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曹操，各自表述■■■■“一個曹操，各自表述”的現象。
京劇《群英會》裡的曹操臉譜
接著我們可以來談一談普通群眾熟悉的曹操形象。應該認識到戲臺上的白臉曹操，並不是與歷史認識毫無關係的單純藝術形象。否則，在20世紀50年代，也就不會發生由郭沫若、翦伯贊等一線史學家親自領隊、一哄而上為曹操翻案的現象。以《三國演義》和大量戲曲劇目為代表的三國故事，其實是某種精英史觀的延伸，並以故事的形式深刻地影響著普通人群的歷史認識。
為戲曲舞臺上白臉曹操開路的，是萌芽於東晉，成熟於北宋中期的黜魏尊蜀的“正統”史觀。歷來對曹魏政權的性質有兩種看法：其一，認為曹魏政權來自漢的禪讓，有合法來源，故在分裂鼎立之際代表正統。在史學著作中體現這一觀點的代表性作品是陳壽的《三國志》，而且這一觀點在西晉時並沒有遇到太有力的挑戰。第二種觀點，認為漢的禪讓源於曹氏篡逆性的挾持，曹魏政權因此具有先天的不道德性，故應將正統歸之於意在紹續漢統的劉備政權。這一觀點的始作俑者是東晉的習鑿齒。後世學者認為，習鑿齒欲為偏安南方的東晉王朝尋找合法性理由，故提出尊蜀的觀點。這樣的聯想，恐怕要謹慎。因為習鑿齒貶魏還有另外一層重要的內容，就是由晉直接繼承漢朝，在這個譜系裡蜀漢的作用只是鋪墊性的。當然，為了達到貶魏的目的，塑造對抗時期蜀漢君臣的正面形象，的確是習鑿齒下功夫的重點。到宋代，道德哲學日趨成熟，將蜀漢定位為更加合乎道德秩序的政權，因而這個政權應當擁有正統性的觀點，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南宋以後尤甚。
在這一正統觀念的關照下，曹、劉兩家便有了善惡邪正的對立，善與正被判給了具有正統性的劉姓，那麼留給曹姓的就只剩邪惡了。《三國演義》中的故事縱然有虛構、誇張，但尋其底色，無疑正是上述正統史觀在文藝領域的延續。在這一背景下，若單純地指出《三國演義》中的故事不符合史實，意義可能不大。正如前文所述，各家史書所載三國史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原貌尚是疑問，持道德正統論的史家們，更重視的是判定曹劉兩家邪正的“史意”。那麼小說戲曲故事，雖然不符史實，但它最終通過藝術昇華所宣揚的價值觀，無疑是符合這種“史意”的。這是數百年間《三國演義》以及據其改編的戲曲故事，不僅沒有遭到文人士大夫的圍剿，反而成為普通群眾認知三國曆史重要路徑的原因。
郭沫若 翦伯贊
但到20世紀50年代，情況似乎變了。很多主流歷史學家對道德正統論關照下的三國曆史認知不再滿意，由道德正統論催生的藝術形象自然也難免受到衝擊。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這篇文章的本意是討論《胡笳十八拍》是否為蔡文姬所作，以及它的文學價值。只是在文末最後一段，藉由蔡文姬的生平經歷談到了曹操，把贖回蔡文姬作為一個縮影，稱讚曹操為那段歷史作出了貢獻。一個月不到，翦伯贊緊接著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正式提出要為曹操正名，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曹操問題的大討論。集中式的討論持續了半年左右，到這一年七月，見諸報端的曹操論已有一百三十餘篇。成名學者如吳晗、鄭天挺、尚鉞、譚其驤、楊寬、週一良、繆鉞等紛紛上陣，其中也不乏當時雖屬晚輩，後來能執學界牛耳的學者，如田餘慶先生等。在大討論掀起之後，郭沫若特地另寫了一篇《替曹操翻案》，鮮明而堅定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同年，三聯出版社從這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中挑出了三十六篇，結集成《曹操論集》出版。
其實在郭沫若、翦伯贊發起大討論之前，王仲犖早在1956年就撰寫過一部六七萬字的小冊子《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對曹操的生平事蹟作了全面而細緻的梳理，對於曹操的歷史貢獻也給予高度肯定。曹操無疑成為50年代史學界最大的熱門話題。討論的結果，雖然在細節問題上學者們還有分歧，但整體上正面評價曹操的基調已經確定。
這次學界替曹操翻案運動，實質上是現代思想革命中反傳統道德哲學的具體案例。但我以為那一場運動找錯了辯論對象。因民間認同的白臉曹操形象，多由聽讀《三國演義》或觀看戲曲而來，所以學者們在為曹操正名的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不符合歷史。其中有一篇王崑崙撰寫的文章，題為《歷史上的曹操和舞臺上的曹操》，意欲將曹操的歷史形象與藝術形象作兩分處理。正如前文中已指出的，歷史資料中的曹操受不同歷史學家的主觀立場干預，未必盡符事實；而文藝作品中的曹操，正是正統觀立場干預下曹操形象的延伸，未必全無歷史依據。
所以，要決然分清哪個曹操屬於歷史，哪個曹操屬於舞臺，其實很困難，幾乎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說，舞臺上的曹操，也是一種歷史上的曹操。故而筆者以為，在這裡需要辨明的，並不是歷史上的曹操與舞臺上的曹操的區別，而是傳統史學評定曹操之取徑與現代史學評定曹操之取徑的不同。現代史學所要申明的是，我們的研究不應該在傳統史學正統觀籠罩下，繼續對人物作道德評判。可惜，當時的大討論並未涉及這個話題。
如果單論對歷史人物的認識的話，學者和民眾似乎生活在兩個平行空間裡。曹操這個人應該怎麼看待，50年代的學術界已經有了共識。但這個共識，恐怕直到今天都難以為大多數群眾接受。群眾願意接受的，還是善惡分明、忠奸昭然的歷史圖像，當然他們不會意識到，這其實是傳統史學的一種敘述模式，也不會認識到現代史學揚棄這種模式有何意義。他們對於這種歷史圖像的嚮往，大概主要是因為，在奸臣對面的英雄身上，隱藏了他們的諸多理想。所以，用現代史學理念向群眾重新解釋歷史，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迥然不同的人物評價，會被認為冒犯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或抬高了歷史罪人。
於是現代史學視野中的曹操，和民眾心目中的曹操，繼續著“一個曹操，各自表述”的狀態。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歷史普及並不是一件簡單輕鬆的工作，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摘自《稽古至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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