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讀世界名著《浮士德》，這部作品極為厚重，構思和寫作貫串了歌德的一生，從1768年開始著手直到1832年完成，一共64年。德國工匠精神在文學上的典範，著作構思宏偉內容博大精深，氣質無可比擬，融合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成就。
詩人翻譯詩人
看了看《浮士德》的中國第一版是郭沫若翻譯的，語言溫和優美有詩意，詩人翻譯詩人作品，是上乘之作。
同樣一段詩，看郭沫若翻譯的，會感慨一下大可不必有後面六個版本的翻譯。
《浮士德》“獻詩”
（郭沫若譯本）
浮沉著的幻影喲，你們又來親近，
你們呀曾現在我朦朧眼中的幻影，
在這回，我敢不是要將你們把定？
我的心情還傾向在那樣的夢境？
你們逼迫著我的胸心，你們請！
儘可雲裡霧裡地在我周圍飛騰；
我的心旌感覺著青春般地搖震，
環繞著你們的靈風搖震我的心旌。
你們攜帶著歡愉時分的寫生，
和些親愛的肖像一併來臨：
同來的初次的戀愛，初交的友情，
好像是半分忘了般的古話模稜；
苦痛更新，又來把人提醒
又提醒生涯中走錯了的邪路迷津，
善良的人們已從我眼前消盡，
他們是被幸運欺騙，令我傷神。
聽過我前部的靈魂
聽不到我後部的歌詠；
往日的歡會，久已離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當年的共鳴，
我的歌詞唱給那未知的人群諦聽，
他們的贊聲適足使我心疼，
愛聽過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離散在世界的中心。
寂靜森嚴的靈境早已忘情，
一種景仰的至誠系人緊緊，
我幽渺的歌聲一聲聲搖曳不定，
好像是愛涅魯司琴絃上流出的哀吟，
我戰慄難任，眼淚連連湧迸，
我覺著和而嫩了呀，硬化的寸心，
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
那久已消失的，又來為我現形。
起因是這樣的，1919年五四運動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現階段的作品滿足不了群眾要求的矛盾。讀者萬良浚在1922 年 7 月 1 日《小說月報》就提出可以翻譯《浮士德》《神曲》和《哈姆雷特》等經典作品。大翻譯家鄭振鐸曾先生在同時期的雜誌上答覆過翻譯世界名著有“不經濟”。大翻譯家的話可以看做是當時的翻譯權威意見，主流意見。
在翻譯《浮士德》的態度上，郭沫若不畏權威、鐵骨錚錚
茅盾以同樣觀點答覆萬良浚說：“翻譯《浮士德》等書，在我看來，也不是現在切要的事；因為個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紹給群眾，則應當審度事勢，分個緩急。”不經濟的意思就是現在還沒有讀者基礎，要審時度勢，這批世界名著應該晚一些翻譯，說簡單點就是還要兼顧經濟利益。
郭沫若在1922年剛翻譯過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並且出版。他創作的題詩傳誦一時，成了名詩：“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的至潔至純。”
在關於《浮士德》翻譯的問題上，引發罵戰。郭沫若一篇長文《論文學的研究與介紹》，矛頭直指文學研究會的領軍人物茅盾。意思就是無論在什麼時代，翻譯家翻譯作品都非常有必要的無論對於何項讀者都是經濟的，為什麼說別人要翻譯《神曲》《浮士德》《哈姆雷特》等書，便能預斷其不經濟沒有必要，並且會盲了什麼目呢？
建國後，郭沫若和茅盾一起為齊白石頒發和平獎
茅盾就從專業上回擊反駁：“郭君這段議論，解釋主觀一面的翻譯動機，誠為詳盡，但是我們再細一想，就要問翻譯的動機是否還有客觀的一面？換句話說，我們翻譯一件作品除主觀強烈愛好心而外，是否還有‘適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時弊’等等觀念做動機？……對於文學的使命的解釋，個人可有個人的自由意見，而且前人、同時代人，已有過不少的爭論，我是傾向人生派的。我覺得文學作品除能給人欣賞外，至少還須含有永久的人性和對於理想世界的得勁憧憬。”
其實郭沫若翻譯《浮士德》不是心血來潮，為了反對茅盾來證明自己。在郭沫若和宗白華、田漢的交流中，早就把第一個要翻譯的外國作家鎖定了，就是歌德，於是先從較簡單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著手翻譯。他們想聯合起來成立歌德研究會，對歌德進行深入研究，甚至立志要把歌德的一切名著傑作譯介到中國來。因此，郭沫若與表示不著急翻譯的茅盾針鋒相對。
郭沫若認為歌德所處的“狂飆突進”的時代，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較為相似，歌德的思想及其創作正好適應當時反帝反封建的時代要求。
《浮士德》第一部翻譯出版後，在我國青年讀者中掀起了“歌德熱”。不少知識分子特別重視“浮士德”和“浮士德精神”，主張用這種精神來改造中國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茅盾代表的一批專業翻譯家徹底服氣，當初發表什麼“盲目的翻譯”和“不切要的翻譯”等言論被證明是錯誤的，讓自己的聲名也受到影響。而郭沫若《浮士德》翻譯的成功，也確立了郭沫若在外國文學翻譯領域的地位。
《浮士德》是歌德的宏篇鉅著，儘管如前文所說郭沫若之後有周學普、錢春綺和綠原等人再版翻譯，但作為首個翻譯《浮士德》的郭沫若，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的勇氣，是值得人們欽佩的，也是之後《浮士德》的翻譯家無法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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