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来自网络
当年，从我们的村子往西南，一条十余里的土路直通葛集镇的葛套。出村走上一里，跨过一条水沟，便是安徽的一亩三分地了。穿过王阁、康庄、庞庄等几个相连的村子，眼前便是蜿蜒如龙的故黄河土堤。
这些年来，每每想起那高高的土堤，就会想起《黄土高坡》那首歌。登上土堤，向西南远望，那个朦朦胧胧的大村子，便是葛套了。
眼下的一片原野，位于故黄河的北岸，因而祖祖辈辈称这里为“河滩”。这片原野全是淤土，是庄稼最喜欢的土地，是我们这些沙土地里劳作的辈辈人眼红的“粮仓”。
当年，每逢麦收季节，我们一群男孩女孩，带着黑窝窝头，跑着闹着，来这里拾麦子，一天也能拾上三斤五斤的；早去晚回，连去几天，就是几十斤了。于是，全家老少念叨着春节，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是的，葛套的这片淤土地，给我们苍白的少年画板，涂上了金黄的颜色。
葛套有两家亲戚，一是姨老爷家。姨老爷豪爽耿直，粗通文墨，据说他读过《易经》。谁家的孩子要结婚了，就请他定个吉日；谁家有人故去，就请他选个坟地；谁家盖房子，也请他看看院宅。
那些年，每逢春节，我都要去葛套。每次去了，都要缠着姨老爷说说五行八卦，尽管我不相信这一套。老人家好客善谈，面对一桌子酒菜，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不急不躁地听，一老一少竟时时忘了吃喝。写到这里，他老人家似乎又坐在了我的面前，微微笑着，慢慢说着，还是那么慈祥，还是那么亲切。
日子过得真快，姨老爷、姨奶奶两位老人家睡到葛套的那片淤土地里，已经是20多年了，大表叔和二表叔也先后跟着睡在了两位老人家的旁边。
三表叔在葛集镇上的中学里教书，也已经退休了好多年，日子应该称心，可四表叔的日子则是十分伤心了——他唯一的儿子读书毕业后，在几千里外的一个城市里打工，忽然断了音信，多次去找，都没有见到儿子的踪影，都没有得到儿子的一点信息。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年，葛套家家都通了电话，如今，手机早已普及了，各家的电话机都撤了，只有四表叔家的电话机还长在床头的桌子上，天天醒着。已奔古稀的四表叔夫妇面目黄瘦，常常坐在床头，呆呆地盯着电话机，等待着儿子突然而至的声音。
大表叔有个叫“昌民”的儿子，比我大一岁。小的时候，他来我们家的次数较多，来了就恋着和我玩，于是就住上几天。仍然记得，我家的两间草屋蜷缩在冬夜里，屋里小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母亲纺棉，棉车子悠悠转着，嘤嘤唱着，我和昌民哥在一旁蹦跳嬉闹，两间草屋似乎都抖了。
母亲说：“你们小兄弟俩别把屋闹塌了，来，跟我学唱唱吧！”母亲说着便拖着长音唱了起来：“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夜深了，母亲催我们去睡觉，我们爬上草铺，钻进一个被窝，昌民哥又给我讲起他们那个村子里酿出的一件件好听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让我的心飞向了那个我还并不算熟悉的葛套。
说起来，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昌民哥了，他的脸上是否也像我这样铺满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皱纹？
在葛套，如果姨老爷家算得上是个大家族，那么堂姐家则是实实在在的单门独户了。堂姐家的祖上是外地人，早年，因为出身“不好”，正值青年的堂姐夫便从几百里外跑来，住在了葛套一家亲戚的篱笆下。不久，葛套敞开怀揽住了他，给了他一块宅地，他的根便也扎进了葛套的淤土里。
四十多年前，堂姐嫁到葛套，几年里连生了三个男孩。一天的午后，葛套突然来人，说是家里闹气，堂姐上吊了，我们同族的一群人急匆匆向西南飞奔。
到葛套时，未满三十岁的堂姐已经睡在了棺材里。我们又伤心又气愤，要与堂姐夫“算账”，攥着棍子四处寻找，也没见踪影。他的左邻右舍拉着扯着我们连连劝说：“你们要是再把活人打死，三个孩子咋办？看着这三个没了娘的孩子，你们能忍心断了葛套这条路？……”葛套人想得全，看得远，说得对，我们也只能大哭一场；从这往后，我们再也没提过找堂姐夫“算账”的事
