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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洪秀全是广东人，可是，他发动的金田起义，却是从广西金田开始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当时的广西和广东有很大的不同了。

清朝中后期的时候，广东一直都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这里有大量的洋人。这些洋人经常会带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些先进的西方思想，他们和广东人交流之后，让广东人开阔了视野，广东人具备了认识事物真相的本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人成为了中国了解世界最早的第一批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出了那么多伟人的原因。

洪秀全也是在加入了一个教会之后，他开始陷入思考，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加上当时自己实在是考不上功名，连个秀才都考不上，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建立了创上帝教，打算推翻清政府的。

前面我们都说了，广东人是最先接受西方观点的一批人，他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是最为先进的，想要骗拥有先进认知的人去干谋反的勾当，他们肯定是不会去的。

所以，这就造成了广东根本不可能是洪秀全发动起义的地方。广东不但不是洪秀全发动起义的地方，对于洪秀全来说，这里也不是他安身立命之地。

因为他在广东稍微有点出格的举动，就会被当地的官府叫去喝茶。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洪秀全想要有一番作为，他就必须要去一些偏远的，封建意识比价严重的地区。

这样的地方，对于洪秀全来说，也只有去广西更加的便利了。

那时候的广西民众和广东一点都不一样。广东人最起码知道学习，然后考取功名，去朝廷弄个公务员当当。

可是，洪秀全去的广西不是这样，广西是另一番景象。

很明显这里的人都不读书，过的还是如同部落一样的生活。这里的人生了病，也不去看医生，当然也可能是没有医生。

没有医生的话，他们生了病要怎么治疗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时候，是有巫婆的，有的地方也把他们称为跳大绳的。

但是，广西的民众就是利用巫婆来看病。当洪秀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成事的条件达到了。

因为洪秀全可以利用巫婆的嘴，来传播自己的伟大，给自己发展教徒。

因为当地的人，最信的话，就是巫婆的话。巫婆告诉他们加入什么教，他们就会信奉什么教。

毕竟巫婆告诉他们，只有加入这个教，自己的病才会好。正是因为当地的民众，没有选择，所以，他们只好加入到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当中。

洪秀全一看，这个效果很好。教众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洪秀全还是觉得人再多点更有利于自己干谋反的勾当。

可是能用的巫婆全部都用了，想要快也快不了。不过洪秀全还是动力一番心思的。

既然当地的巫婆都不够用了，洪秀全就让自己的心腹们，扮作巫婆忽悠别人，让他们加入拜上帝教。

然后，洪秀全的队伍就真的越来越壮大了，等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和清政府抗衡了，所以，他就在广西发动了金田起义。

正是因为拜上帝教的教徒们，都是广西的民众，所以，他们在这里发动起义，也是最为便利的。

以上就是洪秀全为何选择在广西太平天国的原因。

史学达人

《太平天国与广西桂平金田的渊源》

毕业论文

一、十九世纪中期广西及桂平地区的社会概况

（一）经济

1.农业

十九世纪中后期，广西的社会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处于一种“人口猛增，耕地日减”的状态，“嘉庆以后，广西的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到了1851年，全省耕地由1766年的1000万多亩减至896万多亩”，与此同时，广西人口却不断增加，由1753年的“197．6万人”，到1851年，全省总人口增长到“782万余人”，因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可耕土地的减少，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第一，人均可耕土地减少，18世纪中期，“广西人均耕地约为5亩”，到了19世纪中期，“人均耕地不到1.2亩”。

第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全省绝大部分的耕地掌握在官僚、地主和官户手中”，而普通农民占有的土地非常少，“80％以上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土地”。

第三，社会关系更显紧张，“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乘人之危，增加租利，加重剥削情形”，使得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不断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

2.工商业

历史上的广西土著居民极少从事工商业活动，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仍未有太大的改变，即使是经济和交通发展较好的梧州府地区，到同治年间也还是“近山者祸，近水者渔，不事商贾”的状况，社会经济很不发达；因而“近代广西商业操纵在粤、湘、闽等外籍人手中”，这些外籍工商业者的经济活动又常常受到封建地主官僚的压迫，被迫“与封建官绅、地主、高利贷者彼此结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近代广西工商业资本的封建性，又阻碍了近代广西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因“对外贸易中心的北移”，广西到湖南等地原有的“交通运输随之衰退”；另一方面，广州开设商埠，西方廉价的工业品得以沿西江流入广西，广西的社会经济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但渗透力度不是很强，“直到中法战争前，英国在北海的商业活动仍未成型”。由于工商业的落后，造成“近代广西社会财富少，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若遇大灾之年，“税额锐减，就更加困难”。

广西桂平地区在鸦片战争前后天灾不断，据《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统计数据显示：“从道光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浔州府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异常频繁”

而黄体正的《带江园诗草》中就有写到：“春买黄犊耕，十疫九个死，逋累重如山，锄禾日未已。高田愁雨少，低田愁雨多，日与天较量，天高将奈何！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频繁的天灾使得粮食普遍欠收，桂平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姓生活凄苦，因天灾引起的社会矛盾显得异常尖锐。

