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來自網絡
當年，從我們的村子往西南，一條十餘里的土路直通葛集鎮的葛套。出村走上一里，跨過一條水溝，便是安徽的一畝三分地了。穿過王閣、康莊、龐莊等幾個相連的村子，眼前便是蜿蜒如龍的故黃河土堤。
這些年來，每每想起那高高的土堤，就會想起《黃土高坡》那首歌。登上土堤，向西南遠望，那個朦朦朧朧的大村子，便是葛套了。
眼下的一片原野，位於故黃河的北岸，因而祖祖輩輩稱這裡為“河灘”。這片原野全是淤土，是莊稼最喜歡的土地，是我們這些沙土地裡勞作的輩輩人眼紅的“糧倉”。
當年，每逢麥收季節，我們一群男孩女孩，帶著黑窩窩頭，跑著鬧著，來這裡拾麥子，一天也能拾上三斤五斤的；早去晚回，連去幾天，就是幾十斤了。於是，全家老少唸叨著春節，心裡也就踏實了許多。是的，葛套的這片淤土地，給我們蒼白的少年畫板，塗上了金黃的顏色。
葛套有兩家親戚，一是姨老爺家。姨老爺豪爽耿直，粗通文墨，據說他讀過《易經》。誰家的孩子要結婚了，就請他定個吉日；誰家有人故去，就請他選個墳地；誰家蓋房子，也請他看看院宅。
那些年，每逢春節，我都要去葛套。每次去了，都要纏著姨老爺說說五行八卦，儘管我不相信這一套。老人家好客善談，面對一桌子酒菜，他不緊不慢地說，我不急不躁地聽，一老一少竟時時忘了吃喝。寫到這裡，他老人家似乎又坐在了我的面前，微微笑著，慢慢說著，還是那麼慈祥，還是那麼親切。
日子過得真快，姨老爺、姨奶奶兩位老人家睡到葛套的那片淤土地裡，已經是20多年了，大表叔和二表叔也先後跟著睡在了兩位老人家的旁邊。
三表叔在葛集鎮上的中學裡教書，也已經退休了好多年，日子應該稱心，可四表叔的日子則是十分傷心了——他唯一的兒子讀書畢業後，在幾千裡外的一個城市裡打工，忽然斷了音信，多次去找，都沒有見到兒子的蹤影，都沒有得到兒子的一點信息。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當年，葛套家家都通了電話，如今，手機早已普及了，各家的電話機都撤了，只有四表叔家的電話機還長在床頭的桌子上，天天醒著。已奔古稀的四表叔夫婦面目黃瘦，常常坐在床頭，呆呆地盯著電話機，等待著兒子突然而至的聲音。
大表叔有個叫“昌民”的兒子，比我大一歲。小的時候，他來我們家的次數較多，來了就戀著和我玩，於是就住上幾天。仍然記得，我家的兩間草屋蜷縮在冬夜裡，屋裡小桌上的油燈忽明忽暗，母親紡棉，棉車子悠悠轉著，嚶嚶唱著，我和昌民哥在一旁蹦跳嬉鬧，兩間草屋似乎都抖了。
母親說：“你們小兄弟倆別把屋鬧塌了，來，跟我學唱唱吧！”母親說著便拖著長音唱了起來：“小老鼠，上燈臺，偷油喝，下不來……”夜深了，母親催我們去睡覺，我們爬上草鋪，鑽進一個被窩，昌民哥又給我講起他們那個村子裡釀出的一件件好聽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讓我的心飛向了那個我還並不算熟悉的葛套。
說起來，已經好多年沒有見到昌民哥了，他的臉上是否也像我這樣鋪滿了長長短短、粗粗細細的皺紋？
在葛套，如果姨老爺家算得上是個大家族，那麼堂姐家則是實實在在的單門獨戶了。堂姐家的祖上是外地人，早年，因為出身“不好”，正值青年的堂姐夫便從幾百裡外跑來，住在了葛套一家親戚的籬笆下。不久，葛套敞開懷攬住了他，給了他一塊宅地，他的根便也扎進了葛套的淤土裡。
四十多年前，堂姐嫁到葛套，幾年裡連生了三個男孩。一天的午後，葛套突然來人，說是家裡鬧氣，堂姐上吊了，我們同族的一群人急匆匆向西南飛奔。
到葛套時，未滿三十歲的堂姐已經睡在了棺材裡。我們又傷心又氣憤，要與堂姐夫“算賬”，攥著棍子四處尋找，也沒見蹤影。他的左鄰右舍拉著扯著我們連連勸說：“你們要是再把活人打死，三個孩子咋辦？看著這三個沒了孃的孩子，你們能忍心斷了葛套這條路？……”葛套人想得全，看得遠，說得對，我們也只能大哭一場；從這往後，我們再也沒提過找堂姐夫“算賬”的事