堂姐走了，撇下三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刚满月。那些日子里，堂姐夫既伤心，又害怕，加上孩子们的哭哭闹闹，心里乱七八糟，睡不着，吃不下，坐不住，结果，小儿子没能照顾好，借着一点小病，就随堂姐去了。
就这样，堂姐夫既当爹又当娘，拉扯着这两个儿子。一年又一年，两个孩子终于长得跟堂姐夫一样高了。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徐州找了个活，还算稳定；媳妇在朱小楼中学里教书。
二儿子没上好学，这些年，汗水全都洒在了葛套的淤土地里；十多年前，娶了一个媳妇，没过一个月，不知为啥，这个媳妇竟偷偷地跟人跑了。从此，这个媳妇就再也没进过门；从此，也再没有新的媳妇进过门。至今，堂姐夫的这个二儿子，年近四十，还是光棍一条，成了姐夫最大的心事。
姐夫是当年的高中生，文化底子厚实，古今中外的事，天南海北的事，他都有话说。他的字写得好，说话也很好听，每一个字吐得都很清晰，都很响亮，乱麻一样的事，他三言两句就说清了，而且不失老味道。
心直厚道的他，有点小本事的他，应该活得更体面些，窝在既是异乡又是家乡的葛套庄稼地里一辈子，真是委屈了他，苦痛了他。这种命运，肯定与葛套无关，一定是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当年，如果不是葛套把他揽在怀里，他活得也许更惨。
去年初冬的一天，在我们村子前边的路上，我遇到了他。他说去东边的岳庄果品市场，看看苹果的价钱，家里的苹果还在屋里堆着呢！我们吸着烟，说着话；烟一支接一支，话一句接一句；他不想走，我也不想走。
就这样东拉西扯了近一个小时，我才握起他那苹果树皮似的手道别。初冬的冷风里，七十多岁的他骑着咣咣当当的电动车，颠颠簸簸在这乡间曲曲折折的小路上，真的不容易。他把一年的汗水给了苹果，不知苹果能不能给他一个好价钱……望着他东去渐远的背影，我呆呆地站着，身上心里都觉得更凉了。
也就是那次路上偶遇，我向堂姐夫问起他们村里的作家“老鱼”。他说：“就是于吉瑞呀，他在宿州混大了哦，当年，他还教过咱们的新华（姐夫的大儿子）呢！”由此，我对老鱼又多了几分的亲近和神往。
葛套小学，建校有了年数，在当地小有些名气。老鱼的文章里，曾多次动情地写到这所小学，写到这所小学的人和事。就是这所学校，也与父亲有着一段终生不能舍弃的缘分。
1948年暑后，27岁的父亲调到这所学校负责教务，兼教高年级的国语和历史。在葛套小学的几个暑寒里，父亲带着学生们读书写字，玩游戏，游村野，很受学生和家长的喜欢。
父亲和孩子们打得火热，也与同事们处得热火。一天忙完，老师们聚在油灯前或月光下东拉西扯。不能尽兴，便切个萝卜，炒棵白菜小酌，酒意涨了，诗兴来了，就唱和起来。课后有点空闲，父亲还喜欢溜到校外，与村人们说说雨雪风，谈谈麦豆谷，扯扯猪牛羊……父亲把葛套当成了自己的村子，葛套把父亲当成了村子里的人。
1951年7月，父亲调离葛套时，走的和送的，眼里都是泪，有的师生还把诗写在父亲的笔记本上，时不时的拿出来捧读。
父亲在葛套教书三年，葛套长在了他的心田。在以后风风雨雨的几十年里，他仍不时地会念叨起葛套。他的日记里，就多次忆起葛套小学里同事和学生。父亲忘不了葛套，葛套也记住了父亲，云水相隔，多有书信往来。这在父亲的文字里，多有记载。
父亲离开了葛套，也远离了家乡，每逢假期回家，总有当年葛套的师生相邀前来探望；此间，父亲也多次去过葛套寻故叙旧。
父亲在葛套小学教书时， 大哥也在这里读初小，母亲带着二哥也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与村里人相处得很好。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和哥哥常常很乐意地提起葛套，提起葛套的男和女，老和少。在他们提及的这些人里，我记住了二哥的一个的亲密玩伴名字叫“老虎”。细细算来，现在的“老虎”也应该到了古稀之年罢。
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子谋生，寒寒暑暑，晨晨昏昏，已是多年没去葛套了，什么时候我再去葛套走走转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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