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晨、阮肇入天台故事初见于《幽明录》，后为《续齐谐记》所袭取，唐宋以来多见流传。该故事具有多层递进的文本层次，不同的文本层次也相应展现不同的意义。这样的层次及意义，在类书节略大义的处理方式和目类划分的规定之下，显得愈加明晰。而故事文本在流转复制过程中，也伴随时代与语境的变迁发生变化。有关意义则在这些出乎不同立场的选择性改造中发生转移。
关键词 刘阮故事 神女 道教 世俗
刘晨、阮肇入天台是为人艳称的遇仙故事。这个故事在刘宋以来的各体文学传统中，不仅作为典故，也作为再创作的题材或模拟对象，发挥着广泛的影响。这些后代的改编、戏拟、仿作、用典以及评论，既体现故事文本的流转与变迁，也反映读者对其旨趣选择性的解读与接受。
《艺文类聚》
就今日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刘阮故事最早节录于《艺文类聚》卷7山部上“天台山”，亦节录于《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天台山”（《白孔六帖》卷5“天台山”）、《太平御览》卷967果部4“桃”、《事类赋》卷26果部“桃赋”注等，较完整的文本则见于《法苑珠林》卷31“潜遁篇”及《太平御览》卷41地部6“天台山”，均出《幽明录》。可以确信，刘阮故事文本最早出自《幽明录》。
《太平御览》
另外，该事亦见引作《续齐谐记》，如《太平御览》卷862饮食部20“脯”、《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24米谷部“胡麻”（《图经衍义本草》卷37米谷部“上品胡麻”）、《舆地纪胜》卷12两浙东路台州“景物”及“仙释”等所引，较完整的文本则见于《补注蒙求》卷5（《蒙求集注》卷下）、《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卷15“果实篇”、《剡录》卷3及《绿窗新话》卷上，可认为刘阮故事亦为《续齐谐记》所袭取。此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7载刘阮故事，文字与前举诸书引文大体一致，可以判定应是据《续齐谐记》改写。今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初赵苍云《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卷》，文字上也大体可判定是改写自《续齐谐记》。至于《太平广记》卷61女仙6“天台二女”所述刘阮故事，谓出《神仙记》，如果并非误题，则应如李剑国所怀疑的，可能是唐人采自《幽明录》或《续齐谐记》。
一、刘阮故事的表层：从博物传说到神仙故事
诸类书引录刘阮故事，大体列入“天台山”“桃”“胡麻”“脯”等目之下，编选着眼的是该目下值得称引的地方风物传说及名物故实，虽然是符合类目分别的本来目的，但也突出了天台山与桃、胡麻这几个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并非那么重要的单元。以此种类目的立场去观察刘阮故事，当然首先看到的是进入天台山或者食用山中所得的桃、胡麻饭、脯等。也就是说，最表层的解读，刘阮故事不过是入山羁留不归的故事。
《剡录》
而在此基础上，结合天台山的圣山仙境定位和仙桃、胡麻的养生功用，刘阮的入天台山，无论所至之地究竟是仙乡还是人境，所遭遇二女是仙女、神女、妖媚还是巫女、隐者、逃人或者一般人，对于读者而言便趋向于所到为仙境、所遇只是神仙一类的人物。《太平广记》将刘阮故事列在“女仙”目下，以刘阮天台所遇二女为女仙，虽然可能是受到文本出处《神仙记》的影响，但也符合天台山之仙境观。而南宋时人编撰的《舆地纪胜》《剡录》《赤城志》等地志收录该故事，当然符合记录地方风土与人物的需要，但如《舆地纪胜》列入“仙释”类、《剡录》列入“仙道”类，虽然可能是受到地方志写作中区分道、释的体例影响，显然也是以刘阮入山所遭遇为仙人，《剡录》即注称“剡有桃源，在县三里。旧经曰：刘阮入天台遇仙，此其居也”。那么，以“仙道”“仙释”的类目来看，刘阮故事的基层叙述，显然就不再是入山不归，而是进一步的入山“遇仙”了。
《法苑珠林》
