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在其代表作《鼠疫》中写过这样一位医生——里厄，在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鼠疫时奋力抗争。
加缪通过里厄医生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做一个人”。
他更在书中写道：“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先来看看这部助加缪拿下诺奖的《鼠疫》，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鼠疫》开篇这样写道，“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
看门人并不为所动。第二天死老鼠变多了，依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几天之后，上万只的老鼠开始集体死亡，越来越多的人也出现呕吐、发烧、淋巴肿大等症状，有的人来不及抢救就死了，一股恐慌情绪蔓延开来。
里厄意识到，这个城市可能遭遇了一场高致命性的传染病——鼠疫，他将自己的顾虑告诉记者，晚报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计划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健康？市政府却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为了不引起舆论问题并没有进行宣传。
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疫情很早就被专业人士意识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被重视起来。直到第一例患者痛苦死亡，奥兰市的主管依旧敷衍说，“鼠患已经结束，请大家不要担心。”
里厄在询问了医院其他医生后得知，已经出现了20例重症病人，于是赶紧向上级汇报，请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都隔离起来，却遭到上级的反诘：“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传染病呢？”
世界依旧歌舞升平。
管不了更多的人，起码管管自己身边的人吧，于是里厄和他的医生朋友们只好叮嘱自己的亲朋好友做好防备；但最终疫情还是被捅到了行政长官那里。
行政长官叮嘱要外松内紧：“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但是不要声张。”他认为这肯定不过是场虚惊。最终的决策是：再等等，万一不是鼠疫呢？或者只是个传染性不强的东西？
大敌当前，打不打先放一边，把敌人的名字弄错了可不行，这不是造谣吗？理当警告。
转眼之间，这场高居传染性首位的烈性病在城市中已经势不可挡；在没有任何防范的的情况下，奥兰财力、物力、人力都有限，支援还没到，医院系统已经招架不住了。
疫情肆虐，行政长官终于醒过神来，一道命令传来——围城！
许多人被迫与自己的亲人、爱人分离，恐怖气氛与日俱增。也有精明大胆的人发现，利用恐慌和谣言可以发财，于是开始传播“喝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含薄荷片可以预防疾病”等等信息，趁此机会发国难财，大赚其钱。
慌乱之中，人们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很快，物资开始短缺，食物要施行配给制，吃每顿饭都得先办登记，成批成批的人死去，棺材都成了奢侈品。良心、责任、爱恨一切都成了浮云。
人们原本可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但自大的官僚自信鼠疫已经几十年没有在整个国家出现过了，它肯定灭绝了；麻木无知的百姓认为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便不是问题。加缪在书中这样形容，“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
《鼠疫》这部作品是1942年作家加缪因为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疗养时所写。小说中的奥兰市物质文明发达，但人们精神空虚，苟且偷欢、物欲横流都可谓彼时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幸而里厄医生和他的伙伴们是清醒的，他们坚信“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对瘟疫逆来顺受”。瘟疫过后人们开始锣鼓喧天的欢庆，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里厄医生陷入了了沉思：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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