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世界银行和胡润财富榜上公布的中国中产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12——50万之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这一标准并不难达到。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调查一下身边达标的中产人群，会发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大部分人对生活充满着抱怨和焦虑，并不认同自己的所属阶级属性。
调查结果显示，阶层意识不单单是由一个人的收入以及资产等因素所决定的，它除了取决于这个人的学历、职业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父母的收入、资产、学历、职业等诸因素的影响。甚至，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兴趣、幸福感、家庭关系等也深深地介入到阶层意识的形成过程中。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他的《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里，指出上个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曾经催生出所谓的“新中间层”，但随着经济增长步伐的放慢和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其中有动力由“中流”向“上流”上升的人群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的年青一代源源不断地向下流动，滑入到“下流行列”之中。（本文所说的“下流”是指意识形态，无关阶级所属。）
三浦展将对“中流”缺少意欲的人，从“中流”中脱离出来的人，或者从“中流”跌至更低水平的人，统统归到下流阶层----个新社会阶层的的分类里。
这让我们不禁要思考：阶层分层和阶级固化仅仅是因为社会积聚起来的财富和资源不能合理分配导致的吗？是不是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更个人的原因呢？
01
今天，你“下流”了吗？
前段时间，90后想退休上了热搜，引发全民热议。
20——30岁的90后，明明正是体力、智力、创造力满血的状态，本该迎来人生的巅峰，但明显缺乏生活热情、学习意愿的他们早早的退出了社会竞争的体制，堕落成为社会的弱者。
一个原因是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虽然期盼着经济收入升高，并且消费欲求不低，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追求阶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群都是中流阶层，在这样的境况中，继续追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追求社会所有人群“中流化”便失去了价值，于是人们开始追求对自己来说最舒适的生活、最合适的消费---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提高，因此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不再谋求更进一步地缩小贫富差距。
总的来说，就是只有少数人对将来收入增多仍怀有期望，而大多数人却对将来收入增多毫无期望。
“宅”、“佛性”、“自由派”成为这类年轻人贴在身上的标签，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其结果直接导致收入很难得到提高，单身的比例也极高。在这类人群中，疲疲沓沓走路、松松垮垮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这样的生活态度毕竟来得轻松些。
为什么人类要不断攀登险峰？是因为期待着险峰之颠有令人惊奇的美景。倘若已经攀登至七成的高度，并且明知险峰之巅根本没有什么美景，而七成高度的地方却是山花烂漫、乱云飞渡、美不胜收，那么谁也不愿花费气力去攀登峰顶。
“下流”阶层的不求上进就跟登山是一个道理。
年轻人热情低下的另一表现是对组建婚姻和家庭的抗拒。大数据显示，年青一代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度年年降低，结婚率创新低，离婚率反而年年上涨。
“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为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三浦展一语道破了“下流社会”形成的背景。
现在30岁上下的一代人由于少年时代物质生活过于丰富了，踏上社会之后，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有可自由支配的金钱和时间在不断减少。今后他们还将结婚、生育，对将来的消费生活仍能保持不变甚至不断提高根本没有信心，因而其阶层意识一味跌落。
所以也许可以这样断言：现在这个时代敢于结婚的人，或者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或者便是对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和规划的人。收入平平的普通人，已经不可能一面心平气和地期待着今后收入稳步提高，一面循序渐进地结婚、生育，为自己描绘一幅美丽的人生画卷了。
02
亲，“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生活”是一道人生咒语呀
80后的大军“向往有趣的人生”，大学毕业后不愿被工作约束，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偶尔通过朋友或网络接接活，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享受着旅游的快乐。
步入30岁后，虽然在父母的催促下结婚生子，但孩子的保姆费、奶粉钱全都由父母负担，育儿的重担也扔给双方父母，夫妻两人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的“独异性”生活，对未来即无任何规划，也没有担当起家庭支柱的责任感。每当经济上发生窘况，就寻求父母的资助。
十年以前，大军夫妇被称为“啃老族”，受到全社会的制作批评；而现在这种“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的生活”被舆论美化为“独异形生活”，受到年轻人的热捧。
这种生活的标志是“追求个性”或“我行我素”“及时行乐”“没有压力”和“不问未来”。
随着社会上重视个性与自我主张的思想的渐渐蔓延，作为消费社会主力军的80、90后，几乎把追求个性的志向当成咒语一般拼命念个不停。执这一观念的很多人选择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更加自由自在地工作和生活，“想过不受他人或社会干扰的生活”正越来越成为现在年轻人的潮流人生观。