（二）政治

清初在广西设右江、左江、苍梧等三道，全省辖11府共14州49县，县以下设土巡检司、长官司、即里、保、甲、牌等基层组织，另外在少数民族聚居民族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从“巡抚衙门到保甲的各级行政组织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生活在近代广西的壮、瑶、苗等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他们不仅受到“满、汉地主阶级的压迫”，而且“本民族土官、山主、头人的榨取”也很严重，反压迫心理尤其强烈。自1841年起至1851年，全国性的起义及叛乱事件最频繁的三个省份中，广西就是其中之一。政治上的腐败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鸦片战争后广西社会出现严重的游民问题，一方面因贸易中心的北移，广西的对外交通迅速衰退，造成了“大批从事运输的劳动者失业”，沦落为游民，而“游民社会的发展是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另一方面因战争的结束，大量在战时招募的乡勇被裁撤，这些人掌握着一定的军事技能，相较于“其他游民帮会组织，尤其富于战斗性和破坏性”。这一时期的官府对游民问题毫无应对之策，“缉捕之废弛尤甚”，甚至还产生了地方捕盗机构与匪盗串通一气的现象，广西巡抚郑祖琛“最恨地方官查拿逆犯”。

据《容县志》记载：“盖浔之平南、桂平接壤容邑，彼中盐运不济，商人每闭肆阴售，以取重利，民苦食淡，一也。值壅滞，则按新旧季并发，民苦征输，二也。又胥吏里甲互相染指，按家派盐，按盐收饷，羡耗浮于正项，民苦厚敛，三也”。在官吏和商人的双重剥削下，加剧了百姓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厌恶，无法摆脱现实困苦的人民更急于寻求一种依靠，以求生存之道。有甚者，铤而走险，落草为寇，道光二十九年（1949年），贵县“防务废弛，各墟市赌馆林立，衙役市侩从中剥削，民穷财尽，盗风日滋”。

桂平名仕黄体正言“本非有饥寒以迫之，刑戮以驱之，故尔铤而走险于万死之中，冒法以求缓须臾也，特藐法莫之能及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拜上帝教正好适应了那个时代桂平地区民众的精神需求。

（三）军事

清朝在广西设置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负责统领省内兵将，广西提督衙门驻柳州。提督之下，设左江、右江两镇，左江镇驻南宁，离桂平地区四百余里，右江镇驻百色，相距更远。“全省武职官员自提督至外委共500名，马、步、守兵最多时为24166名，另外，设有土兵13842名，民壮2146名”，因而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广西的军事实际上“形成了以绿营兵为主，以士兵、民壮等地方武装为辅的军事体系”。

进入近代以后，八旗和绿营兵变得腐败不堪，“将士吸食鸦片，聚开赌场，终日嬉戏”，甚至出现“因国家升平久，民不知兵，兵不经战...所招募壮勇，类皆市井无赖，不知纪律，不受约束，肆意抢掠，百姓畏兵甚于畏贼”的情况。本就单薄的军力常常要支援外省，调度无常，“1841年，英军进犯广州，清廷令广西边抚梁章钜派兵2000名，迅赴广东”，还将“省城及南宁营存旧炮12门，连同各营500斤以上之炮数十门，解往广东”，到了1842年又下令“广西调往广东之兵，留下1800名备防”。虽“百里有营，十里有汛”，然“多者不过数百人，少者或十余人”而已，“塘汛有时只有一人”，也就是说广西当时要以三万余士兵，分驻全省，因而“一旦出事，不免顾此失彼”。桂平紫荆山区“康熙时曾设紫荆汛，后撤讯设卡，仅留数人，因而虽常见盗匪往来此地,只有眼睁睁地任其往来自如，无可奈何”。

（四）文化

十九世纪中期广西民众受到名目繁多的封建律例与乡规民约方面的思想压迫，这些“律例和规约明显地反映了阶级压迫的性质”，乡土神灵遍布大小州府，它们和“封建的保甲组织、乡绅势力以及伦理说教”一起对广西民众“进行直接、广泛的统治”，而封建宗法体系也同样体现了近代广西社会封建思想压迫的特点。

儒家学说是封建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近代广西的官学和私学规模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清一朝“全省新建书院153所，而新建的书院近三分之二是19世纪中期以前建立起来的”，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在为维护清朝统治培养人才，所学内容基本是四书五经，从而导致了近代广西民众“思想观念陈旧，不思进取，逐渐形成了因循苟安的习气”。生活在这样一种教育水平下的广西民众，还形成了“重农轻商、重德轻利的观念”，即使到了洋务运动时期，全国已掀起“自强”和“自富”办洋务的高潮，“惟独广西没有受到这浪潮的冲击，仍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下”。

桂平地区在广西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整体呈现出“民贫俗薄,秀良鲜少,既无执简横经之地,又乏从师取友之资”的状态,“文教不兴,人才朴陋”，民众迷信风气浓厚，据《桂平县志》记载的坛庙就“多达287处”，当地人民信仰自然和人为宗教，崇拜祖先，信奉多种神灵，“民风由来醇谨，间有恶习，然稍惩即畏，未敢大肆强梁”。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商品一起进入广西境内，为广西地区的文化和教育注入了一些新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桂平地区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对拜上帝教的态度

（一）拜上帝教

1843年“洪秀全于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教，将教义定为独尊上帝，不拜鬼神，建立人人皆兄弟姐妹的人间天国”，是太平天国初期的秘密革命组织，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组织。

太平天国称自己的宗教为“天教”、“天道”、“真道”等,最早将洪、冯创建的宗教组织命名为“拜上帝会”的是简又文先生，范文澜、王庆成、吴良祚等学者倾向将这一组织称为“上帝教”，也有人依据洪、冯初创“拜上帝会”进而称太平天国的宗教为“拜上帝教”。还有学者根据西方的报道和清政府官方的记载称之为“上帝会”，甚至在同一篇著作中出现了既称“拜上帝会”又称“上帝教”的。因对这一宗教的名称有很多，而各位学者都有自己的证据，为了行文方便，在引用史料时原则上保留各位学者原文中的称谓，视具体的语境稍做变通。