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所引《幽明录》，除刘阮故事以外，还有洛下男子、黄原等两个故事。后二者均明确提到“洞窟”是典型的误入洞窟故事。释道世选取这三个故事时是否也将刘阮故事看作同一类型的洞窟传说，难以确认。单就刘阮故事本身而言，则无论是《法苑珠林》《太平御览》所录较完整的文本，还是其他类书节录的文本，均未曾提及“洞窟”。从有关文本情况来看，《法苑珠林》引文述二人入山，为“没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太平御览》卷41所载无“没水”等事，仅作“度山，出一大溪”（《太平广记》所引《神仙记》作“遂渡山，出一大溪”），《艺文类聚》《白氏六帖事类集》同，《太平御览》卷967所载则为“下山，一大溪”，《事类赋》注同，无论是度山还是下山（原文似当以“度山”为是），都只是说离开现在所在的山，来到一条大溪边，而并没有说要进入某个洞穴。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而刘阮故事为《续齐谐记》所袭取，文本情况则有所改变。就与前举相应文本的情况来看，《补注蒙求》引文述二人入山，“因过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作“因过水，行里许，又度一山，出一大谿”，《剡录》载“因过水，深四尺许，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绿窗新话》作“因行，度一山，出大溪”，《舆地纪胜》作“浮波而下，遂行数里，溪山云雾甚异人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作“迷失道路，忽逢一溪，过之”。此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作“因过水，深四尺许，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与《剡录》所引完全一致。《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卷》此段画面榜题改作“因负药筥，以锄挺探水，水才四尺许。二人褰裳渡之，行及一里余，得小径，又度一山，又见一溪焉”，也可看出与《剡录》所引有渊源关系。而通过对读，则可知“因过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大体上保持了《幽明录》的旧有叙述，可以认为是较为接近《续齐谐记》原文的表达，虽然在文字上相比《幽明录》已经有所增益，但仍然只是说经过一个山头，出至大溪边，也仍然没有说进入某个洞穴，可见只是基于旧有文本的一种阐释性转写，并没有添加更多的后代因素。
然而，尽管相应的文本变化不大，在较完整的文本中如《剡录》《绿窗新话》所录也未见有关洞窟的表述，但《补注蒙求》《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所录则均见有“刘阮从此山洞口去」的表述。此一描述后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袭，至《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卷》则除文字有所增衍以外，更另绘有山洞场景。那么，似乎可以认为《续齐谐记》很可能在《幽明录》刘阮故事文本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洞窟细节。此种文本上的添改，与前述阐释性转写不同，是有意识的添改。当然，所谓有意识并不是说有意新变，而很可能只是基于洞窟传说的流行性或受道教洞天说影响的预设认知，对文本进行符合当下意识的“合理性”改造。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这一附加入洞窟细节的新文本，显然符合曹唐个人所具备的道教洞天知识预期，他的系列拟诗以刘阮所到为洞府，正反映了此种文本改造与认知体验。可与曹唐拟作对比的是，裴鉶《传奇》有元彻柳实故事，为海上遇仙，而明言“昔有刘阮，今有元柳”，尽管是对刘阮故事的仿作，体现的却是海山仙岛的当下经验。有意思的是，杜光庭记录72福地，却还只是说“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刘阮迷路处”，并没有说刘阮所入为洞天，或许是不接受这一新的文本。不过，到北宋天台山道士王松年转载该故事，则在天姥岑基础上，增出“迷入桃源洞”一说。南宋地志所载刘阮所到处，传闻不一，不仅指某山，也有了某洞的传说。至明初王子一作杂剧《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更将刘阮所到明确改作“天台山桃源洞”。这一改作未必是源自《续齐谐记》的文本效应，而可能是受到宋元时代天台桃源的风物传说影响，并且也显然符合后代对神仙洞府的一般认知。而结合《续齐谐记》的转写与改作，则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绕开文本本身的表达或者对文本进行改造，另行附加如道教洞天说或者借助其他文本如袁柏根硕等洞窟传说，便不能获得《幽明录》所载刘阮故事属于洞窟传说的认识。
二、刘阮故事的内层：从入山遇仙到神女接引
