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秦孝公摒棄帝道與王道，真正地推行霸道嗎？從尊王攘夷，仁義霸道入手，分析秦孝公所推行的霸道，向法治轉變，是商鞅改進後的“強道”之術
《大秦帝國》影視劇中，面對六國卑秦的局面，秦孝公頒佈招賢令，商鞅進入秦國之後，曾經用王道、帝道和霸道這三種方式去遊說過秦孝公，最終秦孝公的目光停留在了霸道這種治國的方式上面，並且與上要進行了三天三夜不停的友好會談，最終敲定了秦國未來治理國家的道路，也初步決定了要在秦國實行變法的想法。
秦孝公真的是採用了霸道的治國方式嗎？本篇文章重點的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秦孝公所採用的方式到底是什麼？要明白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來看一下什麼是霸道的治理方式。
齊桓公尊王攘夷，就是挾天子令諸侯行為
霸道，其實就是管仲之學，那麼什麼是管仲之學呢？我們用四個字來概括，其實就是“尊王攘夷”，我們都知道齊桓公之所以能夠稱霸天下，他用的就是管仲之學，打出的也就是尊王攘夷的旗號。
事實上，齊桓公和管仲的這種做法，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一種表裡不一背地裡幹壞事的行為，他採取的行為和方式已經是禮崩樂壞了，同時也已經不斷的在挑戰天子的權威，甚至企圖將天子取而代之，要吞併周邊的諸侯國，讓自己的國家成為中原地區的霸主，想讓其他的諸侯王都聽他的差遣，讓他的齊國立於一種不敗之地。
哪怕齊桓公做這樣的事情也要打出一個響亮的口號，要讓他的行為顯得無比的正當，要打著一種為天子做事的旗號，事實上，這是一種非常狠毒的策略，因為齊桓公和管仲打出的是為天子服務的旗號，一旦有人反對他們的做法就是反對天子，如此一來，齊桓公便有了非常正當的理由去討伐他們，甚至他還可以獲得其他國家的幫助，這其實就是別樣的一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
宋襄公的仁義霸道，借天子旗號消滅對手
除了齊桓公的尊王攘夷之外，我們還可以用宋襄公的仁義霸主來解釋這種政策。宋襄公的仁義霸主，其實與齊桓公的尊王攘夷別無二致，都是一種打著為輔佐天子的旗號討伐其他國家的方式。
其實那個時候，特別是春秋時代，很多的君主都是通過這樣的行為去提升國家的實力的，畢竟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裡，周天子對諸侯國的控制力還沒有非常的衰微，諸侯國的行為也有了極大的自由性。
所以無論是齊桓公的尊王攘也好還是宋襄公的仁義霸主也好，又或者是後來的晉國自命為中原地區秩序的守護者也好，這種的行為其實都是在借天子的事去消滅自己的反對者，從而讓自己達到霸主的境界，也讓自己的國家實力迅速的提升，這就是商鞅所說的霸道之術。
秦孝公最終所用的霸道之術
事實上，我們明白霸道之術的核心內容是什麼，之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說秦孝公最終所用的並不是霸道之術。
霸道之術的前提是，借天子旗號和勢力
首先第一點，霸道之術的採用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借周天子的勢，達到另一種層面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打出為天子好的旗號，打出為天子服務的旗號，打出守護中原地區分封制度的秩序的旗號去為自己的國家謀取利益。
無論是齊桓公也好，宋襄公也好，或者是說在晉文公也好，周天子雖然對天下諸侯的控制權已經大幅度的降低，可是周朝並沒有切實的滅亡，或者說他的控制能力還沒有降到最低，降到極致，他還是有一定的地位或者說有一定的話語權的，其實哪怕是到了春秋末期的時候，各大諸侯王想要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征討戰爭，還是要在周天在那裡走個過場的。
秦孝公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
