到以後，就覺得奇怪，問她為什麼這麼做。她說，這個大的是我大伯哥家的孩子，小的是我自已的孩子，在大敵來臨時，我保護別人的孩子，是處於公義，而我自已的孩子則是私愛，我怎麼會因為私愛而放棄公義呢。
表現在倫理觀上，《禮記•王制》以及儒家大師的有關言論中提及：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車從中央。”“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
魯國人也是恪守的。魯宣公的女兒伯姬嫁給了宋共公，七年以後共公去世，伯姬守節30多年，一天夜裡，伯姬房中失火，家人勸她趕快出逃，她因為“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的禮訓拒絕出屋而死。另外柳下惠、魯男子的行為也為當世所崇。
作為周王室的齊國則是批判地接受並消化周禮，並有所發展。齊國雖然也具備周禮中吉、 嘉、軍、賓、兇五種禮俗，但能夠因地制宜，因時而變，呈多元化狀態，所以風氣更加開放。在對待義、利上，主張利益、仁義並重。齊相管仲認為：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只有人們滿足了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才能提高道德水平。在這點上，倒與後世西方馬斯諾等人提出的人的五層次論有相似之處。在名節上注重立大志，重大節，以為國建功立業為重，不拘泥於個人的小節小恥，犧牲小我以完善大我。所以齊人有爭名逐利的衝動和慾望。
在倫理上齊國也沒有魯國那麼嚴格，《詩經•齊風》就有兩篇專門描寫男女私會的記載。《史記》中也記載了齊桓公與其姑表姐妹之間私通的事。在婚娶過程中也不象周禮要求的那麼繁瑣。另外在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遵守上也很寬鬆，齊國女人開拓自立，且屢有象緹縈、鍾離春等智勇女子出現。
在學術討論與影響上，齊國謖下學宮聚積了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 慎到、環淵等各家學派70多人，可謂百家爭鳴、學派林立。在尊賢尚功思想指導下，齊國統治者召納天下英才，廣開言路，思想特別活躍。
魯國表現為儒學為尊、一家獨大局面，思想領域相對單一。在這種主流思想支配下，其他學說、思想文化在魯國是沒有市場的。
�二、工商型經濟與農耕型經濟
姜尚立國之初，齊地原為未開化的東夷族所居，“地舄鹵，人民寡”，意思是鹽鹼地，居民稀少，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因此姜尚採取了“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的措施，利用東靠大海的地理優勢，開發魚鹽產品，通過打魚製鹽進行販售以獲取利潤。還有就是開展手工業和商業以彌補農業的不足，同時對鹽鹼地又進行治理，慢慢將農業也發展起來。到桓管時代，又按士農工商幾個不同的行業劃分了行政區劃，在原來魚鹽基礎上，又大力發展了製陶業、冶鐵業、皮革業、紡織業，對來往各國的客商採取減免關稅、免費提供食宿等優惠措施，豐富的商品和八方雲集的客商為齊國帶來豐厚的利潤，而經濟的繁榮又奠定了齊桓公稱霸的雄厚基礎。到戰國時期，齊都臨淄形成了人口35萬左右、人民生活富足、人擠人、車碰車的繁華大都市。在消費理念上齊人尚奢，齊相管仲就是奢侈的首倡者。不僅自己生活奢靡，還將奢侈上升為政策高度，提倡人們也要仿效。管仲提倡高消費的目的在於刺激生產，發展經濟，調動人們生產積極性，充分利用人們普遍趨利和攀比的大眾心理，達到大力發展經濟的目的。在普通民眾生活中，一個普通宴會也要搞到很大的排場，而且特別注重厚葬，以厚葬水平來顯示子孫的孝德。這種奢侈的消費風氣影響久遠，及至漢代，齊地的奢靡之風依然存在。甚至到現在，山東人待客也喜歡搞上一大桌子菜，一是表達對客人的重視程度，二是也有好面子、誇富之嫌，特別是喜酒宴上，菜品食用量達不到30%，大量的精美食物在客人走後被浪費掉。
魯國封地在殷商時代是有經商傳統的，有記載記述，當時有農民在冬閒時期用牛車載著貨物到遠方去經商，以贍養父母的記錄。伯禽就國後，採取抑商重農政策，引導當地民眾從事農桑生產。當然魯國地處平原，土地肥沃，也適合發展農業。不過長時間的單一農業經濟也使魯國積貧積弱。所以在消費觀念上，魯國提倡當時的主流理念——動不違時，財不過用，提倡節儉，反對奢華。特別是到了魯國衰落時期，公室和上層社會也公開提倡節儉：以至於出現魯之相國孟獻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 出不從車”的窮困景象。
魯人循禮守舊，始終秉承保守的守業觀，是農業社會的典型，明顯落後於齊國先進開放的工商型經濟。因此魯人在先秦典籍中都是以窮人的形象出現，並拿來與他國做對比，如《列子•楊朱》中便講到 魯國的原憲非常貧窮，而衛國的子貢做生意非常富有。
三、任人唯親和任人唯賢的兩種不同政治制度
在用人上齊國由於秉承選賢任能原則，所注重的是人才能力，而不拘泥於是否與宗族血緣遠近，只要能為國建功立業就大膽啟用。象管仲、晏嬰、甯戚、孫臏、淳于髡均不是齊之近親，有的出身甚至很卑賤，但在齊國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做出不同凡響的貢獻。而魯國統治者信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理念，大權始終掌握在周公後世子孫手中，其他人員很難介入到統治階層。
