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城门：在德不在险？
北宋中期，一位叫范祖禹的儒臣也对宋哲宗说过这样的道理：“新城（北宋东京外城）周世宗所筑，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无山川之险，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圣所以遗后嗣子孙也。”百年之后，南宋词人陈亮对此评价道：“在德不在险，是真书生之谈耳！”
范祖禹的话，确实书生气十足。纵观整个北宋时期，来自边疆的威胁无时不在。尽管宋辽檀渊之盟（公元1004年）后，北方契丹的威胁暂时缓解，但西夏军队的铁骑声仍不时响起宋神宗时，为了对付劲敌，京师兵马大量西调，这也让它的守备力量薄弱起来。于是，从宋太祖时即开始的修城活动，到宋神宗时期达到鼎盛。其中，城门的修建至关重要。神宗末期，皇帝下令买大量的木头去修置京城城门，并开始修建瓮城。到了哲宗即位初，外城城门的修建才大功告成。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修城活动，书生范祖禹才有了上述言论。
此外范祖禹还对在京城修建瓮城颇为不解。他认为外城城门配置瓮城，且用铁皮裏门，实在是不伦不类，宋朝历代先皇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瓮城是什么？宋代著名军事著《武经总要》中有描述：“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唯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偏开一门”是瓮城的关键。因为瓮城门不与城门对开，敌军进攻瓮城时，就得绕过瓮城的正面，来到“偏”攻城。即使攻破瓮城门进人瓮城，由于城内道路曲折，还会影响进城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攻入瓮城的敌军，将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变成“瓮中之鳖”。
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史料记载，瓮城至少在汉代至魏晋时期即已出现，为何范祖禹会对此大惊小怪？其实，答案也在他的话里——“瓮城乃边城之制”。也就是说，瓮城是边城才用的防御设施，不宜用于京师。但是即便如此严实的城门，最终也没能抵挡大金的铁蹄。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二月，一位叫周辉的大臣出使金中都，途经曾经的帝都东京，当他跨马进入外城东墙的新宋门，只见京都的城门被修建得机关重重：“楼槽壕堑甚设，次入瓮城，次入大城”，整整经过三重门！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京的失守就始自城门。《靖康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史书中明白记载，金军两次攻打开封城，都是以外城门为突破口的。
只是帝王的用心，也并非全然白费。北宋末年，一位叫孟元老的少年随父来到东京，迎面而来的外城给他以强烈的冲击。他后来回忆道：“且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毎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这样的东京外城，俨然一座军事城堡。其震慑作用，不可小视。它的作用，正如美国城市设计的著名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中所说：“这些形态是表现权力的冷酷工具，用来使一部分人屈服于另外一部分人，……这些形态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稳定感、永恒感，一种威严感和自豪感。”说的虽是城墙，但对墙上点睛之门却也同样适用。所以历朝历代，京师的城门，无不重装。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十二座门，门包以铁皮门内有大炮守卫”。而瓮城也遍设于这个朱元璋钦定的国都里。比如在通济门内，就有三重瓮城四个门。这些最先由北宋帝王从边城搬来的城门防御设施，终于在后世的都城里开花结果。
看来，无论哪个帝王，都不具有以德怀人的自信。
城门之重：让人哭谢而退
城门，确实事关权力的威严。公元4世纪，鲜卑族政权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随后开始大修都城。南朝人却在背地里讥笑他们。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把北魏政权称为“魏虏”，并说这个蛮夷政权里，最初“妃妾皆住土屋连宫城的大门也“门不施屋”，到了后来，“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也就是说，没有高大的城门楼。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痛下决心，改易风俗。其中一个动作，就是大建门楼。《洛阳伽蓝记》有云：“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如云也。”这个一心慕华的鲜卑君主，似乎想用“望之如云”的城门楼，来证明北魏王朝的天授神权与文明的高度。