拜上帝教创立后，最先吸收了冯云山和洪仁玕二人为教徒，后洪开始外出沿途传播拜上帝教，但信者甚微，在冯云山的努力下，坚持深入到广西桂平紫荆地区进行传教，信教者才开始得到增加。1849年前后，随着广西阶级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民众革命情绪的日益高涨，拜上帝会组织的成员迅速扩展到桂平、贵县（今贵港市）、藤县、博白、陆川、平南和广东化州、信宜等地区，到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教众已经达到了三万人，这些会众的信仰非常坚定，成为了金田起义的基本力量，起义发动后不久，起义军内部组建了新的组织体系，原来的拜上帝教组织也逐渐被军事化的组织体系所取代。

（二）拜上帝教在桂平传播概况

依据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的发展情况，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1844年9月-1847年7月）；中期：（1847年7月-1851年1月）；后期：（1851年1月-1852年4月）。

1.初期

根据《太平天国史学论述》和《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1844年春夏间，洪秀全和冯云山二人以广西贵县赐谷村为中心进行传教，后洪返回广东，冯独自一人于9月进入浔州府城，下定决心“致意于传教事业，决不回粤”，于11月进入桂平县紫荆山区，这是冯云山确立“以传教为名，进行革命的开始，也是他从过去单纯传教的思想向革命思想转变的标志”，直到1847年7月与洪秀全再次会和这前后三年的时间里，两人音讯不通。期间，冯深入桂平紫荆地区，以大冲为中心进行传教，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大冲、鹏隘山(平在山)、高坑冲等村寨发展了二千多人的信徒”，这些人他们占紫荆山区总人口半数以上，形成了拜上帝教基本队伍。这一时期“冯云山将过去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发展成为农民革命的工具”，是冯云山在桂平地区传播拜上帝教的摸索阶段，也是拜上帝教传播的初期阶段。

2.中期

1847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在紫荆相会，这一时期传播特点是“拜上帝教势力以紫荆为中心向外发展”，为扩大了影响力，希望拜上帝“真理由紫荆山传出”，公然带领教众打砸甘王庙，影响“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县属”。经过这一阶段的努力，拜上帝教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以冯、洪为首的主要领导集体，教会的凝聚力得到增强，其中，在营救冯云山的过程中有所体现，“作新率乡民擒获云山，械送大黄江巡检黄基，其党曾玉珩敛碳徒钱为营脱”，烧炭工人虽贫苦，仍愿意凑钱营救。实际上，这一阶段是拜上帝教发动起义的酝酿阶段，为拜上帝教在1851年1月发动金田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是为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传播的中期阶段。

3.后期

1851年1月拜上帝教众在金田发动起义，各地反清武装纷纷归附，起义军随后辗转于金田东面江口圩附近抵抗清军近两个月，后又转战于桂平、武宣、象州、桂林等地近七个月，攻占永安并坚守六个月，被迫于1852年4月突围北上，离开广西。王庆成先生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中提到，“拜上帝会只存在于从冯云山建会到金田起义前后几年时间里”，确切的说应该是洪秀全攻克永安后，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取代了拜上帝教的地位，同时作者还借用后期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吟俐的话说，在永安（今广西蒙山）“太平天国”已经代替了“拜上帝会”。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的影响力在金田起义后逐渐下降，拜上帝教活动的地区离桂平渐远，影响力渐弱，是为拜上帝教的传播的后期。

（三）桂平地区不同群体对拜上帝教的态度

拜上帝教自传入桂平地区始，桂平地区不同群体对拜上帝教持有的态度各有不同。

1.客家人

在拜上帝教发展的过程中，有一股力量始终作为拜上帝教的中坚力量，那就是客家人。早在在入紫荆前，洪、冯就吸收了一部分客家人的加入，参加拜上帝教者不仅“有来人，也有壮人”，当时贵县赐谷村“附近各村参加拜上帝会的有百余人，客家人最多” 。

拜上帝教传播初期,冯云山以大冲村为传教中心，以个人魅力打开传教之路的，因其渊博的学识，诚恳的态度，最初被客家富户曾玉珍得知,不久“亲受洗礼,成为信徒”，后在曾的大力宣传下，拜上帝的观念在附近村寨得以传开,带动了更多人的加入，共吸纳了二千余教徒,培养了杨秀清等一批骨干人物,为“拜上帝教组织奠定了群众基础以及创造了干部条件 ”。

到了拜上帝教传播的中后期，随着土客矛盾越演越烈，加入拜上帝教的客家人不断增加，成为了拜上帝教的中坚力量，像石达开就率领4000余人加入，而韦昌辉举家而入的也有千余人。