這兩種不同的理念不能一概而論哪種絕對好，哪種一定不好。在建國初期，魯國這種父子相承的做法還是與當時政治形勢相適應的。所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有助於形成強大的凝聚力，政令統一。但經過若干世以後，其間的血統關係漸遠，旁支所分到的田產越來越被稀釋，嫡長子與庶子之間的地位、利益差距巨大，也必然引起強烈的矛盾紛爭。另外一代一代的優厚生活條件，也易養成貴族子弟不思進取、理念陳舊、思想狹隘的習性，導致發展遲緩、不斷落後的局面。而齊國這種廣開政門，大膽用人的方略對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確實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其實踐過程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這種主賢臣能的格局有個前提條件，就是主要賢能，有足夠強大的駕御能力，可以把握大局，不致大權旁落。到戰國初期，由陳國早年遷入的田氏家族，在姜氏治理不利的情況下，利用其雄厚的財力實行親民攻略，同時製造姜氏、國氏、田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最終取而代之。從齊國與魯國的長期運行過程中來看，無論採取哪種任人方式，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主必須具備德、能兩個方面的綜合能力，畢競國君的利益和權力在一國中是最大的，這本身就有強大的誘惑力，如果沒有足夠的駕御能力，大權旁落的情況則有很大的發生概率。不僅齊國如此，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各諸候國內頻頻發生臣弒君、權臣換君的情況，魯國也免不了三桓之亂這種情況發生。
四、軍事
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齊國統治者很明白強者生存、落後捱打的道理，把軍事建設當做一項基本國策來對待。齊國的軍事文化是系統的，姜尚本身就是一代大軍事家，在武王伐紂過程就立下不朽功勳，並且著有全面論著戰爭思想的《六韜》，可謂兵家之始祖。後來的管仲、孫武、孫臏、司馬穰苴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軍事家或理論家，主要軍事著作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和《司馬兵法》等，對後世軍事發展起到深遠的影響。在先進的軍事理論指導下，齊軍贏得了與魏國的“馬陵之戰”、“桂陵之戰”，圍魏救趙的故事久盛不衰。公元前286年的一場滅絕宋國的戰爭也讓齊國的軍事實力達到一個高峰期。之後田單復國的各類軍事奇計也多為人稱道。但最後田建執政以後，聽信各類奸佞之輩讒言，不修武備，才使得秦軍輕而易舉地消滅齊國。
孟子認為“春秋無義戰”，孔子又認為：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所以魯國是討厭戰爭的，在武備上也少有建樹。魯國處在晉國、齊國、吳國、楚國夾縫之中，中間又無山險與河阻可屏，經濟落後，軍事薄弱，在立國之初，靠著周天子的威儀，地位和經濟自然很有保障。但從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都自顧不暇，自然不會罩著這位遠方親戚。所以齊國強大了，它追隨齊國，晉國強大了，它追隨晉國，最後終於沒能抵擋楚國的進攻而滅國。
結語
在整個周朝800年的漫長髮展進程中，前半場周朝統治者實行分封制，建立了以宗親、功臣為主的統治集團，各諸候國內也相應地一級級分封，這種大家長式的宗親與行政權力相結合的統治形式，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況下是適應的。魯國作為周天子的近親，也作為天下諸候的表率，在制度文化、經濟地位上是當時的佼佼者。處在地寡人稀東垂的齊國，也不得不對魯國甘拜下風；隨著三百多年發展，原來的嫡親漸離漸遠。周天子對各諸候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在各諸候國內部，也出現很多公卿分權、以下犯上的事件。特別是周平王東遷以後，周天子僅作為名義的統治者存在。多數小的諸候國被兼併，大諸候國也產生分裂，可以說誰的拳頭硬，誰家經濟軍事力量強大，誰就有發言權。齊國首先開創爭霸事業，勢力弱小的魯國不得不仰齊之鼻息生存。最後都直接或間接被勢力更加強大的秦國所滅。
只能說，各國政策和方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有其合理性和適應性，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了，就會促進各方面的發展，跟不上潮流了，其治國理念就成為阻礙歷史發展的梏輊。
之所以以仁義治國為中心思想的儒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沒有兜售市場，而在漢唐宋明時代就被奉為治國精典，倍受推崇。只能說明了，處在亂世之中，誰能以最快的速度發展經濟和軍事勢力，並牢牢地控制國家權力的話，誰就能脫穎而出，成為勝利者。在和平環境中，為了長治久安之計，必然要在制定基本規則的同時，通過各種手段，培育民族文化，推行經濟、軍事、文化並重的治國理念才能適應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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