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數長達二百餘年的明朝更迭，"正常"父子繼位的不少，但其中也不免有"特殊"的上位者，如"奪"而上位的成祖，有二次復辟的英宗，其中最特殊的上位者，或許還是那位可謂"天降帝位"的世宗了。

其實後世對世宗的評價比較複雜，站在不同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不能單從"好與壞"去一概而論，尤其他在繼位初期和後期似截然不同的統治理念，（或稱統治手段。）更是為人所難以理解，單從年紀這一點去判斷，未免有失偏頗。

因為就以人性而言，一個人出現較大的轉變，尤其是如此翻天覆地般的轉變，絕對不是因為年長而心軟或愚昧可以解釋的，一定是長期以來對一些事態有著潛移默化的看法，或者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而引起的。

世宗嘉靖帝影視形象

而這件事（看法），很有可能就是繼位之初與"朝廷"（其實是以大臣們為主）的"大禮議"之爭有關。

從表面上看，所謂"大禮議"只不過是君與臣之間的"祖本"之爭，或者簡單說，就是在爭論"父親"的正統問題，但是，對於古人（中國傳統理念）來說，"祖宗家法"大過天，"正統"問題更是超越了其本身的意義，表現的是一種對皇帝的統治君權的認可，可以這麼說，只有認可皇帝之生父為"尊"，才算是真正承認了帝位的"正"。

如此<strong>，筆者其實看到更多的還是"大禮議"背後，比之"正統"問題更為深層次的"真相"，那就是隨著宋朝終結而終結的，所謂"君與臣共治天下"的"儒禮"的"復辟"。

簡而言之就是明朝在歷經腐化期（本文以大齡先生為明朝劃分的時期為依據，腐化期大致為英宗正統七年到武宗正德十六年。）之後，好不容易迎來一位"選"出來的"優秀"繼任者，此時的大臣們希望有機會重現當年宋時"君與臣共治"的風采與崇高地位，其實說白了就是想與君"權利平等"，共同統治國家。

物極必反之慎重"選"出來的"自己人"

自春秋戰國時期，孔子開創"儒學"以來，到漢時"獨尊儒術"起，"儒學"一直被歷朝歷代所推崇並應用著，尤其在結束了百年戰亂一統天下的宋朝時，更是因為種種原因，把以"儒學"為"內核"的"文臣"給捧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且不說宋時文臣的要權有權，要財有財，身兼數職，同領數份"工資"的"崇高"地位，就說一介"白衣"的文人學子們，都是百姓心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尊敬所在，妄論連上朝時拜而不跪，以及"不殺文臣"的鐵律更是讓"儒派"文臣掛上了免死金牌。

“一人之下”的范仲淹

<strong>但所謂萬物規律一般都是"盛極必衰"，極盛之後，元朝時的"儒派"文人，卻落得個"十儒九丐"的塵埃地位。

直到明朝的建立，期望改變社會地位的文人，積極幫助太祖建國，希望可以憑此"迴歸"，但無奈，此時期的太祖、成祖，甚至其後的仁宗、宣宗都好，他們是非常尊重文人，也重用文臣，但也是隻把此作為一種強化皇權統治的"制衡手段"，而不是"平等共治"的"迴歸"。

<strong>此後的明朝陷入腐化期，更是君王平庸、荒誕，至使"奸宦"當道，國家不寧，百姓苦不堪言，文臣更是被隨意捏扁搓圓的耍弄，心灰意冷之下，在"最愛玩"的武宗去世之後，眼見於其既無後嗣，也無同父兄弟，更是一份像樣的"遺詔"也沒有，但國不可一日無君，自然需要"選"一位"合適"的君王繼承王位。

鑑於此"天大"的良機，沉寂已久的"文臣心"，自然也開始欲煥發光彩，尤其從能力而言，以楊廷和為代表的內閣"成員"們，不管是在威望上，還是實際的"治國能力"都是極為強大的存在，自然會趁此機會想試一試"君與臣共治"的"儒臣"巔峰。

楊廷和影視形象

於是以"祖宗家法"的血脈遠近聯繫為依據，更重要的是根據他們的"理想"而綜合選擇了一位有"明君"潛質的君——世宗。

其實歷來後世對"人選"的問題，總有這樣、那樣的各種見解，要麼就是對所謂"血統"的怎麼"算"而有其他的說法，但在筆者看來，這"君"的選擇，說白了就是一種"最強方"的利益選擇罷了。