2.矿工和烧炭工人等底层民众

拜上帝教早期的主要成员是紫荆山区的客家人，紫荆山区是烧炭工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壮、汉、瑶杂居的地区，他们受尽地主阶级的欺压，迫切要求摆脱封建枷锁，“正像一世纪中叶的早期基督教徒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一样，十九世纪中期的拜上帝会员也来自以耕山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最初“冯云山靠着在曾玉珍家做老师的机会，常常借机向烧炭工人宣传拜上帝教的理论”，在冯的宣传下，烧炭工人入教，紫荆山这一群烧炭工人亦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基本的队伍。另外，贵县龙山地区亦是有名的矿区，当拜上帝会向当地矿工宣传革命道理时，“附近三岔、天平诸山居民多习采者，裹粮而出”，这些“裹粮而出”的矿工，显然都是龙山地区的壮、汉两族的底层民众，所以“听者即行接纳其道，而且相信洪、冯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传真理与彼等者，即皈依受礼者逾百人” ，因“矿徒多附之”，使得“皈信新教者逾多” 。

3.乡绅（土绅和客绅）

近代中国地方乡绅的角色，主要是由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来扮演。因桂平地区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代表两种势力的桂平乡绅，他们对待拜上帝教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第一类是以当地土著乡绅为代表，早在1845年，桂平县金田地区的七十三个地主豪绅就具名勒石，炮制了《宣里安良约碑记》用以宣扬“尽忠于君，尽孝于亲的孔孟之道，建立保甲之法，要求守法度以尊官，讲任恤以会友” ，借此来抵制拜上帝教的传播，认为“此风不戢，后蔓难图”，他们还认为拜上帝教教众借“拜会为名，敛资财以充囊橐”，所以他们常常告官或动用地方团练的力量，企图遏制拜上帝教的传播，这类人至始至终都充当着反对拜上帝教的角色。

另一类则以迁居至此的客家乡绅为代表的，因为与土著居民利益的冲突，受到排斥和压制，对拜上帝教抱有好感，正如韦昌辉之所以参加农民革命，是由于和“周围地主有矛盾并陷入孤立地位而被迫加入的，是一个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所以仅“ 韦昌辉家族中参加金田起义的人数就有约一千人之众”。

4.游民

在拜上帝教发展的过程中“游民”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这股力量可分为天地会教众以及部分被迫落草为寇的流匪。随着拜上帝教知名度的提高，不少因为找不到组织的天地会成员也转而加入拜上帝教，特别是在金田起义后，这一类加入者是比较多的。1850年，杨秀清率众迎洪秀全至金田“召集亡命，林凤祥、洪大全诸逆归之。

1851年春，天王洪秀全以拜上帝教教众为基础力量发动了为推翻清政府“妖魔”统治的金田起义，随即“土贼应之，各府所在骚动”，期间，太平天国中的著名人物苏三娘为向土豪报仇，聚众劫富济贫，金田起义时“率众加入”。另外还有陈亚贵，‘表示愿率其党徒与洪军联合’”,在金田起义后，像这类人物的加入应不在少数。

三、桂平地区不同群体对拜上帝教的不同态度原因分析

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传播过程中，桂平地区的民众主要形成了两类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类是以本土乡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的坚决反对，另一类是以烧炭工、矿工等中下层民众以及游民和外来客民等群体的踊跃支持。

(一）民众支持拜上帝教的原因

1.客家人加入拜上帝教的原因

第一，客家人在土客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急需寻求依靠。

外来的客家人为与土著居民之间一直存在着“土地、女人以及水利和风水等问题”，从而“产生了种种纠纷”,导致了客家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长期械斗，特别是在1844-1850年这段时间，“土客械斗情况尤其严重”，后“来人终不敌,而相率败走,加入洪秀全上帝会”，太平天国中的著名人物韦昌辉之所以参加拜上帝教，就是因为“他家和周围地主有矛盾并陷入孤立地位而被迫加入的”，而石达开也因“本县土人赶客人，无家可归”而加入拜上帝教。

第二，地方军队腐败，勒索乡民，客家人受到不公平待遇。

桂平地区兵勇时常“出鹏隘山，讹索乡民”，若不顺从，则冠以“谋不轨”之名，“行将屠之”，且对客家人诸多刁难，于是“相率就昌辉家，竖旗集党”，后民团告知县衙，官府令其解散，本欲接受招安，在中途又遭到官府的百般刁难，随即“愤而复聚”，诸多对客家人的不公平待遇亦是促使客家人加入拜上帝教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桂平地区客家人种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驱使。

洪、冯二人身为客家人，在桂平地区也曾有多次遭到当地土著居民的歧视,但他们并没有对土著人采取报复行动，反而秉着“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 的信念,否定客家受本地人的歧视，同样是客家族的人们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自然亦是情理之中。

第四，客家人对拜上帝教提倡的“平等”有所期盼。

大冲村曾家便是早期入教的代表，《劝世良言》中有说道：“凡国内军民人等，皆当遵旨意而行。若有不遵者，必定处治其抗逆之罪，照例而究办之，惩治其罪也”。对于有钱无势的曾家来说，虽同为客家人，但是与石氏家族的矛盾却越积越深，在村中的话语权有限，因而拜上帝教提倡的“平等”亦是曾家所需要追求的。

2.烧炭工、矿工等底层民众支持拜上帝教的原因

拜上帝教最先的信徒主要是一些穷苦的民众，底层民众中的代表烧炭工人，他们信奉拜上帝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身生活凄苦，无所依靠，急需寻求庇护，拜上帝教这一个集体尽管还比较弱小，但是最起码保证了他们有所依靠。

第一，恶劣的自然灾害,造成了桂平地区中下层民众生活困难。

拜上帝会创建后在广西桂平许多地区进行活动,加入拜上帝会的主要来自于贵县紫荆山地区的贫苦农民，以及在紫荆山和平隘山的烧炭的人还有贵县龙山的矿山劳动者。他们时常受到来自地主、矿山主、商人等人的掠夺和剥削,处在极度穷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很容易对拜上帝会提出的平等理念产生共识。

