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吃花酒的開銷，明清文獻與小說中頗多記載，而宋代卻鮮有文字實錄，但事實上，宋代城市的繁華並不在明清之下，宋代吃花酒的排場與開銷絲毫不遜色於明清的青樓楚館。
自然，美酒佳人從來是一對孿生姊妹，缺一不可。
一個生活放縱的人，他的生活中離不開醇酒與美女，宋代發達的城市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就在於歌樓酒肆茶坊林立，它們代表著12－13世紀的中國高度發達的青樓文化與娛樂文化，這一切令處於中世紀的歐洲望塵莫及。
據《武林舊事·歌館》記載，宋代的青樓楚館中，著名的有“上下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等，它們皆群花所聚之地，充盈著一片鶯聲燕語。
此外，在“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等酒樓茶肆裡，到處活躍著妓女們靚麗的身影。她們一個個“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盪心目”，吸引著無數個追蜂逐蝶的登徒浪子。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登徒浪子都可以登樓入室，享受美女們的笑靨與優待，只有那些腰揣萬貫和大把銀子的人才可以進來風流快活。
因為在一個紙醉金迷的世界裡，任何一項吃花酒的儀式都是需要拿銀子來鋪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銀子才是進入青樓的最佳通行證。
每一個初次登門的顧客，首先都會享受“點花茶”的待遇。不過，這小小一杯花茶並不是那麼好喝的，它需要顧客付出數千文的高價。
等到登樓後剛飲一杯，則必須先付給鴇母數貫（一貫相當於1000文），謂之“支酒”。
而為了擺闊，也為了創造一個與美人共處的吃酒環境，則必須“呼喚提賣，隨意置宴”，說白了便是大把花錢，置辦美酒佳餚。這便為那些搭順風車和索要高價的居心叵測之徒大開方便之門。
獻香送勤或宴前唱個曲兒都是需要花錢的，謂之“趕趁”；身前那些跑腿當差的也必須給予厚賞，謂之“祗應”；此時需要購買的東西都不是按市價來衡量的，而是以錢幣的正反面來核定價格，謂之“撲賣”。
更有甚者，如果想請其他的妓女來陪酒，即便此人就在對街樓上，也是需要轎子去請的，謂之“過街轎”。
每一項儀式和程序都需要破費，甚至可以說沒有邊際，一個沒有充足銀子的嫖客，是無法在這裡瀟灑快活的。
吃花酒的開銷到底有多大，在此我們可以宋代勞動力價格作為參照系。
據王仲犖先生《金泥玉屑叢考》的考索，有宋三百年中，勞動力的價格大體穩定在每天70－100文之間；
《宋會要輯稿·食貨》所記，北宋嘉佑年間100斤100裡的運輸腳力錢是100文；
南宋《三朝北盟會編》提到工匠日支錢50文，米 2升半。米價在南宋大約十幾個錢一升，全加起來約80文。
《夷堅志支癸》記饒州賣豬羊血羹的小販，每天收入200文可以養活一家大小。
（參閱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由此看來，宋代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之低，與城市奢靡的高消費形成鮮明對比。
如果以米價的水平作參照系，我們可以大致核算出宋代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與吃花酒的開銷。
南宋的米價大約15文一升，據程民生先生《宋代物價研究》統計，宋代成年人一天的最低食米量為一升，約合今天的一市斤。今天的一市斤米大約相當於2.5元左右。
由此看來，宋代的15文相當於今天的2.5元，也就是說，一文錢相當於今天的0.16元，宋代人每天工資按80文算的話，摺合成今天的工資是12.8元每天，這樣的工資水平當然是相當低廉的。
不過，如果跟吃花酒來比的話，則我們會發現吃花酒的開銷有多大。
1000文錢相當於今天的160元，一次打賞或耗費都是數千文，則意味著每次的小費都是數百元，如此下來，宋人一次吃花酒的費用，相當於今天的10000元以上，由此可見，宋代吃花酒的費用，不是一般人可以“領略”的。
如果以勞動者的工資作參照系，我們也可衡量出宋代吃花酒的鉅額花費。
宋代普通勞動者的日均工資為80文，今天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大約160元，則1000文摺合今天的2000元，由此估算，一次“點花茶”和一次“支酒”便需要五六千元，這還不包括置辦酒宴與打賞的小費等開銷。
這不免令人想起《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故事來，宋代有個名叫秦重的賣油郎，辛苦一年多攢下十兩銀子，僅夠上青樓一睹當紅妓女莘瑤琴一面。
由此看來，對於那些普通勞動者來說，到青樓吃花酒，幾乎是他們一生中遙不可及的一個夢。
嫖客在青樓裡揮金如土，這些銀子都流向了哪裡呢？自然，老闆和鴇母拿了大多，幫忙趕趁之人也順勢沾點油水，其餘的則落入了妓女的口袋。
這樣的結果便是那些色藝冠絕一時的名妓們身家不扉，腰纏萬貫，這一點從她們奢華的生活中可窺見一斑。
據說，南宋一個名叫唐安安的名妓，號稱當時最富盛的妓女。她的豪宅中，所用酒器、沙鑼、冰盆、火箱、妝合之類，皆以金銀為之，而“賬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它物稱是”。
有宋一代，三百年間，無數民眾辛苦創造出來的財富，便被這種以吃花酒為代表的奢華消費方式給消耗殆盡了，其中的是非曲直，該向何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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