作為當時勢力"最強"的文官集團來說，以"正統"論人選也好，以"祖宗家法"論也好，其實都是覆蓋在"利益"二字上光鮮亮麗的"皮"，內裡就是想選一位最大可能"站在"他們利益面的"君"。

如《明史》有載定"人選"時的"說法"為：

"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群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

以及在世宗繼位"空"出來的三十七天內，所作出的似"革弊"，實則平衡各方的"穩定"舉動，其實都可以看出在當時，雖各方勢力錯綜複雜，但實則文官集團的勢力是最為強大的。

但許是此前數百年一來，文官集團都被壓制地"太過"，如楊廷和一般的文臣們其實對於此"天大良機"的把握，尤其是時間上的緊迫，不免在"安排"上就略有缺失了，也正是此"缺失"為後來"大禮議"及其本身的悲慘遭遇埋下導火線。

"缺失"之因有二：

1. "祖宗家法"選人的理解偏差：

首先，楊廷和對於以"祖宗家法"中"兄終弟及"的理解本身就大有問題，誠然，以"兄弟"為血脈依據來說："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這種說法"倫序"是對的。

但是這裡這裡有個"大錯"，就是這是針對"同父兄弟"定的標準，所以，相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採用過繼"兒子"，用武宗"嗣子"的身份繼承地位才對。

再來，<strong>對於"人選"而言，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們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繼位者"，也就是"繼統"人，但其實"繼位"還有一層含義，就是"繼嗣"，但是他們選世宗時，卻只把世宗的"身份"確定為"繼統"，而沒有區分這二者，如此就為後來的"大禮議"的宗係爭端埋下"由頭"。

2. "手段"軟綿之"殤"：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被"儒學"教導的文官集團，

看似為當前穩定朝局的"最佳"行為，實則削弱了文官集團的勢力，間接促使後續"大禮議"中的節節敗退之局。

雖或許有"人選"的"信心"作為底氣，但實則這種"天高皇帝遠"般的"調查"或是"風聞"而得來的"肯定"，本就風險較大，遇到名不副實的平庸者還尚可"控制"，但倒黴地遇上"天才"世宗，那就是"送人頭"的作死之選了。（出於"利己"，楊廷和等人肯定是風聞世宗"人品"才定下的，而不是什麼"祖宗家法"。）

有志氣的"明白人"與雄心勃勃的"聰明人"

其實要說文官集團們對"人選"的眼光，還是真的好，終其世宗一朝單從治國之能而言，歷數明朝歷代帝王，世宗其人算是"英明"的。

後期“修仙”的世宗嘉靖帝

正如嘉靖初期的新政一般，基本文官集團想要的種種"革弊"之政，大展拳腳的"空間"都給予了他們極大的"發揮"。

不管是他們喜聞樂見的"徹底"限制與懲治宦官集團，至《明史》載：

"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

還是"解決"冗官冗員的朝廷痼疾，如把正德時期在冊的約三十七萬餘"官"，查革清退至十四萬八千七百餘人；

以及對"圈地"的大力懲治，如世宗下令要求：

"勘正德間額外侵佔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

如此等等"條例"，其實大多都是以臣下上書，而君"採用"下令的形式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顯示文臣們所希望的，"君與臣共治"的"最高理想"國家統治模式。

但是，"好景"不長，其實所謂君臣之間關係的"蜜月"，雖見於嘉靖初期"聯手"推行新政，看起來十分和諧，大有當初宋時之"共治輝煌"。

<strong>但實則，從世宗繼位的那"一刻"直到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的成書、付印到刊佈天下，頒佈"敕定儀禮諸臣之罪"後，才讓文官集團明白何為"美夢破碎"之感。

正如從一開始的"缺失"的疏漏一般，放在平庸"人選"的眼中，當然沒什麼，但是世宗作為"天降帝位"般，雄心勃勃地希望幹一番"大事業"的"聰明人"而言，就是一次借用"大禮議"為"殼"，實則為絕佳爭皇權的"機會"。