第二，清军滥杀无辜刺激了民众的选择。

鸦片战争后,大量被临时征集的士兵被遣散,这些被遣散的士兵,不务农事，主要依靠抢掠为生,造成了当时桂平地区的社会动乱，以至于官府认为“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太平军兴起初期，地方官员奏称“刻下贼情甚窘，所急需者食盐，臣等售入毒盐，致毙者日复不少”。无端售入毒盐，虽然毒死了太平军，其中包括不少未参加叛乱的普通百姓，另有载“务即设法断其盐、米接济，俾食用无资，进攻更易得力”，普通百姓无盐无米可食，加剧了普通民众与清政府的离心力，促使他们加入拜上帝教的决心。官方在执行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常有伤及无辜的现象发生，民匪不分，致使人民倒戈相向，投入拜上帝教的怀抱。

第三，冯云山利用人们迷信思想和寻求寄托的心理，提出了富有吸引力的革命号召。

1840-1850年，广西普遍饥荒，还爆发了瘟疫，当时拜上帝教就利用了穷苦农民渴望得救的心理，借机向群众宣称“人将瘟疫，宜信者得救”的口号，在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获得了“有农民，也有矿工”的拥护，“他们纷纷要求加入...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

第四，领导者的个人威望为民众信服。

这一时期拜上帝教得以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是个别拜上帝教首领以“神道的诈术来取得群众的服从的，还谈不到威信”利用迷信心理以及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吸引民众，还未在教众中形成很高的信服力，更多的是因为有教内有众多像冯云山那样的人靠个人威望为拜上帝组织争取过来的。

3.游民支持拜上帝教的原因

第一，因拜上帝教的强大及严明的教规，吸引在天地会内部受到了孤立的会众和其他走投无路急于寻求避难所的游民加入。

据《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记载：“东王发人接天王到金田会集，到金田，有大头羊（张钊）、大里鱼（田芳）、罗大纲三人入金田投军。”他们都是原天地会的会众，后来大头羊却觉得“拜上帝之人不甚强，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而因为罗大纲与大头羊两人一向不和，后“罗大纲投之。” ，在《太平天国》中有提到：志愿参加的罗大纲，留在洪军不走，是因“彼正爱其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

加入拜上帝教的天地会会众或许是因为需要寻求更强大的集体，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在天地会内部受到了孤立。他们或许并非出于真心，但是也足以表明此时的拜上帝教教规严明，确实比纪律相对散漫的天地会拥有更加先进的组织方式。

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的目的是要以建立一个均贫富国家，为对广大中下层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上文中提到的苏三娘便是典型的代表，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原先对拜上帝教这一组织或尚未知晓，或徘徊踌躇，当洪秀全所提出的革命奋斗目标是旨在于创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的时候，对分散在各地的散兵游勇起到了聚合作用。

第二，拜上帝教主要领导人宣传方式得当，组织方式合理，善于凝聚人心。

罗尔纲先生在考证太平天国起义文告中提到： “（1850年）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贴伪示诱胁”。到了十二月广西地方长官奏称：“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会结上帝会，擅贴伪告伪示，召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官方的文书屡次提及太平军的宣传策略，不难看出拜上帝组织和宣传方式在这一时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洪秀全等人在加强组织和领导方面下足了功夫，例如：咸丰元年八月太平军途经藤县大黎里，萧朝贵四处寻遍衣食，以补兵用。当地居民大多避之。随即萧朝贵急忙安慰下属以定军心，临行前：“尽毁从者家，欲其无所恋而甘为之死”。而这一现象在官方文书中也有提及，“（洪逆）大集党羽，进陷修任、荔浦等县，所过居民，房屋无存者，富室土犹发掘数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对入会者“俱毁其家”的做法虽过于苛刻，确实起到了让加入者断其后路，破釜沉舟，全心全意追随拜上帝的作用。

在教会发展的过程中免不了混进一些投机分子，或因教众个人意志不坚，或因清廷的威逼利诱，在起义不久便出现了教众叛逃的事件。早在1851年12月4日的天王诏令中 “莫被敌人诱惑，尔们把心坚，最怕半路差”，以及 “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等用以稳定军心的文告，领导者们给教众许下了美好承诺。尽管后来还是发生了叛逃案件，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却稳定了军心，坚定了太平军队伍成员的革命决心。

（二）土著乡绅和知识分子反对拜上帝教的原因

以土著乡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身利益和忠君爱国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始终敌视拜上帝教的态度。

第一，教民常常聚众抗捐，极大地损害了土著乡绅的利益。

拜上帝教的传播团结了大量的中下层民众，而入会的教民常常聚众抗捐，或是不耕种他们租给的土地，对于靠收取高额土地租金的地主们来说，这触犯到了他们最深层的利益，反对是他们的本能。

加入拜上帝教的既有散兵游勇，又有落草为寇的土匪，他们时常借着拜上帝会的名义，聚众对未加入拜上帝教的人家进行打劫，而当地有钱的乡绅们则首当其冲。当时在金田附近的一些天地会人员“聚众数百人，借名跑会进香，挺持凶器，耀武圩中”。在威胁到自身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出于反抗的本能，一部分人妥协加入到了拜上帝教中去，而另外一部分则采取了报官或是编练团练的方式以求自保，那时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组建起来的团练几乎成了“全民性质的军事防卫组织”。