清康熙七年（1668年，时任湖南祁阳知县的王颐说，城壁楼橹之立，可“振民之力而使兴也动民之情而使和也，呼民之性而使觉也。仰之使知所载也，望之使知所也”，“信有关于政治也”。
“望之如云”、“望之使知所归”的城门，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天际线。这些城市中最高的建筑，不是皇宫，不是王府，不是千年古刹，更不是富商豪宅，而是城门。它处在城池边界，作用是向过往之人宣示政权的威仪。
除了高耸的城门楼外，汉长安城城门的考古发现，又提供了城门与权力关系的又一个线索。
汉长安城有12座城门，东西南北各3，每门又有3个门道，与《周礼》所载的“王城”惊人吻合。
然而，其中的“门道”不仅限于此。以直城门与宣平门为代表，门道与门道间相隔4米；而西安门与霸城门，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竟达14米，可想见当年城的雄伟气势。而这两个门道间隔14米的城门，分别对着未央宫南门与长乐宫东门，在空间上与权力中心十分接近。后来大唐长安南面的城门——明德门，更是突破三道之限，赫然出现五个门道。《易·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作为南面而治的象征，正南的城比其他城门更肩负着彰显皇权的使命。
可城门的政治秘密，还藏在更里面。大唐贞观四年（630年）四月三日，唐太宗李世民端坐在宫城正门顺天门（后改为承天门）上，下令摆设各色珍宝，以显示大唐之盛世，然后引见东突厥首领颉利，历数其罪状。在如此声威之下史籍载：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哭谢而退”。
皇城或宫城的正门上，不处理琐碎的政务，却是最具仪式感的大典举行之所。在这里，皇帝接受俘虏、颁布大赦、接受四夷朝贡。
而这场声威浩大的仪式能在门前举行，与门前橫街也有关。承天门前横街宽三百步，约合今天的411米，是长安城中最宽阔的街道。它就像一个大型广场，能够承载浩浩荡荡的人群。在这里，除了献俘等仪式，有时也举行观灯、赐酣之类的表示君民同乐的活动。总的来说，由承天门统帅着的大型广场，是展示皇家权力及尊严的场所，犹如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这与西方城市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市政厅前广场，有着十分不同的文化内涵。
这样的皇宫大门及门前广场，被后世的王朝继承下来。而作为广场之“冠”、也就是权力之“冠”的门，让统治者始终惦记心上。北宋政权一统天下后，赵匡胤下令大修北宋东京皇城门——宣德门：门洞由两个增为三个，并在门楼两侧建有左右两观。文人梁周輸作有《五凤楼赋》，盛赞改建后的门楼：“台卑者崇，屋卑者丰…去地百丈在天半空”而城楼两侧“双阙偶立，突然如峰”！
“突然如峰”的双阙，其实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尔雅·释宫》中说：“观谓之阙。”《古今注》则说：“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在门的两侧分别树立双阙，让门显得更加有气势。巍峨的阙，天生擅长于展现权力，于是被运用于重要的城门、皇宫门、寺庙门等处。到了隋唐时期，这门旁的双翼渐渐凸起，形成一个倒“凹”形平面，让门圈出的空间内有一种封闭之感。虽然宣德门已长埋地下，可我们却可以从至今尚巍然耸立的故宫午门感受到门阙的威严。午门是明清王朝的宫城正门，其两侧凸出的阙，与高大的城楼形成封闭的空间，既增加了整个建筑的纵深感，又让人有森严和压抑之感。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曾惊叹，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高耸、庞大而压抑。与这样的门相配的，是要彰显威严甚至肃杀之气的仪式。在修建这些门时，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将“威仪”、“震慑”融到设计之中。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可汗颉利流下眼泪，或许与大唐天子背后之门直接相关。
地方城市的城门上，没有如此威严的政治仪式，可作为出入城市的唯一通道，却是古时官府张贴公告、晓谕民众的场所。不过它的政治功能更多是无形的，也就是通过巍峨的建筑来作为城市和政权的象征。因此在中国古代绘制的政区图上，可以不绘制街道，不绘制寺院，甚至不绘制官署，但是城墙和城不可缺少。
不过也有例外。据文献记载，宋代有个仙游县，负山带溪，形势险固，长期没有修筑完整的城墙，但到了南宋乾道年间，却出现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没有城墙的城门。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光绪）《处州府志》上载，处州府下辖的松阳县、遂昌县等县，均没有城墙，却赫然耸立着一座又一座城门。
