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所谓“政教分离”，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便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权力与中央政府统治权力的分割。关于这一理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法语：Émile Durkhei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曾在其著作《迪尔凯姆论宗教》中是这样描述的：

长老被赋予三重权力：他同时主持着家庭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生活。随后，这三项功能失去了联系，宗教功能从其他两者中分离出来。当家庭发展成村落社区，外人也终于渗入了进来，并在社区里定居。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着综合群体的长老自然得放弃他家庭的职责。但他仍然是政治和宗教的首领，因为他充当着别的家庭和他个人的祖先之间的斡旋者。从那时起，离十分独立的圣职功能仅一步之遥了。随着社会的扩大，对政治的优先关注已占据了长老所有的注意力，他便把宗教权力委托给他的一位近亲，神职终于建立。

大约在杜尔凯姆写下这段话的一百年前，同为法国人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著名剧作家、小说家）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宗教永远是政治的必需品”。不可否认，这句话本身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但总体来讲可以说是将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形容得十分贴切的，特别是处于封建王朝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清初时期满清统治者运用“政教分离制度”统治西藏的这段历史入手，同时结合一些必要的史料，来对巴尔扎克所说的这句话进行间接性地印证，并从中探索“政教分离制度”在清政府统治西藏过程中所立下的“功勋”。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以固始汗统治西藏，为日后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直接施政奠定基础

清朝初期，由于急于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在短时间内清朝中央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精力与能力去直接统治西藏​，但为了可以暂时性地稳住西藏，以便日后能够直接统治并施政于西藏，刚完成入主中原大业的满清决策阶层不得不去思考在西藏地区“未雨绸缪”。“政教分离”政策即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于满藏之间“诞生”的，以固始汗掌管行政事务，以达赖喇嘛掌管宗教事务，便是“政教分离”政策在西藏地区落实并实施的一大重要印证。

固始汗（又作顾实汗），姓孛儿只斤，本名图鲁拜琥(Tho-rol-pa'i-hur)，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和和硕特部的著名领袖人物。公元1642（明崇祯十五）年，年轻气盛的固始汗统帅大军进兵西藏，将原西藏地方的统治者藏巴汗及其附属势力一举歼灭，成功夺得了西藏以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此后，为了巩固在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固始汗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首先，在政治上，他独自掌管一切行政大权，任何涉及到官员任免、杀伐决断等关乎统治地位的事宜都需经过他的允许。军事上，他则直接控制所有的军队，还专门以八个旗的蒙古兵力常驻于藏达木地方。其次，在宗教方面，他确立了黄教的特殊地位，并在西藏地区广建黄教寺院，甚至不惜将西藏地区的全部税收贡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黄教寺院所需的宗教活动经费。

成吉思汗（左）

实际上，在固始汗占据西藏之前，就已经与尚在关外的满清政权存在着相当分明的臣属关系。例如：据史料《清太宗实录》记载，早在公元1636（清崇德元）年，固始汗就曾派遣本部人员向皇太极进献马匹、兽皮等物；公元1642（崇德七）年，固始汗和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人共同派遣的使团达到盛京，受到了皇太极等满清贵族们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

固始汗

清军入关后，自顺治三年起，直至顺治十年，史料中关于固始汗派遣使臣前往京师呈贡的文字记载几乎从未间断过，此举也进一步印证了西藏地方政权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密切的从属关系。基于二者之间的“联盟”关系不断升温，顺治十年，清朝中央政府果断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卯入藏，并正式册封固始汗为

清理藩院结构图

毫无疑问，在清朝入关初期满清统治者还未能直接统治西藏地区时，倚靠封固始汗为西藏地方最高统治者，并在西藏地区极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无疑是最正确的权宜之计。此举既缓解了入关初期清政府的军政压力，又有利于西藏地方的进一步发展，并借机巩固了西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之间“联盟”关系，除此以外，还为日后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直接施政奠定下了坚实可靠的民心基础，可谓是一举多得。由此可见，“政教分离”政策在清政府统治西藏过程中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埃米尔·杜尔凯姆：《迪尔凯姆论宗教》

《清世祖实录》

马岭：《论政教分离》

刘晶伟：《从《理藩院则例》看清政府对西藏地方藏传佛教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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