<strong>所以先是從登位前"一刻"，就抓住"漏洞"，要求以皇帝之禮入城、登基，而不是以大臣們"備好"的"繼嗣"之太子之禮入城、登位，而登基第四天就"急忙"拉上生母蔣氏為其"爭禮"，（其實就是以"避位"為要挾，加快尊"父帝"之大禮。）再兩日就立即下詔議"父帝"的祀典與尊稱。

正是如此雷厲風行的舉動，加上生母的"加持"，如此在與群臣的"角力"中佔了先手上風，更是以"提拔附庸者"論禮，來分化、削弱文官集團，使之兩派爭鋒相對。

隨著"左順門跪伏"事件地血腥"清洗"，使兩派之間的矛盾得以激化至最盛，此事件不但使文官集團"最強"靠山楊廷和黯然離職，還連累約二百二十餘民官員，下獄有之，充軍有之，奪俸有之，廷杖更是多達一百八十餘名，杖死者也高達十七人。

直至最後的世宗頒佈"敕定儀禮諸臣之罪"，算是以世宗"勝利"而暫時落下帷幕。

太廟

但此後十數年世宗不遺餘力、孜孜不倦地更定祀典，表面上看是為了把"父帝"徹底納入"正統"的宗系、帝系之列，但實則是以"正統"的形式"昭告天下、祖宗"，去強調、強化自身的皇權統治。

之所以要更定祀典，還是因為"正統"二字，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有把自己的"帝位"擺正了，才能更好地行使皇權。

從明朝建國開始，最開始太祖遵循古禮（其實就是"儒禮"的延伸、傳承。）

"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

而後因洪武十年，水患不止，於是改為合祀於大祀殿，並奉其父仁祖配享天地，後建文帝改奉太祖配享，仁宗時又以太祖、太宗並配。（其實就是根據"儒學"中"復禮"之"周禮"的昭穆之序。）

“昭穆”體系示意圖

世宗為了"正統"，開始著手"改規矩"：

第一步：就是把合祀改"回"天地分祀，把太祖"獨配"，這樣就可以空出"餘地"活動一番；

第二步：把祀典之"人"改為先師孔子祀典，實際上就是為後期"塞父帝"落下冠冕堂皇的表面"功夫"，有了孔子這位"大成至聖文宣王"的"降位"的先例，為此後的"行為"做依據；

第三步：就"太廟"一事，先退一步，另立世廟祀"父帝"，而後借用太廟毀於火災的"天災預警"大修九廟，恢復同廟異室之"祖制"，正式把"父帝"奉入太廟之中，坐實了其乃"正統"。

"權利"巔峰之爭——"皇權"VS"儒禮"

其實自漢時"獨尊儒術"之始，歷代皇權與"儒禮"之爭屢見不鮮，但始終皇權佔據相對優勢，直至宋朝因為種種原因，使得數百年來一步一步把"儒禮"為代表的文官、士大夫、學子等推上幾乎與君王平等的"最高之位"，實現"君與臣共治"之景。

經元朝的"天堂落到地域"的打壓，再歷太祖至宣宗時期的皇權強化，終於看到可以"共治"曙光的文官集團，如何不心生希望之感？

但他們錯了，時至今日還夢想著以"儒禮"壓制、規範、約束皇權，以達到"共治"之景，實屬"痴人說夢"。

世宗在使用諸多"手段"一步步把"儒禮"打入塵埃，不僅剝奪了先師的"王位"，還反使其祀典改制、降等，就是為了宣誓著皇權的"至高無上"之威儀，其有言：

"君父有兼師之道，師決不可擬君父之名。"

正是如此。

結束語：

其實說到底，整個明朝歷代，不管君王如何英明或平庸，亦或荒誕都好，自太祖建國的種種措施的制定之始，就意味著終其一朝對皇權的"維護"。

<strong>而看似君與臣"平衡"的嘉靖朝一般，開局佔上風的文官集團（畢竟皇帝選誰是"文官"說了算。）想要"復辟"宋時地位，卻偏偏遇上"英明"君王世宗，所以註定失敗，終其一朝皆淪為其手中"木偶"。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的所謂"大禮議"之爭，看似為"祖宗家法"的尊"父帝"之爭，實則背後的"真相"，就是皇權與"儒禮"地位之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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