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十多年裡，這個儲備制度經歷了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一次次大考。然後就是2020年初的武漢疫情爆發，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醫藥物資仍有很大缺口。
文 |羅婷
武漢N95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持續缺乏，不時有人在問：供需缺口那麼大，甚至連疫區都無法滿足，國家除了儲備糧食的糧倉，是不是也要有儲備醫藥的藥倉？實際上，我國醫藥儲備制度已經存在近50年，不僅國家有儲備，地方也有。本就是為了重大災情、疫情時使用。但目前口罩、防護服等用品的供給情況並不樂觀。
以防護服為例。按照25日新聞發佈會上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的介紹，湖北每天需要10萬件防護服。但據湖北省工信廳的通報，截至27日下午，湖北組織省級醫藥儲備企業一共籌集了10.645萬套。只能滿足全省一天所需。截至25日，國家調動了1.4萬件防護服。同樣遠遠不足。疫情還在爬坡階段的當下，整個社會的應急儲備及公共衛生反應能力都面臨大考。
為什麼醫藥儲備制度沒能解決問題？
整個1月，湖北華潤醫藥公司都在加班。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人物》，1月1號他們便監測到「整個武漢的發熱病例非常多」。在疫情未全面爆發前，他們已接到訂單開始大量採購。
華潤醫藥公司是一家經銷商，從母公司華潤集團拿藥，也從全國各大醫藥企業購藥。一個月來，這家企業已經為湖北提供了2.1萬件（箱）的醫用物資，比如抗病毒藥物、消毒液、聽診器、N95口罩和防護服。另一家企業湖北本土醫藥企業九州通同樣如此，春節期間全員無休。
這兩家企業有共同的身份——都是湖北為數不多的國家醫藥儲備企業。也是湖北前三強的醫藥經銷商，每年為整個湖北省提供相當數量的醫用物資。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它們是醫藥物資供應的第一道防線。
何為醫藥儲備制度？這一制度始於1970年代，最初是為了戰備，1997年國務院正式出臺《國務院關於改革和加強國家醫藥儲備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國家醫藥儲備用於保障大災、大疫等突發事件發生時藥品、醫療器械能夠及時、足量供應。
2019年12月18日剛剛出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對此也有提及。第六十三條寫到：國家建立中央與地方兩級醫藥儲備，用於保障重大災情、疫情及其他突發事件等應急需要。而工業和信息化部，是我國現在醫藥儲備工作的主管部門。國家食藥監的一位處長向《人物》透露，這次武漢疫情的國家物資儲備組，由工信部牽頭，食藥監等部門也是成員單位。
過去的十多年裡，這個儲備制度經歷了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一次次大考。然後就是2020年初的武漢疫情爆發，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醫藥物資仍有很大缺口。
華潤醫藥的工作人員說，一個重要原因是——N95口罩、防護服這一類的醫療器械不屬於湖北的醫藥儲備重點，存儲數量不多。該員工告訴《人物》，他們醫藥儲備最多的，是一些抗病毒的藥品和消毒藥品，比如84消毒液和酒精，這些佔了比較大的體量。「因為好生產，生產企業也多。」口罩、防護服屬於易耗品。「如果你存多了，這種易耗品就要面臨過期的風險，如果不是這種大的疫情，實際上這些口罩和防護服很少能用得到。」
再深究一層，在於存儲成本。按規定，這些承儲企業的庫存總量不得低於計劃總量的70%，企業要實行「動態庫存」制，一方面要不斷按計劃購買、補充需要儲備的藥械，一方面又要在藥品失效前將其賣出。承儲企業中國醫藥公司的一位負責人曾經在2008年接受《中國醫藥報》採訪時說：「動態庫存不是不簡單，而是非常複雜。」
如果藥品過期了，那麼這個損失需要企業自己承擔。華潤公司的員工介紹，他們會拿到一些補貼，實際上還是要自己貼錢。「這也是為什麼央企必須成為一級經銷商，因為民營企業不願意乾的事情，我們得幹。」但這種激勵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存儲口罩、防護服等易耗品的積極性。
更不幸的是，疫情爆發撞上春節，工廠停工。華潤公司是很早便得知消息，開始大量採購。但問題在於，大多數民營生產廠家並不知道，已經紛紛清庫存準備過年。
圖源人民日報新浪微博
武漢一停工企業春節期間臨時召回員工生產防護用品
疫情爆發後，黃石便遇到了一個典型困境——1月25日，黃石第一次宣佈有人確診，且一下就確診了31例，全城陷入恐慌，四處都在求購N95口罩。黃石口罩廠本就不多，儲備明顯不足，據華潤的那位員工稱，當時民營企業不願意把口罩供給黃石市的鄂東醫療集團（一個包括了黃石市中心醫院、中醫醫院、婦幼保健院的醫療集群）。