第二，在忠君爱国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无法接受反权威的拜上帝组织。

拜上帝组织的宣传者们却把农民反清反封建的思想以及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育思想平等思想结合起来，从而用改造了的上帝思想来反对原有的权威，这也从侧面说明，在利益面前，不想失去已有权势和地位的土著乡绅们对拜上帝教的态度是敌视的。

四、结论

太平天国最初是在拜上帝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组织、策动和领导起义的纽带,可以说，没有拜上帝教就没有太平天国,尽管后来这一组织被军事体系取代，拜上帝教仍然渗透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除了大清王朝的衰落和桂平独特的地理、经济、人口、政治和社会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为此次运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拜上帝教在桂平地区传播的三个时期，教众逐渐增加，其影响逐渐渗透到桂平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拜上帝教是时代的产物，在桂平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壮大的原因，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对桂平地区的民众摆脱困境寻求心灵寄托心理的利用。总的来说，桂平地区的大部分民众对拜上帝教是支持的，这一点从金田起义爆发规模及影响上就可以看出，拜上帝教的支持者遍及各群体，期间虽有以知识分子和土著乡绅的反对，但最终拜上帝教还是排除了万难，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和席卷大半个清朝，与桂平民众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桂平地区:清，桂平地区沿明制属浔州府，府治在今城区。浔州府辖桂平、平南、贵县、武宣四县。 清光绪年间，全县分为四大区，辖二十一里，里下设甲、村、堡，各里所辖村庄、圩市详见民国九年版《桂平县志》，在本文中记述的桂平地区特指晚清时期浔州府所辖地区。

2.黄体正：（1767-1845）清代诗人，字直其，号云湄，又号江村，桂平人。嘉庆三年（1798年）戌午科乡试解元.中举后，主考官携其作品至京，遍誉馆阁诸鉅公，名声由此大噪，历任迁江县（今广西来宾训导），隆州（今隆林）学正，桂林儒学训导，道光十一年（1831年）升国子监典籍不赴，拖病辞官归故里，筑室江村，以吟咏自适.著有《带江园诗草》7卷，收古今诗体近600首，附词10首。

3.客家人:客家人在广西又称来人，或讲客话的，系当时散居在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省的移民，由于他们在这些地方定居较晚，所以被久居是地的本地人叫做“客家人”。

一点半历史

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从根源上就是一种宗教活动，金田起义更多是因为酒喝大了后的一种冲动之举，只是没有想到规模整大了，一发不可收拾，洪秀全也只好硬着头皮反下去。

洪秀全创办“拜上帝教”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宗教原因，他几次科举不中，心里虽有怨恨，但是绝对不可能，也不敢有造反的念头，洪秀全在广州遇到了西方的传教士，觉得基督教非常的新奇，也就跟着入了教，学了起来。

洪秀全信仰基督教，其实和宗教信仰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因为自己科举不中，感觉失落，但又无法改变自己生地位低下的现实，只好另辟蹊径，寻找可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道路。这跟明末太监魏忠贤挥刀自宫当太监的目的一样，既然在原来的领域里出不了头，那就换个环境试试。

洪秀全学了半拉子基督教，还没出师，就跑了，洋师父不待见，自己又根本没有真心信仰基督的思想基础。洪秀全离开广州后，觉得可以自己开山创宗，于是就拿起那半本的《圣经》学着自己招徒弟，创办了“拜上帝教”。

洪秀全自己招收信徒并不成功，广东人并不待见基督教，主要是因为广东一带传教的太多，大家也就见怪不怪，要信就信正宗的洋教士的基督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算是个山寨宗教，没人愿意入他的伙。

但是洪秀全招的一个人特别厉害——冯云山，他算是洪秀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信徒，冯云山的本事比洪秀全大多了，不但招收了很多客家人作为入“拜上帝教”，而且还给洪秀全找了几个得力的干将：洪仁轩和石达开。

洪秀全与冯云山在广东开展“拜上帝教”活动都是纯宗教性质的，压根就没有想更多，更不可能想到去造反，他们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信徒之间建立一种宗教威信，当然肯定少不了得到实惠，入教的信徒肯定是要给“拜上帝教”缴纳一定的奉金的，这种既得名又得利的事儿，其实就是洪秀全最想干的。

但是在广东开展得并不顺利，主要是入伙的人还是太少了，洪秀全决定去广西看看，跟随他的还有他的发小，同学——冯云山。

到了广西，洪秀全就大展拳脚了，这里的民众一是太苦，二是太封闭，还有就是客家人多。洪秀全在广西就发展了非常庞大的信众队伍，这其中又有两股重要的力量来投奔他，杨秀清、萧朝贵的烧炭工队伍，石达开的广东客家人队伍。

话说1850年7月，洪秀全号召“拜上帝教”的信众全部到金田村集结，大家不要以为是准备起事造反，而是去给洪秀全做寿，开生日Party，这人数也太多了，足足有一万多人。

人多了，酒水肯定少不了，大家推杯问盏，一来二去，再加上有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挑唆，洪秀全脑壳一热，决定造反，他们造反的对象其实并不是官府，而是当地的大户，抢一把再说。

大家仗着酒劲儿，抢了一把，可是人太多，声势太大，当地大户根本就不够抢，于是顺便就把官府也给抢了，这下事情闹大发了，洪秀全此时已经毫无退路，加上手下那些穷苦民众情绪高涨，于是就在攻下永安后，大摆筵席，分封诸王，并制定了相对简陋的行为规范。