《法苑珠林》将该故事列入“潜遁篇”，仅就篇题而言，直观的理解可能是该篇应当讲述隐者、隐士或者避世潜藏之故事，这也符合刘阮入山，进入与人间不同的空间的基本叙述。但据“述意部”所述，该篇之旨则是“圣贤应世，影迹无方”，“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沦，则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应之；世有可恶，故出恶应之”，虽然也提到隐沦，却是以应世为主。“引证部”所引佛经故事共4则，3则讲巧智应对，1则讲前世福报，颂称“潜遁巧变，善弄冥驰”，“福应所感，冥运投机。静也冲默，动也神辉”，“隐显叵测，真伪难议”，同样虽提到潜遁，但也是偏于显化，与“述意部”相合。随后的“感应缘”所引《高僧传》《神仙传》等诸故事，大体也都是讲述应世化现。而该书所引《幽明录》3则故事，就故事类型而言，洛下男子洞穴遇仙人、黄原随犬入洞穴遇神女与刘阮故事一样，都是遇仙故事。就“潜遁”的题旨而言，则天台二女以及洞中仙人或神女，便是应世化现的“遁仙高士”。《太平广记》将刘阮故事列于“女仙”目下，正与《法苑珠林》的处理相合。应该说，这种理解也确实部分符合《幽明录》收录神鬼异事的性质。但是如此一来，对该故事的理解，便应由刘阮入山遇二女，转变为二女化现接应刘阮。就文本自身而言，则是故事类型的位移，当然也是文本层次的增益。
《太平广记》天台二女的凸显，反映读者阅读时的聚焦所在。在剥离了入山、遇仙的外层叙事后，故事的内核则集中于二女如何接引刘阮，即美女相伴居停半年的种种细节。诸类书所节录的文字基本上仅为梗概，实际上仅保留故事的外核，在涉及二女的层面上几乎没有参考价值。就前举较完整的文本看来，《幽明录》讲述二女在溪边接引刘阮，首先是二女“姿质妙绝”，仅言美色，未说是仙女；其次二女所居铜瓦屋内则“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所食则胡麻饭、山羊脯及牛肉，丰赡富丽而已，人间豪族也可做到；从“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的表述可以看出，二人显然也未以为是仙乡。而“至暮，令各就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二女宿刘阮，如果没有下山已是七世孙的后文，则也只不过是男女交接、盘桓经年而已。此点在《续齐谐记》说得就更为直白，为“刘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妇之道”，不过，已不再描写刘阮忻怖狐疑，且通过二女自述，表明是“得与仙女交接”，做进一步的阐释性转写，与《幽明录》下山已隔七世的用意尚属一致。像这样附加上遇仙外壳的男女交接故事，同样也见于袁柏根硕、黄原两个故事，在文学传统上，则与神女艳情传说有关。
《事类赋》
曹唐的拟诗，分别以刘阮与洞中仙女的立场来表达离别的忧伤以及对对方的思慕，正是以仙子写艳情。在这个意义上，若将“游仙窟”看作是对刘阮故事的戏拟，尽管没有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却与读者的阅读体验是一致的。而《事类赋》注引《幽明录》，虽然未涉细节，仅说留半年而已，正文却作“神女尝食于二郎”，径目二女为神女，显然是出于神女文学的阅读经验，透露出吴淑对刘阮艳遇的意会。至于《绿窗新话》标目作《刘阮遇天台女仙》，虽然形式上尚可以看出《法苑珠林》《太平广记》之痕迹，但考虑所录并非《幽明录》的含蓄文本，而是《续齐谐记》的露骨文本，并且全书所选俱是风流韵事，刘阮故事所在的上卷更全为艳遇私通之事，无疑也是出于艳情消费的考量。而王子一说刘阮遇女是“恰做了襄王一枕高唐梦”，二女配刘阮是“效文君私奔相如，比巫娥愿从宋玉，似莺莺暗约张生，学孟光自许鸿梁”，不仅目二女为神女，更比作奔女。
可见，入山也好，遇仙也罢，大抵可以忽略不计，所谓“人神恋爱”，虽然有类型学上的意义，却无疑是太过美好的想象，实际上，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引起持续关注与兴趣的，并非神仙，只是露水风流。
三、刘阮故事的神圣与世俗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的艳遇故事，读者的接受是否存在世俗层面与宗教层面上的差异。就《法苑珠林》而言，选录这样的艳遇故事，尽管不排除与寺院俗讲以浑话引人有着一致的目的，但在佛教叙事的层面，却也无妨是譬喻，可以理解为化现与接引。
《疑仙传》