在西方古代的城市里，也不时闪现城门的身影，比如雅典在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年至前449年），就修筑了长长的城墙。有了城墙，墙上的城门也是理所当然地存在了。可西方的城门形象，比起神庙、广场和教堂等夺目的身影，却显得十分模糊和黯淡。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西方人走进中国城市时，总是第一眼就被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所吸引。
城门开闭：为了内外有别
上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迷恋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后，注意到一个现象：
夜幕一降，城门就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起来。城门在居民沉睡的时候是关闭的。黎明，当第一个旅客赶着大车或小骡车踏上漫长的旅途时，厚重的木城门就被缓缓推开，犹如一位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渐渐地，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日上三竿，城门处的交通活动也纷忙、杂乱起来。
这是夜禁制度的末日余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子·号令》中，就已记载了晚间关闭城门的制度。而《唐六典》的注文里，更是有着生动的记述：
夜，第一咚咚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咚咚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
唐时，当各个城门关闭的同时，各坊的坊门也要关闭。在直通12座城门的大街上设有街鼓，日暮时，擂鼓800声，坊门即关闭，此时行人只能在坊内活动，不能在坊外的大街上随意穿行，否则会因为“犯夜”而受到惩罚。《太平广记》中记道，有一位叫张无是的小官员，居住在布政坊中。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冬的某天，他信步走在街上，却听到夜鼓响起，城门、坊门纷纷关闭。为了躲避巡夜检查的官兵，不得已只好蜷缩在桥下过夜。冬天的漫漫长夜呀！夜禁的严格和震慑力由此可见一般。
如此严格的夜禁，一方面是防御和治安的需要，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通过控制城门的开闭，划分出了城内与城外、日与夜、法与非法的界限。
公元1170年，南宋政权定都临安已30多年临安府一位叫姚宪的官员上奏称，临安旧城门的门锁因年久而“启闭不谨”，提议钥匙由大内钥匙库收掌，日落时分再“降付诸门”。这一建议得到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的采纳。换锁可能仅是种借口，其目的是在皇室劫后重生、政权稍稍稳定之际，恢复业已混乱的城门启闭制度。
可也正是宋孝宗本人，破坏了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城秩序。
一日，宋孝宗和太上皇宋高宗出城西清波门，到聚景园游玩，夜深方才返回大内。由于身边有众多随从人员，体贴的皇帝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出入，会给处于热闹中的夜市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发生踩踏伤人事件。于是他特地下诏，令诸城门至夜深方得关闭圣旨一出，城门日落关闭的规定开始松弛了。另据民间话本《裴秀娘夜游西湖记》记载，因为宋高宗好夜游西湖，一时催生出夜游湖的时尚。于是那些临安府城内开店铺的人，每逢佳节就会跑到涌金门外，雇请画舫或小划船，兴致勃勃地夜游西湖。
南宋临安醉生梦死的夜间娱乐，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到了元代，城门启闭制度又严格执行起来。然而，惊鸿一瞥的狂欢场景，并不全是南宋皇帝寻欢作乐的罪证体现，还有历史的深意在里面。
除了美景，城门外还有什么可能吸引到里面的人？据史料记载，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城门外有不少店肆、瓦子。瓦子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极富特色的娱乐场所，不仅卖杂货及出售酒食，还有相扑、影戏、杂剧、傀儡等各种娱乐表演。而娱乐业发展的背后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可繁华的店肆、瓦子，为何不全集中在城里，而是在城门外呢？
其实，瓦子虽是宋代兴起，店肆却很早出现在城外了。《通典》卷7《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描绘的盛唐开元的太平景象可供参考：“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原来这些“夹路”而列且集中于城门外的通途两旁的店肆，做的都是商旅买卖，从而形成店肆密集的城门外商业区。