最後華潤高價從民營企業收購，然後低價供給了黃石。「你要應急生產，要在春節期間動員工人來加班，你的原料、人工成本全部漲上去，作為生產企業，不能自己來承擔，只能漲價。我們就只能自己硬撐著買下來，採購的價格遠遠高於供應的價格。」按照華潤這位工作人員的意思也就是，他們虧本了。
這是當時黃石的情況。最近這些天，政府接管了大量民營口罩廠，並派專人入駐。這樣的情況也許不會再發生。
但儲備企業始終處於兩難之中：一旦疫情暴發，須大量高價購進藥械，一旦疫情解除則損失巨大。這樣的例子在非典期間就發生過。濟南市醫藥站的工作人員曾在接受《經濟參考報》採訪時回憶，非典期間醫藥站根據指令，大量購進隔離服等一次性防護用品，但並沒有動用多少，疫情解除後大量積壓。這些產品日常的需求量很少，有效期內根本無法找到銷路，只能報廢。
2014年，曾有一篇發表單位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論文，分析了醫藥存儲體系的利弊，稱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這個體系從戰備時期轉軌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日漸僵化和不適應，看起來像一個「軟骨病人」。這位作者翻閱了財政部的大量資料，得出結論——全國的醫藥儲備情況都不容樂觀，「實際情況是，除個別省份外，地方醫藥儲備普遍薄弱」。這與武漢疫情爆發後的現象相符，在湖南、河南、四川甚至北京，甚至是最好的醫院，都貼出了求助公告。
「是不是盡責、有經驗，基本素質足夠好」
如果國家醫藥儲備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地方的其他職能部門是否能有儲備？一些人把疑問投向了2018年成立的應急管理體系，從中央應急管理部到各省廳、市局。
湖北某縣應急管理局的一位官員告訴《人物》，從職能來看，應急管理局主要是面對重大自然災害，比如火災、防旱防澇、安全生產等。這一次的疫情，縣裡應急指揮部最初是衛健委在牽頭，應急管理局只是輔助。「雖說是輔助，但也沒休息過。」
這個局從2018年成立，僅僅運行一年，準備還不充分。這位官員說，他們平常儲備不多，有一部分口罩，但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夠用。「更缺的是醫用器械，像防護服和護目鏡，是完全沒有的。」
這次疫情裡，應急管理局、醫院等基層機構都是靠上級撥發物資。這位官員介紹，該縣比較大的問題仍是試劑、口罩和防護服短缺。「一開始是國家統一撥給湖北省，武漢都不夠用的時候，其他市裡面就沒有。撥到市裡面，先給中心城區使用，區裡不夠的話，下面縣裡就沒有了。所以直到現在，縣裡都不夠用。」
最後是因為南方的專家團隊到了此地，帶著試劑盒和醫療器械，他們才最終獲得了確診病例的機會。這距離白巖松與鍾南山在新聞中公佈武漢疫情，已又過去了幾天時間。而直到現在，該縣的防護服等物資還是相當短缺。
另一個與疫情直接相關的部門是疾控，我們無法直接從公開資料中得知這一次湖北疾控體系物資儲備的情況。但據《南方週末》報道，2019年12月，疫情爆發前夕，湖北疾控中心工作人員曾發表論文稱，2014-2016年，湖北省所有醫院儲備的實物價值各年度分別為35.84萬元、41.09萬元和67.01萬元。
2008年及2017年，還有兩篇論文研究了湖北省疾控系統的物資儲備狀況。2008年，華中科技大學一位碩士研究生曾對湖北省縣級疾控機構的工作人員做過一個調查，調查顯示，疾控人員認為最應該儲備的物資就是消殺藥品和器械、個人防護用品（如服裝、口罩和腳手套等）。作者分析，「這可能是與SARS對大家產生的深刻影響相關」。作者還在文末寫到：「（疾控系統）未形成一個完整的應急機制……應急物資的常規儲備有待進一步完善。」
9年後的另一次調查，情況並未好轉。一位武漢科技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對湖北省疾控中心的物資儲備做了調查，查了物資清單、出入庫賬目和實物儲備情況，發現「現有符合要求應急物資儲備佔要求數量總和的49%，物資儲備齊全率為49%。」結論為：「物資儲備不足」、「本級財政無公共衛生應急準備專項經費儲備」。
圖源網絡
新餘市人民醫院防護服耗盡，醫護人員身穿雨衣防護
親歷2003年非典、擔任過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的楊功煥告訴《人物》，到了武漢這樣一個級別的疫情，單個部門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還是要靠地方政府整體統籌」，包括公共衛生，也包括後勤。當出現物資供不上的情況，「應該是政府出面協調，各個部門來響應。」
到具體的執行層面，哪個部門負責解決物資，省市之間都有所不同。比如在四川，是省經信委去生產液氯的企業訂貨。有的地方是省應急廳去口罩廠訂貨，還有的，是物資局發文到工廠來「國家徵用」。
楊功煥認為，疫情能否控制，物資是否能很好調配，最核心的就是當地的具體執行。她說：「這也跟實際的人有很大的關係。第一，他是不是盡責。第二，他是不是有經驗。第三，他是不是基本素質夠好，能夠在這個過程中迅速地調整，這都考驗一個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是很關鍵的地方。」