永安建制后，“拜上帝教”才转化为太平天国，才明确了造反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才形成了相对严密的政权结构，至于后来太平天国颁布的一些政治条例多是从香港归来的洪仁轩搞的，从此时开始军事上基本上是杨秀清、萧朝贵的烧炭工集团保持；政治上实际上由洪仁轩主导。

洪秀全的主要作用就是个宗教领袖，他其实是被动的推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至于，洪秀全为什么要选择在金田村起义，那纯粹就是个被动的选择和误会。

沉墨I方之城

这个事情，首先要从洪秀全当年做出的“到广西区”的决定说去。

广东传教不好搞，不如去广西试试？

洪秀全于1843年在花县创立拜上帝会，而这个时候的他只是一个迷信宗教的落第书生，对科举失意存在不满思想，而甩掉孔子牌位，其中有这种思想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为了独尊上帝，搞他的传教事业。

可以这样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初心，不是为了造反，他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更多的是想利用宗教手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抵是因为他接触的基督教相关书籍中，了解了一些基督教教宗的情况，所以心生向往。

1844年3月时，洪秀全和冯云山作为拜上帝教最初的创教者，开始在广州附近宣传教义，接着又到了清远、英德、曲江、连山活动，然而都不受群众还原，几乎没几个人入教的。

老洪的传教大业出师不利，十分苦闷，于是便对一样无奈的冯云山说：“大兄弟，不如我们去广西搞搞。”洪秀全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诸如很多文章中分析的那样，了解广西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是老洪这时候就想着搞造反大业，毕竟他只是一个突发奇想的穷书生，没有那么宽广的社会视野，也不具备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促成他做这样决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当时洪秀全的表兄王胜均兄弟迁居到了贵县赐谷村，他在探亲的时候偶然到了广西，由连山入桂境，走小路出封川，在沿江西进。洪秀全在赐谷村住了大半年，这大半年的时光里，他在私塾教书，同时也发展了上百人的拜上帝会会众。主要也就是宣传劝人“悔过从善”可以“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并没有什么造反的思想。

到广西，起始于一个无计划的探亲之旅，而旅行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这里传教比广东顺畅多了，于是就深入了下去。

广西尖锐的社会矛盾促使洪秀全走上了反清之路

洪冯在不断的宗教活动中，接触到了更深层次的当时广西的社会状况，破产农民生活极苦，人民求生五路，而且广西天地会的会党相当多，造反派层出不穷，聚众反抗官府的事情就跟家常便饭一般。

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得两个人的心态也逐步开始改变，于是两个人合计一方，冯云山深入广西到桂平紫荆山继续传教，而洪秀全返回广东老家，继续吸收洋教思想，补充修改他的教义。

到了1847年8月，他第二次来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但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造反的念头。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已经发展了2000多人的教众，于是他欣然前往探望冯云山。

教主的到来，又促进了拜上帝会的发展，贵县逐步扩散到了武宣、象州、平南、博白、陆川乃至广东信宜等地。接连在这些地方创立了拜上帝会的分舵，当地人把拜上帝会教众称之为“上帝佬”。

实际上，洪秀全这个人，从来都没有造反念头，他是被他的教众们一步步“逼”上造反道路的。我们前面说过，广西人民生活疾苦，加上天地会活动频繁，对抗官府十分普遍，而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人民们随着拜上帝会组织的不断扩大，势必会因为传教跟周围的其他势力斗争，然后因此这些斗争最终走到官府的对立面。、宗教本身就是封建统治们警惕的对象，所以拜上帝会最终转变为起义，是广西的时势所推动的。

客家人是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的 重要原因。冯云山到紫荆山发展拜上帝会之所以顺利，首先就是与客家人有共同语言。广西人口稠密，但耕地少，由此“土、客”之间争地争水争山的矛盾剧化，在这些争斗中，客家人受到官府和当地豪强压迫较为深重。

老洪到紫荆山和冯云山会面后，很快就发起了打象州甘王庙，这实际上属于宗教都住，因为客家人拜入上帝会越来越多，受压迫的他们希望“消去灾难”，把拜上帝会作为精神支柱。

拜上帝会是洪秀全偶然的作品，到广西传教士因缘际会，而发展成为太平天国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的大背景下贫穷大众的诉求，洪秀全其人，在整个过程中，属于无心插柳，他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教主象征，和读了几十年书能够编写教义，传教壮大拜上帝会是冯云山做的，带领大众走上造反之路是后来加入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们。老洪同志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这么强的战略眼光，他更像是一个捡到金矿的暴发户，摊上了一个太平天国教主的名头便宜而已。

江畔初见月

洪秀全，太平天国建立者，清末太平天国运动领袖。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号天王。

清朝末年，广东一直都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基督教也 被传入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等级分明，所以只有科举一条途径，洪秀全屡应科举不中，从基督教教徒中萌发了建教的想法，“拜上帝教”应运而生。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清朝统治者对广大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十分严酷。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展。1850年末至1851年初，洪秀全多年筹备后，在广西金田村组织，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 后建国号"太平天国"，从金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A走走停停

笔者有不同见解：

1.洪秀全当时之所以会选择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起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原因是洪秀全选中了广西、选定了广西。

2.而洪秀全选中了广西、选定了广西，主要原因有下面三个：

1.广西位于云贵高原南端，境内北部、西北部、西部都是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占了广西总面积的37.8%。