但秦孝公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是戰國時代了，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裡，基本上各諸侯都已經自立為王了，不僅是韓趙魏這三個國傢俬自瓜分了老牌諸侯國晉國，魏國更是首先以王自居，成為了在楚國之後第二個自立為王的國家。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周天子在那個時候的控制權已經是衰落到了極致了，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的相互攻伐已經不需要再通過周天子了，甚至連過程都不需要走了，所以諸侯國想要崛起自己的實力，又何必再借周天子的勢呢？這其實是一種多此一舉的行為。
所以說在秦孝公所處的那個時代裡，尊王攘夷也好，仁義霸主也好，中原地區秩序的守護者也好，已經都成為了一種笑談，哪怕是他打出這樣的旗號也沒有幾個國家會理會於他，畢竟大家心知肚明，周朝已經是稍微到極致了，再打出這樣的旗號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秦孝公就不需要再多此一舉的去做這樣費力不討好的事了。
尊王攘夷、仁義霸主都需要強大國力支撐
第二個原因，就是無論你是“尊王攘夷”還是仁義霸主，你都需要自己的國家擁有強大分的實力給政策作為支撐，要不然別人憑什麼理會於你？那個時候無論是齊國，也好還是宋國也好，又或者是晉國也好，它們都有著一定的國家實力，哪怕是不打出那樣的旗號，它們都是中原地區的大國，其它的國家也並不敢怎麼去招惹他們？而它們之所以會打出那樣的旗號，運用那樣的政策，更多的是想要國家完成統一，是想要取周天子的位子而代之，是想要更好地去發展自己的國家實力。
秦國國力衰微不足以實行尊王攘夷或仁義霸主
但當時的秦國並不符合這一個要求，秦孝公時期的秦國是非常弱小的，在此之前受到了魏國不斷的壓迫，甚至連函谷關都沒能夠守住，秦國的國土是一縮再縮，在秦孝公之前的幾任秦國國君都有著想要讓秦國重新回到隴西地區，繼續做半農半牧的農業部族的想法，由此可見，當時秦國勢力的衰微。
所以秦國在那個時候，其實並沒有那種能夠保證自己國家實力的底氣，也並不是像齊桓公或者晉文公那樣想要取代周天子的位子，秦孝公最初想招納賢才的目的，只是想讓秦國擺脫那個時候積貧積弱的現狀，讓其不再被魏國欺凌，讓其能夠在戰國七雄當中位居前列，其的心中所想其實並不是一統中原。
那些覺得秦相公在那種逆境當中仍然有著凌雲之志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畢竟一個快成為亡國之君的君主，去想那些稱霸天下的事情只不過是痴心妄想而已，所以說那個時候的秦國其實並不具備著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的客觀條件。
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政治體制深受王道影響
我們看到了實施霸道之術的幾個國家，在客觀因素上面的不同，再來了解一下秦國在真正實行商鞅變法的時候所採用的制度與這幾個國家之間的不同；事實上，秦國並沒有打出任何尊奉周天子的旗號，也沒有通過攻伐其他的任何國家來完成鞏固自己國家的實力，而是首先改善自己國內政治制度和發展現狀。
其實，秦國在進行商鞅變法之前的政治制度，極其類似於王道的發展制度，這種發展形式是從立國開始就深受影響的，尤其是在百里奚受任於秦國之後，王道的政策就在秦國傳承的下去，雖然不像西周的開國諸侯燕國那樣深受王道的影響，但王道之於秦國還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政治基礎，可是在戰國時代那樣天下大亂的時代裡，王道這種崇尚於禮制的政策是不適合繼續發展下去的，不然燕國的最後也不會獲得那樣悲慘的結局。
秦孝公推行商鞅法治變法使秦國走向發展正軌道
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步，就是改善國內一直以來的政治制度，由王道向法治轉變，在秦國國內確立法治的政治制度，讓整個國家的臣民們被規劃在一個明確的框架之下，無論是君主也好，大臣也好，還是平民百姓沒也好，他們都必須按照法令做事。
如此一來，秦國的國家發展有了一個明確的被規劃出來的道路，各個階層的人們有著自己明確要做的事情，這樣秦國無論是行政方面、經濟方面還是軍事方面都有條不紊的在發展，自然也就慢慢的擺脫了曾經那種積貧積弱的狀態。
事實上，無論是獎勵軍功也好還是重農抑商也好，都是商鞅想要確立法治的一種手段而已，其次就是改善國內的階級環境，那個時候的秦國與其它的諸多國家一樣，都是一個貴族鼎盛的國家，畢竟在西周的時候，階級的劃分就非常的明顯，秦國是西周制下的諸侯國，國內的貴族自然也擁有著非常強盛的權力，可是貴族的權力發展壯大，對於君主手中的權力提升就是一種影響，對於君主做決策也是一種阻礙。
