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對這個紅會說什麼呢？
其實，從汶川那場災難過去之後，就不再給這些組織捐款了。每年會在水滴籌上，給熟悉的朋友的親戚或是朋友捐一些，也就100元，200元的，杯水車薪，再發動大家捐一些。2019年，估摸著捐 大概兩三千塊錢吧。確實比不起向韓紅這些大明星的。但是對她必須充滿敬意！
疫情發生後，辛苦的肯定是一線的醫護人員，還有社區的工作人員，首先衝上去的就是這些人。想起某社區書記送給我的那個口罩，估計一生也忘不掉。還有老康，小楊，那麼無私的把口罩免費贈送給我們這些記者，也有愧疚，抱著口罩站在街上等同事，三個警察看見我拿的口罩，幾個私家車司機求著我賣幾個口罩我則躲閃了。
沒法選擇，我的十幾個在基層社區的同事也沒有口罩的。
但還是愧疚到今天。或許以後，那些眼神，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疫情越來越嚴峻，同事依然堅持上班，凌晨還在發稿，一條接著一條。大家其實都想把最基層的那些平凡的人，不論是社區幹部，保安，警察、法院幹警，當然，還有醫務工作者，清潔工、那些在街頭無私把口罩贈送給市民的志願者……不論你是不是黨員，是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對現狀憂心忡忡者，應該從記者那些高大上的報道里，感受到那細微的人間之光，我們比動物的優勢就是：能從混亂中，自我混亂，之後看到世界充滿陽光，並且直面，即使如魯迅先生說：直面慘談的人生，人還是有真情的。
凌晨，還在報社的發稿群裡和值班編輯溝通改稿件裡的錯字。隔著屏幕，能感受到大家的辛苦。
這種辛苦，不是領導給嘉獎的，也不是群眾給送錦旗的，作為同事，我只能自己去觸摸這種疲憊。
2月的第一天，報社通知說記者寫的稿子太多，決定壓縮。
接到通知，反而輕鬆了。
此中有深意：除非重要的報道，一般性的就不用再到現場了。還有就是從初一到今天，可以輕鬆了。不用再睡得那麼晚，修圖片，弄視頻，可以稍微減輕下工作量。
能輕鬆嗎？
發稿群，同事們的稿子還是一篇接著一篇，都跟打雞血一樣。
是的，我們也很羨慕澎湃新聞、新京報、紅星新聞乃至財新這些大牌傳媒的同事，早在疫情產生初期就到了武漢。
其實沒什麼豪言壯語，採訪的第一天，我也曾嘀咕，戴著一次性口罩從賀蘭出發，打車跑了兩個社區。
或許，就連去世的父親都不會想到，當年他這個笨口拙舌的，只會寫寫詩歌材料啥的兒子居然能當個什麼記者。
父親眼中的記者，初中時還老在我學習成績不好給我幾腳時說，你看咱們廠誰誰誰的兒子，成了中央的記者，市委書記見了他都讓三分呢。
所以我記得父親到臨終前的那幾個月，還對我從廠裡出來，當個啥記者曾有一次對我咆哮不已。他覺得，我在廠裡混個工會主席或是啥車間支部書記，就是很有出息了。
雖然，父親很喜歡看報紙，剛搬到銀川那會，每天我下班總要給他拿一堆報紙，他會坐在陽光裡戴著老花鏡慢慢地看。
或許，他是想從報紙裡找到我的名字。
但我還是讓父親失望了。那時我在報社只要是從事編輯工作。除了報眉上那個責任編輯的名字，就沒我什麼事了。
再後來，父親去世。我居然當了黨報記者。
父親也不會再看到我寫的新聞了。
所以，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當你想好好生活疫情來了。疫情來了，一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一位朋友的公公去世了。因為疫情，也沒有什麼葬禮。就這麼去了。
活著，自己待著，其實挺好了，不管是否焦慮。詩人海子說，珍貴的人間。
人間，真的很珍貴。
有時候覺得，和同事們一起採訪，在疫情中，這種經歷，也是多麼珍貴。
這是2020年2月1日，銀川這座城，中山南街的寧夏日報大廈周圍，街道偶有戴口罩的行人匆匆而過。
城市無比的安靜，真好，多年以後，回憶起這種場景，我們或許會說，這樣的安靜，竟然是如此珍貴，是的，我準備開始歷經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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