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家黃桂元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從小就被視為“根紅苗壯”，周圍接觸的多屬“物以類聚”，對於那些因出身“原罪”而噤若寒蟬，因政治原罪而家破人亡的悲劇比較隔膜，缺乏感同身受。
但我還是被驚嚇過。
那年剛進中學，一個下午我見黑板下面空著，隨手用粉筆畫了只齜牙的狗，正畫著，就聽背後有人大叫我的名字：黃桂元，你好反動！
我驚回頭，看到的是排長的一雙怒目。
那時中學模仿軍隊建制，班集體為排，年級為連，排長就是這個班的學生頭兒。排長的父親是老工人，出身苦大仇深。排長手指戳向黑板厲聲質問:“領袖像掛在上面，你畫狗，嘛意思？”
說著拽我去見輔導員張老師。
張老師是位歸國華僑，身子瘦瘦巴巴，對學生活動總是聽之任之，近乎軟弱。
張老師聽了排長的報告，低頭不語。
我傻眼了，開始抹淚。
張老師忽然抬起頭，操著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問我，聽說你父母都是老紅軍？
我嗚嗚哭著，說是。
張老師又用商量口吻徵求排長意見，老紅軍跟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說老紅軍的孩子反動，不太可能吧？
排長緊咬嘴唇，遲疑著點點頭。
張老師又說，黃桂元同學也要多注意，不要再亂寫亂畫了。
本人比黃桂元年長一歲，中學時代社會環境一致。他犯錯誤時幸運地遇到了張老師，免於受罰，以至很久之後還感慨萬分地說：“永遠忘不了張老師和善的目光。”可是，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犯錯誤時遇到了另一位老師。
當時我所在的中學按照“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全國統一部署，併入一座山城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分校”。
“勞動大學”，顧名思義自然以勞動為主。年僅14歲的我，對高強度的農業勞動實在吃不消，感到苦不堪言。當然，如果要做自我批評的話，還是頭腦中有“活命哲學”“享樂主義”作祟，別的同學能夠“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以勞動為榮，以勞動為樂，你為什麼就沒有這個覺悟呢？
為了逃避勞動，我挖空心思策劃了一個“陰謀”——仿照父親的口吻，編造了一封信請同學在異地代為投遞。信上說：“你媽媽最近生病，想你呢，能否請假回家看望一下？”
收到“來信”後，我寫好請假條附上，遞交給“連”裡。
不料，不但沒有盼來可以喘息的假期，反而被“連長”李老師火眼金睛識破這是一封“假信”。
李老師原則性很強，要不然怎能勝任“連長”之位?他果斷組織了對“假信陰謀”小團伙的公開批鬥，以儆效尤。我和被我連累的兩位同學，不得不站在臺上接受革命師生的憤怒聲討，不得不在大庭廣眾之下言不由衷地表示知罪和悔罪。
幾十年過去了，對於這件“奇恥大辱”，我一直耿耿於懷，將它作為中學時代的標籤藏在心裡，很少參加中學校友的聚會，從來不與校友們一起去拜訪已經80多歲的李老師。
也許是我太小心眼了，以至深受這樣一個假想的折磨：如果黃桂元遇到的是堅持原則的李老師，我遇到的是善良的張老師，各自的結局會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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