堂姐走了，撇下三個兒子，大的六歲，小的剛滿月。那些日子裡，堂姐夫既傷心，又害怕，加上孩子們的哭哭鬧鬧，心裡亂七八糟，睡不著，吃不下，坐不住，結果，小兒子沒能照顧好，藉著一點小病，就隨堂姐去了。
就這樣，堂姐夫既當爹又當娘，拉扯著這兩個兒子。一年又一年，兩個孩子終於長得跟堂姐夫一樣高了。大兒子大學畢業後，在徐州找了個活，還算穩定；媳婦在朱小樓中學裡教書。
二兒子沒上好學，這些年，汗水全都灑在了葛套的淤土地裡；十多年前，娶了一個媳婦，沒過一個月，不知為啥，這個媳婦竟偷偷地跟人跑了。從此，這個媳婦就再也沒進過門；從此，也再沒有新的媳婦進過門。至今，堂姐夫的這個二兒子，年近四十，還是光棍一條，成了姐夫最大的心事。
姐夫是當年的高中生，文化底子厚實，古今中外的事，天南海北的事，他都有話說。他的字寫得好，說話也很好聽，每一個字吐得都很清晰，都很響亮，亂麻一樣的事，他三言兩句就說清了，而且不失老味道。
心直厚道的他，有點小本事的他，應該活得更體面些，窩在既是異鄉又是家鄉的葛套莊稼地裡一輩子，真是委屈了他，苦痛了他。這種命運，肯定與葛套無關，一定是與他的家庭背景有關；當年，如果不是葛套把他攬在懷裡，他活得也許更慘。
去年初冬的一天，在我們村子前邊的路上，我遇到了他。他說去東邊的嶽莊果品市場，看看蘋果的價錢，家裡的蘋果還在屋裡堆著呢！我們吸著煙，說著話；煙一支接一支，話一句接一句；他不想走，我也不想走。
就這樣東拉西扯了近一個小時，我才握起他那蘋果樹皮似的手道別。初冬的冷風裡，七十多歲的他騎著咣咣噹當的電動車，顛顛簸簸在這鄉間曲曲折折的小路上，真的不容易。他把一年的汗水給了蘋果，不知蘋果能不能給他一個好價錢……望著他東去漸遠的背影，我呆呆地站著，身上心裡都覺得更涼了。
也就是那次路上偶遇，我向堂姐夫問起他們村裡的作家“老魚”。他說：“就是于吉瑞呀，他在宿州混大了哦，當年，他還教過咱們的新華（姐夫的大兒子）呢！”由此，我對老魚又多了幾分的親近和神往。
葛套小學，建校有了年數，在當地小有些名氣。老魚的文章裡，曾多次動情地寫到這所小學，寫到這所小學的人和事。就是這所學校，也與父親有著一段終生不能捨棄的緣分。
1948年暑後，27歲的父親調到這所學校負責教務，兼教高年級的國語和歷史。在葛套小學的幾個暑寒裡，父親帶著學生們讀書寫字，玩遊戲，遊村野，很受學生和家長的喜歡。
父親和孩子們打得火熱，也與同事們處得熱火。一天忙完，老師們聚在油燈前或月光下東拉西扯。不能盡興，便切個蘿蔔，炒棵白菜小酌，酒意漲了，詩興來了，就唱和起來。課後有點空閒，父親還喜歡溜到校外，與村人們說說雨雪風，談談麥豆谷，扯扯豬牛羊……父親把葛套當成了自己的村子，葛套把父親當成了村子裡的人。
1951年7月，父親調離葛套時，走的和送的，眼裡都是淚，有的師生還把詩寫在父親的筆記本上，時不時的拿出來捧讀。
父親在葛套教書三年，葛套長在了他的心田。在以後風風雨雨的幾十年裡，他仍不時地會念叨起葛套。他的日記裡，就多次憶起葛套小學裡同事和學生。父親忘不了葛套，葛套也記住了父親，雲水相隔，多有書信往來。這在父親的文字裡，多有記載。
父親離開了葛套，也遠離了家鄉，每逢假期回家，總有當年葛套的師生相邀前來探望；此間，父親也多次去過葛套尋故敘舊。
父親在葛套小學教書時， 大哥也在這裡讀初小，母親帶著二哥也在那兒住過一段時間，與村裡人相處得很好。在後來的日子裡，母親和哥哥常常很樂意地提起葛套，提起葛套的男和女，老和少。在他們提及的這些人裡，我記住了二哥的一個的親密玩伴名字叫“老虎”。細細算來，現在的“老虎”也應該到了古稀之年罷。
離開了生我養我的小村子謀生，寒寒暑暑，晨晨昏昏，已是多年沒去葛套了，什麼時候我再去葛套走走轉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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