作为城市防御上最为薄弱的一环，城门不可以随意开设，它往往设置在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线的方向。而当对外的商业交流频繁时，城门外便聚集了熙熙攘攘的逐利之人。
宋廷规定，东京商人分为大、小贾两类，小贾就在城门处交税为此，外城门设有监门官，专门负责收税工作。而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顺着大运河滚滚而来的货物，要通过崇文门进城，于是在这里便设有全国最大的税关，这个税关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设立，民国十九年（1930年）撤销，存在时间长达437年。繁重的税务，延长了商人们滞留门外的时间。
更让人郁闷的是，那些牛、马、猪、羊等大宗商品，经常被规定不能在城内交易，于是堿门外就成为它们天然的集散地。而很多依傍河流修建的城市，城门外有时是重要的渡口、码头，货物也不得不在此装卸。
城门之处，关卡重重，限制重重。可也正是这诸多的麻烦让外来的人、城里的人，不少都聚集到城门外做生意。不仅如此这些外来的客商，还需要旅店、货栈，有时甚至需要一洗劳顿奔波的娱乐场所，于是又进一步吸引了相关的从业人员。
更有不少城里居民跑到门外后，竟从此不愿回去了。据史料记载，北宋东京外城的城门外，由于便利的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曾形成繁华的草市，史称“京城门外草市”。所谓“草市”，原是指乡村定期集市，大都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而当这个草市紧邻城门时，往往会发生有趣的变化。
那时，草市的繁华让不少乡村居民、外来者选择到此定居。而这一份热闹，也渐渐地吸引了一些城里居民外迁。《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记载：所谓“京城门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于是，随着城外商业区和居民区的出现这门内门外的区别，也渐渐变得暧昧和模糊。
城门外的市场和居民区一直存在，比如北京。作为最后三个王朝的都城，它曾吸引着来自全国的客商和货物：江南的货物、客商顺大运河而来，积聚在崇文门外；来自河南、山陕等地区的客商、货物则跨过太行山西路汇聚在宣武门外。于是，城外居民日益增多。到了嘉靖年间，由于蒙古族不断侵扰，为了保护南城居民，政府才开始修建外郭城，渐渐地又把城门外的居民用城墙圈了起来，城门也重新成为城内与城外的分界线。
隳城之风：到底孰轻孰重？
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站在正阳门前，心里五味杂陈。这座北京内城的正南门，瓮城已被拆除，箭楼就像孤岛般耸立着。1900年八国联军在正阳楼上点燃的炮火，仿佛已嘲笑了瓮城等机关算尽的中古防御设施。而门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赫然出现两个新开的门洞。据史料记载，进入民国后，因正阳门东侧有京奉铁路火车站，西侧有京汉铁路火车站，有轨电车也即将从正阳门通过，于是打通更多的门洞成为交通的需要。而在明代只开了4个城门的西安，此时也在开通越来越多的城门和门洞。
多开城门和门洞只是暂时之举，拆墙和毁门才是一劳永逸更何况，城门和城墙已成了封建社会的象征。于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开始被大规模拆除。此风一起，则全国仿效，于是，曾经屹立了数千年的城门，几十年间便全然消失。
不过一城之门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城门”真的就不存在了，相反仍含有政治色彩的城门甚至更多了——城市内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学校等通过围墙，构成了现代的城中之城。这些城中城，大都有着森严的门禁。比如拥有现代“太学”身份的北大，门禁就越来越森严。而自1800年起，美国白宫就允许公众参观。面对中国的种种门禁，不少人解释，这是为了门里人的安全。可门里的人不一定不会制造危险；而门外的人，也并非总是形迹可疑。这门禁里保护的，除了安全，恐怕还有无形的权力和优越感吧。
而那条作为城郊分隔线的“城门”，也似乎比以前更厚了。曾经，有居住在城里的人跑到城门外，去追逐那煕熙攘攘的繁华，然后把郊区变成新的城。曾经，当一位官员任职期满或心生厌倦时，也会走出城门，回到乡村，在悠然见南山的日子里，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乡绅。而如今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还拥有无可比拟的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市、富人区与平民区，横亘在其中的，是种种无形的“城”，它们都被变本加厉地膜拜起来。于是，“城门”外徘徊着的，是想要进门却望门兴叹的人；而“城门”里站着的，是永远不愿走出门的人。中国的城门，无论有形还是无形，都是政治的。
閱讀更多 後宮地圖三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