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崖几千仞,中有佛寺开:佛寺的中国化撒播程序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佛教寺院作为佛教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无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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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阿兰若、伽蓝、宝坊、宝刹、丛林、浮屠祠等几十种名称。

佛寺是佛教在建筑形式上的体现,源自天竺或曰身毒(即古印度)。《大唐西域记》中提到: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是给孤独园。胜军王大臣善施为佛建精舍。昔为伽蓝,今已荒废。

最早的佛寺精舍,是位于古印度憍萨罗国(Kosala,亦作拘萨罗)王都舍卫城(Sravasti,室罗筏悉底)城南门外五里的祇树给孤独园 (Jetavanavihāra),也就是给孤独长者和祗陀太子共同为佛陀(释迦牟尼)捐赠布施的精舍。后来,随着佛教从古印度的东传,佛寺建筑的形制和名称也逐渐流布到了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佛寺传到中国以后,对它的称谓有很多 ,比如:“僧伽罗摩”、“僧伽蓝摩”、“僧伽蓝”,这都是梵文 Samghārāma的音译,意思是“众园”(僧众共住的园林),略称为“伽蓝”——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把洛阳的佛寺通称为“伽蓝”,就是直接用了梵文的音译。还有的将佛寺称为“阿兰若”,简称“兰若”,是梵文“Aranya”音译,意译为“空静处”、“闲静处”、“远静处”,特指远离村落安静而适合修行之场所,原指比丘习静修行的处所,后来也成为对规模较小的佛寺的统称——港片《倩女幽魂》中将寺庙称之为“兰若寺”,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比较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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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寺实际上也是同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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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洛阳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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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都市核心区域的上海玉佛寺

除了梵文音译外,佛寺还有很多“中国化”的名称。例如,佛寺在东汉明帝传入中国时,来自西域的僧人一般多被安排在汉代指定接待宾客的官署如鸿胪寺、太常寺等处居住,所以后来人们习惯上把僧众供佛与聚居修行的地方通称为“寺”——也就是说,佛寺的名号最初实际上是源于官署的名号。“佛寺”的其他中国化名称还有浮屠祠、寺刹、丛林、庵寺、宝坊、祖庭等。隋释灵裕《寺诰》中记载了佛寺的十种不同叫法:寺、净住、法同舍、出世间舍、精舍、清净无极园、金刚净刹、寂灭道场、远离恶处、亲近友善。此外,因为中国古代男女有别的观念,所以出家的女性有专门的住的寺庙,一般称为尼寺,庵寺也是尼姑供佛修行、做法事的专指。

中国古代佛寺修建众多,其命名也各有特点,大致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原因

佛教寺院的命名,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赐额制度。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一书中,对于晋唐赐额制度研究非常详细,考证了佛寺的赐额制度开始于东晋初年。文献记载较早的是晋穆帝为许询所立的寺院赐名,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既成,启奏孝宗。诏曰:山阴旧宅为衹洹寺,永兴新居为崇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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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敕建就是赐额中的典型

虽然赐额的制度起源于南北朝,但这一时期的佛寺赐额并不多。这一时期佛教弘法正盛,各个政权的帝王大多采取崇佛政策,皇帝赐予寺额,仅仅是给寺院命名并借此以示丰佛重教。隋朝皇室重视给新建佛寺取名,而“赐额”含义的丰富和赐额制度的完善是在唐朝完成的。唐代统治者利用佛教的政治目的是相当明显的,因此,敕建佛寺以及颁赐寺额中不可避免的体现了政治意图和理念。比如唐高祖吾得元年“以沙门景辉尝记帝‘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设粥救饥民,为立慈悲寺。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又召并州立义兴寺,以旌起义方之功。”“胜业寺”、“太原寺”、“义兴寺”之名及立寺目的都是为了彰显其起兵夺取政权的伟业和合法性。

二、文化原因

佛寺最初传到中国没有具体的寺名,只有一般的称呼,比如:“佛图祠”、“浮屠寺”等。中原佛寺各有其名,大概开始于晋代,最早见于南朝著录,例如《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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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寺寺名来自于佛教概念龙华会,很多地方有龙华寺,图为上海龙华寺

后来随着佛教影响力扩大,佛寺也逐渐有了具体的名称。因为汉字的属性决定了其往往会包含多层意思,所以也就使得佛教寺名有多种内涵,大致包括受到佛教名相元素的影响,表达美好愿望即人们精神层次的追求,图腾崇拜等多种内涵。

三、自然地理环境原因

“天下名山僧占多”是个普遍现象,中国山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名山建造寺院,是中国寺院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佛教寺院名称与山相关的也比较多——甚至寺庙的大门会被习惯称为山门。而另外一些寺院的命则受到“川”的影响,如云泉寺,是取“白云深处有清泉”之意。还有一些寺院命名则与植物生态相关,如竹林寺,据载,佛祖释迦牟尼曾经到天竺的摩揭陀国弘法,国王(一说迦兰陀长者)皈信佛教,并送竹林给佛祖,还在竹林建殿堂让佛祖居住,佛祖便把这地方取名“竹林精舍”(Kalaṇḍaka Venuvana),又叫“竹林寺”,于是后世多以竹林命名寺院,而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结合,又与竹作为气节的象征的隐含意义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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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精舍位于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也就是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地区

作为多种佛教艺术的会集之地、弘扬佛教和举办多种佛事活动的中心场合——佛教寺庙,对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佛教的传播,与修造佛教寺庙、石窟、佛塔等建筑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历代佛教信徒们都十分乐意修建佛教寺塔,开凿石窟等功德善举,弘扬传播佛教。除了帝王朝廷诏建以外,还有大量佛寺是皇亲贵族、贵宦官吏(均以个人身份)、出家僧尼、地主商人乃至广大平民百姓等,自愿发心,捐资出力,甚至舍宅为寺营建而成,其中很多人是发愿虔诚供养三宝,护持弘扬佛法,不为世俗功利。

佛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是佛、法、僧“三宝”得以存在和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各阶层民众寄托宗教情怀的重要媒介。两千余年来,在无数信众乃至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究竟建立过多少佛寺,可能是很难统计清楚的。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宋代以前的佛寺目前存世已经不多,但它们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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