然而“想过”和“有能力过”是两个概念-----嘴里说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有多么重要，但不做任何努力、做事半途而废的人，再过5年、10年，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个性、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愿望，并且有“自立、自我实现”愿望的年轻人往往是阶层意识为“上流”的男性，其追求个性以及自我实现的愿望非常强烈，也有能力和愿望去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而更多的年轻人打着“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口号，不愿正规就业，在职场上也是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一言不合就辞职”，即使到了30岁依旧满足于自由打工族的低收入生活，或者沦为“NEET族”（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特殊人群），故此造成低收入阶层逐渐固定化的危险性日益增加。
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个性化的自我正成为躲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
40年前，丹尼尔·贝尔、克里斯托弗·拉希以及汤姆·沃尔夫等社会批评家就曾警告我们：我们日益增长的自我中心意识正在摧毁上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与信念。
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们，以后是否能够在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而得到满足感的同时，找到工作来满足人生的物质需求，过上即便“下流”也快乐安定的生活？还是一边经受着梦想破灭之后失败感的折磨，一边只能无力地维持生活，成为真正沉沦到社会底部的下流阶层？这或许是年轻人今后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大问题。
以追求自我主张为志向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过度地追求自我主张，却既没有能力，又一味空想做梦，始终无法从梦中回到现实来，只会使得自己的阶层意识和生活满意度双双下降。
03
吊儿郎当的话，恋爱都谈不成
人们越来越憧憬“霸道总裁爱上我”“凤凰男攀上豪门千金”的故事模式，梦想通过婚姻实现阶级跃层即使在如今号召独立自主的主流思想下仍然大有市场。然而现实是：吊儿郎当的话，恋爱都谈不成。
每年的《中国婚恋报告》和《下流社会》一书用大数据告诉我们：收入稳定在婚恋市场中远远高于颜值、才华，成为无论男女的首选目标。而越是高收入的人群，对婚姻和生活的满意度越高，越是低收入的对婚姻和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越低。
事实上，不同阶层的人之间邂逅的机会本来就很少，即使邂逅，一般也较难发展成为恋爱和结婚的对象。一流大型企业的白领精英是不会娶一个在娱乐场所工作的女孩为妻的，身价数千万的金领也不可能看上替自己公司打扫办公室的小伙子，这类桥段现在连言情剧都不敢这么拍了，说明现在的择偶标准正在越来越往现实靠拢，因为两人之间的职业、收入、学历、品位等各方面都不在同一个档次。阶层不同连交流都会很困难，即使对方是再优秀的人，但一旦到了结婚的关节，种种现实的问题都会摆到面前来，不由人不细加考虑。
以前的“高收入丈夫与专职家庭主妇”的传统组合开始崩溃，而“高收入丈夫与高收入妻子”组成“双高”家庭的新型组合呈现出增多的迹象。因为高收入的女性在她们的人生中，在与大学同学、公司同事、客户等的接触过程中，遇到高收入的男性或具有高收入潜力的男性的机会要比普通女性多得多。
甚至，女性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拉大，并且这种差距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由于丈夫的收入多寡所造成的。女性通过自身劳动所获取的收入，其背后事实上反映了由女性个人的学历、父母亲的所属阶层、自身的性格、容姿等各种各样因素所形成的生活模式之间的差距，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阶层性所造成的差别还在不断扩大。
随着年龄增大，独身生活的女性其下流阶层意识比例有所减少，这是由于收入增多而产生的阶层意识提升所起的作用。随着年龄不断增大，未婚女性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独身生活，并且从中体验到一种轻松、随意的生活乐趣也是原因之一。
04
拆掉柏林墙，让你的人际关系流动起来
甚至是你的娱乐方式也能看出你的阶层的差别。
阶层意识属于“上流”的男性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的兴趣很大，而阶层意识属于“下流”的男性则更多的沉迷于网络中，不喜欢与别人接触正是这一人群的主要特征。
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手机（Pager）和掌上游戏机（Play Station），再加上两个“P”：瓶装饮料（PET Bottle）和薯片（Potato Chips），这就是三浦展总结出的下流阶层娱乐的关键词--“5P”。
坐在电脑前，喝着塑料瓶装的饮料，一边吃着薯片，一边上上网打打游戏，或是用手机发发短信，下流阶层的模样立刻生动地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技术网络和消费时代的到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害怕被亲密关系束缚，又受不了孤独的年轻人越来越沉浸于数字化的社交关系中。这些连接性弱的、“无摩擦”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愉悦时，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
而现在的社会经济环境能轻松满足我们的任何欲望，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根据个人的需要来选择与世界接触的渠道。然而，这种个性化的权力却成为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的市场越是能高效地满足我们的个人偏好，同时帮助我们规避一切我们不想面对的东西，我们就越像是使自己投身于沸水之中。
法国社会学家吉勒在他的《轻文明》里写道：
我们越是将自己闭锁于完全个人化的经验和生活方式中，就越难以接触和接受任何我们不熟悉的、不符合我们偏好的东西。然而有一个冰冷的事实一直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社会面临的某些最大的挑战既不是个人化的，也无法被个人化定制。相反，这些东西是固有的、集体的，并且常常是令人不快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耐心，必须包容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必须愿意妥协和牺牲。简言之，社会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不美好、不高效的东西。柏林墙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可正因为它真实地建在那里，任何人都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也就会对它采取处置的措施。如今这道“傻瓜的围墙”是在不知不觉间构筑起来的，它早已建成，却很少有人觉察到它的存在，只是沉溺于困在围墙内的舒适生活。
生活在人工建造的舒适环境当中的人，从未觉察到自己周围的世界里存在着围墙，而围墙的外面才是真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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