2.广西东北为南岭山地丘陵，东南及南部又是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大山脉。

3.由此可知广西地理环境十分恶劣，可以说山高、山多就是广西的代名词。而广西山高、山多的恶劣地理环境，却又刚刚好成了广西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正是洪秀全选择在广西起事的原因之一。

4.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选择在广西起事，则进可攻周边的广东、湖南等富饶地区，退可退回广西大山区，甚至可退到清朝的藩属国越南，十分的安全。

▲金田起义旧址——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纪念馆

二.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民风彪悍，战力惊人

1.广东、广西、越南在古代，一直都属于中国岭南百越地区。可以说，中国南方岭南百越地区，就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地区。

2.而在明朝清朝时期，朝廷中央在边远地区推行土司政策，广西与周边的湖南、贵州、云南等西南省份，正是土司设置和管理的重要省份。

3.古代少数民族地区本就民风彪悍，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好管教。而广西民风又更是彪悍中的彪悍，这恰恰成为洪秀全选择在广西起事的原因之一。

4.谁叫民风彪悍的广西山民，无论在那个朝代，都是最好的士兵、最能打仗的士兵。

▲太平天国发展图——农村包围城市

三.广西是边远地区，远离清朝统治中心，天高皇帝远

1.广西位于清朝南端，与清朝藩属国越南相连。如果抛开清朝的藩属国越南不谈，广西已经是清朝大陆的最南端了。

2.而且广西西北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相接，南与清朝藩属国越南相连，是真正的边远地区，非常适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事。

3.洪秀全选择边远地区——广西，作为太平天国起事地点，在地理上远离清朝统治中心，可谓是天高皇帝远。

4.清朝即使是发现楼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那也是隔了好久的事，太平天国能够抓住利用最初这段时间迅速发展。等到清朝统治高层发现了太平天国这个隐患，而做出反应，太平天国已经迅速发展、发展成清朝的隐患了。这就是一步快步步快，事实也证明清朝高层统治者的确发现得慢、反应的慢、处理得慢，反应和处理都十分的迟钝。

▲太平天国疆域图

最后，笔者认为：

1.太平天国起义成功后，如果不出广西，可能也不会那么快灭亡，虽然出了广西得到了迅速发展、红极一时。然而太平天国的快速发展，也成了太平天国最快的断肠药。

2.或者太平天国当时从广西，退到清朝藩属国越南去，偏居一隅，安心发展，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番风景呢。

3.各位读者，你们都有什么不同见解，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关注。

神渡说广西广东

洪火秀一家，就是南迁的客家人。客家人世代务农，不善经商，千年商都广州城，显然容不了他们。他们这些客家人，只能定居在北郊、东郊的花县、从化、增城等地，觅地开荒，刨土就食。

大清帝国与以往的朝代一样，鄙视生意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洪火秀无法免俗，他屡次到广州城参加科举考试。屡次落榜。

然而洪火秀从广州城的传教士手中，拿到了基督教的通俗传教读物。翻开一读：

“……耶火华痛恨世人堕落，发起大洪水，淹死所有罪人……”

一“洪”，一“火”，恰好与洪火秀的名字有两个字雷同。洪火秀的心灵受到震撼。他认为上帝耶火华，与他有缘。

回乡之后，洪火秀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上帝，洪火秀在梦中方得知，他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交给他一把宝剑，叫他回到凡间，杀尽天下清妖。

洪火秀从梦中醒来。这个梦太逼真，逼真到洪火秀无法相信它是梦境。他认为，梦境是真的，他是耶火华的儿子。

不能与天父的名字同字，必须避讳，洪火秀这个名字要改。就改作洪秀全。全，就是“人王”。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凡人的王。

洪秀全无法忘记那个梦。他创立了“拜上帝教”，他要传播上帝的旨意。

然而，在花县的传教事业，并不顺利。越穷的人，越容易信教。只有往更穷的地方去，才有市场，洪秀全去了更穷的广西桂平。为什么是广西桂平？因为他有亲戚在那里，方便落脚。而且，广西桂平有许多吃不饱饭的赤贫客家人。

上帝的儿子来到了桂平，对这些吃不饱饭的赤贫客家人说： “拜上帝者，都是兄弟姐妹，有饭同食，有衣同着。”

一个吃不饱饭的赤贫客家人，对于这种朴素的口号，没有免疫力。毫无悬念，信众如云。然而，以桂平为代表的广西客家人，一直处在与本地人长年累月的械斗当中。

客家人南下，说一千，道一万，讲到底，就是要和本地人争夺耕地。为了生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拜上帝教的组织，与这种土客械斗，纠结在了一起。一村和一村斗，一族和一族斗。出了人命，官府就要来镇压。逮住了，要杀头，怎么办？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不如造反。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杀清妖。

毫无准备的地方清政府，几无招架之力，纷纷沦陷。太平军都是吃苦耐劳的穷苦客家人，敢冲锋，不怕死。清政府的兵已经两百年，没有见过这么强劲的内敌。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杀进湖南省。

朕说历史

那地方客家人多，附近周围几乎都是客家人，往上是贵港、往下是钦州防城港、往左有横县和宾阳、往右有玉林和梧州。想想桂平前后左右的周围都是有历史悠久的客家人之地。桂平左边的客家人叫做新民话、右边的客家人叫做涯话。我觉得洪秀全会讲客家话！

葉桉

土匪也想搞政治当王不可能，做个山头王还差不多

用户2490025957564

起发点的风水不好，打到哪都死

關鍵字: 太平天国 洪秀全 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