在採訪中，一位採訪對象提到了湖北一位基層官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故事。這位縣級政協主席去市裡開會，遇到了從武漢回來的官員，相鄰坐著，就被感染了。那幾天召開的會議，經常是全場幾十人，門窗緊閉，只有兩三人戴口罩。戴的人，還會被同僚嘲笑。基層官員們對此類事件的認知與處置水平，都還需要提升。
響應速度
1月27日晚上，一位參與火神山援建的某公司員工向《人物》講了她的遭遇。當他們的援建團隊到了武漢，武漢政府沒有發口罩，但工人們必須有口罩才能開工。她被逼無奈，發了個朋友圈，結果被一位重慶網友看到了。她們是一起追星認識的。
這位重慶的追星女孩，最近在做志願者，手上積累了很多資源。她拉了個群，先是進來一個上海人，說有口罩，但是送到武漢要兩天，時間不符，上海人退群了。又來了個廣州商家，發貨時間合適但型號不對，退群了。又來了個西安人，還是發貨時間不行，退群了。最後是一個漢口人進群，條件都符合，給了100個口罩應急。完成了。整個過程高效、簡潔、點對點。
但最後，他們想開車去拿口罩，因為車沒有通行證，無法在武漢市區行駛，又被困住了。
幾百公里外，同一時間，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人民醫院發佈公告，向社會徵求口罩、防護服等各種物資，最緊缺的就是防護服。負責徵集的工作人員說，整個常德市只有他們一個單位儲備有防護服，大概有500套。因為只有在大型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才需要這麼高級別的防護，他們平常儲存並不多。這幾百件衣服，從年前撐到現在，實在撐不住了。
在平常這件事可以找衛健委，但現在工廠沒開工，常德市衛健委也沒有辦法。年初五發熱門診一開，形勢更嚴峻。那位負責徵集的工作人員說，「如果衛健委能解決，我們也不會用這種方式。」
一位曾經在北京藥監局工作過的人士告訴《人物》，按照政府體系，如果出現應急響應，施工單位需要口罩，需要先找政府，政府應急辦的工作人員找到衛健委，衛健委再傳達給負責醫療器械的科室，負責醫療器械的科室再發文給採購供應商，採購供應商再去找代理商，代理商再找工廠。工廠生產完了科室開車去拖，再一級級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這個系統不僅僅在同級政府間運行，也在各級政府間運行。她打了個比方，比如北京某個區縣發生了突發應急事件，區縣沒有足夠資源了，可以申請啟動更高一級響應，讓北京市來調動全市的資源。如果北京市也無法滿足，再啟動更高一級響應，民政部來管，全國調用資源。
過去，這個體系可以流暢運轉。特別是在信息不通暢的年代，某個地區的短缺不為人知，最後還是會由上級行政單位解決。但武漢疫情的特殊之處在於，疫情速度太快，爆發強度太大，考驗了行政速度。而互聯網信息交換速度之快、調用資源能力之強，疊加公民的參與熱情及行動力，也許會比行政速度跑得更快。
這次武漢疫情中，武大、華科等高校的校友會迅速併成規模地募集了大量物資。一位武大校友會的志願者這些天會在睡前寫些心得，在1月28日晚上，募集資源的第4天，她總結了自己「專業醫療買手」的工作流程：先看各種型號-請專家鑑別-物流對接（國內順豐、菜鳥，海外報關）-火速對接到急需的醫院-打款籤合同-等待物流單-處理後續問題。繁瑣的流程一個人便可以完成。
她還分享了這個民間自組織網絡裡極具凝聚力的細節。美國、中東、拉美等各路人在前線採買；正在發愁洛杉磯的貨源怎麼回國時就有朋友發來一個鏈接，是洛杉磯回國的物流協助。前文所提到的參與火神山援建的某公司員工，在看到自己公司向武漢運輸相關建築物資的貨運火車空了一個車廂時，也會自發詢問武漢志願者是否有物資要幫忙運輸。
但這兩個系統並非獨立運行，有許多發生碰撞的時刻。1月25日上午，武大校友會北美分會就把一批口罩送到了武漢。這是他們的第一批物資，募捐了40萬美元在美國買的，用東航專線回國，又聯繫了大使館和小米公司運輸，「每一天都在和時間賽跑」，但最終送到疾控部門時，卻因為口罩不達標而被拒收了。
武漢大學深圳校友物資捐贈統計清單
1月27日深夜，《人物》撥通國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的電話，也想問問她，親歷過SARS，又曾在一個這麼重要的崗位上任職，她怎麼看我們當下的醫藥儲備體系，這個體系在武漢疫情中表現如何？在物資儲備方面，我們應該怎麼應對這樣的大型公共衛生事件？
但事實上，楊功煥說，她認為物資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最關鍵的是要說真話。「沒有在1月10號之前把疫情告訴大家，這顯然是對有效控制疫情不利的。武漢之所以封城，當然是有點失控了，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她解釋願意一次次接受採訪的原因：「SARS期間我們學到的最大的教訓，就是要讓疫情透明，要讓大家知道。說真話，是應對這種大型公共衛生事件裡非常關鍵的一條。這是非常非常關鍵的，我希望能自始至終讓大家記住這一條，我覺得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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