而道教方面则比较复杂。由于魏晋时代民间神女传说的盛行、道教仙真下降的传道修真模式的兴起以及房中技术的运用，仙女与凡人交接之事对于晋唐时代的道教人士而言，作为一种接真方式或成仙模式，也是可以接受的。刘阮故事也因此得以进入道教的传志书写，杜光庭、王松年、陈葆光等均曾加以记录。而据说活跃于开天之际的仙人丁皇，曾说“我亦识刘晨、阮肇之辈。此皆俗人耳，偶然误入桃源洞，终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刘阮故事虽未明确说二人成仙，但却有“忽复去，不知何所”或“后失二人所在”这样的描述，是《列仙传》《神仙传》等传统神仙叙事所常见的套语。丁皇虽然未提及二人遇女的细节，但他批评二人因有俗心不能成仙，也表明刘阮遇仙本来具有成仙的可能性。
可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教修真成仙技术的演进以及金丹大道说与道教雷法的兴起，人仙交媾便不再被道教修法之士接受为一种成仙模式，而是被看作世俗之人耽溺淫欲的体现，甚至被认为是妖媚惑人的事件，应当予以禁制与祛除。活跃于北宋晚期的著名天师张继先，曾在组诗中奉劝世人戒淫修道，就涉及对刘阮遇仙故事的批判：
劳生扰扰疾如风，急杀三彭及五虫。
不使狐狸侵药灶，须教龙虎守真空。
鼎中宝物时添火，腹内婴儿貌转丰。
善女善男寻此语，莫贪花酒堕迷中。
大都奇怪惑人深，一见邪淫便动心。
只是敧倾身内宝，何能坚固水中金。
天堂有路无人到，地狱无门众却寻。
寄语世间男女道，收踪火宅隐山林。
阿尔多淫上帝嗔，罚为狐兽尾随身。
只言五百年方变，岂谓三千日化神。
雷火不知何处用，犬牙同此作教亲。
冤魔眷属狐狸肖，变化妖容惑几人。
刘晨阮肇事多非，今日凭君子细推。
谩使仙宫由色欲，却将紫府贮奸欺。
洞中清净难容杂，穴里幽冥易变奇。
大是世人迷不悟，几人丧命为狐狸。
尽管将刘阮所遇看作是幻化人形的狐媚，应与唐宋时代兴盛的妖狐传说有关，也与运雷除妖的法术实践有关，但其主旨是要批判淫邪，则是来自道教道德戒律与修仙技术的双重需要。那么，以此种观点与立场来看，刘阮故事无疑就不再被看作是入山遇仙，而是入山遇妖，不再是艳遇成仙，而是淫欲杀人了。而王子一借阮肇之口说出“岂不闻酒中得道，花里遇仙，也是常事”，完全是世俗的观念，与此形成鲜明的道教宗师、世俗文人两极对比。
《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卷》
鉴于张继先在宋元道法传承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赵道一虽然仍旧收录刘阮故事，但在转载时，却回避男女之事，仅说“刘阮就所邀女家止宿”，如果认为这是有意的改写，则或许便是受到道法批判立场的影响而做出的调整。同样的文本改造，也见于《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卷》。该图卷描绘二人在溪边遇女，所附题榜说“二人始疑为媚。久之，方辨识为人”，便很可能是受到宋元道法与狐媚传说的影响。至于刘阮与二女相遇之后，该图卷则只描绘饮食宴乐，没有描绘男女之事，题榜也不提男女交接，仅说“二女邀刘阮偕止宿”。与赵道一不同的是，赵苍云的这一改动似乎并非出于道教的立场，而是出于前朝王孙的自尊和文人雅化的趣味。此点从他将刘阮二人绘作儒生装扮，并说二人“家世业儒，尤留意于医药，尝飘然有霞表之气味”也可以得到证明。
四、结语
刘阮故事具有多重递进的文本层次。从入山不归到入山遇仙，似乎顺理成章，实际包含冥俗思维的隐喻转换，即由不归转换为遇仙。由入山遇仙到入山遇女，看似简单的故事拼接，却使整个故事由俗人偶然遭遇神仙的博物传说转而成为神女或仙女与俗人交接的艳情故事。这样的故事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阅读的聚焦轻易地就从表层的遇仙探入到内层的男女交接故事。艳情也因而成为持续的关注所在。而对于不同立场的读者，随着阅读背景的变化，有关色情意涵也就引起与世俗大众不同的反应，进而导致有关文本在继续复制的过程中需要因应不同的语境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赵道一、赵苍云改作的刘阮故事，回避了原来文本中的男女交接，使得遭遇女仙情节不再那么重要，而刘阮故事遂又由入山遇女回转到了入山遇仙，其意义也由艳情回归了成仙。当然，赵道一、赵苍云的改作，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是极个人的表达，对于其他的人群未必造成决定性的影响。王子一的剧作，不论是出于世俗的趣味还是娱乐的需要，就仍然延续了艳情的传统认知。
（本文作者许蔚博士，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题为《刘阮故事的文本层次、语境变迁与意义转移》，转自川大老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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