秦孝公與商鞅竭力革除貴族權力，調動全民的積極性
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二步就是，竭盡所能的革除貴族的崛起對於君主手中權力的影響，拉近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差距，即收歸了貴族手中的權力，讓他們不能夠在國內呼風喚雨，又讓平民百姓們得到了切實的利益，讓他們在重農抑商或者是獎勵軍功的政策當中，能夠切實的找到讓自己安穩生活或者是獲得利益的方式。
這樣一來，整個秦國的積極性就被調動了起來，平民百姓的個個幹勁十足，沒有了貴族這座大山壓在他們頭頂，同時，無論是參與部隊成為一名軍人也好還是做農耕也好，他們都能夠獲得切實的利益。
因此，這種環境下的秦國，就形成了一種非常良好的發展狀態，農業民族的積極性被提高，農業生產自然就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一旦農業生產在那種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狀態下提升了起來，就必然會拉高經濟的生產總值，提高經濟的發展速度。
而有了經濟條件作為強大的支撐，這個國家就有著足夠的能力去發展軍事實力，而軍事實力的提高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可以攻城略地，可以拓寬它的領土疆域，增加常住人口數量，而土地增加人口數量增加又能夠為農業的發展提供新鮮的血液，這就是一種非常良性的循環。
綜述
筆者認為，商鞅在秦國所實行的那種變法其實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變法，他落實的是法治的制度，實行的是獎勵軍功重農抑商等等的政策，首要目地也是改善國內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並非像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他們那樣攻城略地拓寬領土疆域。
在商鞅的變法當中，軍事實力雖然是一個發展的重中之重，但是軍事實力的提升卻是由制度的確立和經濟的發展來帶動的，不是首要進行改善的目標，所以在形式上和目標上面，商鞅所實行的那一種方式與他提到的那種霸道之術也是有著根本上的區別的。
無論是在國家實行策略層面的基本條件上，還是在策略實施之後的根本目的上，所實行的那種方式與霸道之術有著本質上的差距，尤其是在秦孝公去世之後，到了秦宣太后那個時段，秦國的目標已經不再是攻城略地，做一個強盛的諸侯王了，他已經國家發展目標定在了一統中原上面。
秦國國君想要做的是整個天下的霸主，而並非是一個強大諸侯國的諸侯王，無論是齊桓公的齊國也好，還是宋襄公的宋國也好，他們在後期的發展進程當中，並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變化形式，所以在後期的發展上面，秦國所實行的那種制度與霸道之術所能達成的那種效果也是有著差距的。
秦國實行的不是完全的霸道之術，而是商鞅改進後的強道之術
因此我們才說，其實秦國所實施的並不是霸道之術，而是一種商鞅在霸道之術上面推陳出新的強道之術，是一種強國之道，讓國家一步一步地夯實自己的實力最終登上巔峰的道路，而不是一種在同等地位的勢力當中稱霸的一種道路。這也告訴我們，在我們分析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不能夠單純的去看形式上面的類似，我們也要顧及到一種制度、一種政策實施的客觀性條件，在實施過程當中的一些顯著特徵和一些微小特徵，同時還要看到他在實施之後所達到的目的和效果。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全方位立體的去看待一種政策的出現，才能夠更好的理解一個紛亂複雜的時代是如何發展進步的？同時我們才能夠認識到古代的華夏文明是如何繁衍生息的，對於我們理解整個歷史才能夠有著更好的幫助。
參考文獻：《過秦論》、《商君書》、《左傳》、《戰國策》、《史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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