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世界最大的古書店街，東京神保町自明治時期起便書肆林立，文風鼎盛。晚清以來，更是有大量中國人來到日本留學，神保町也成為了留學生的“淘書”天堂。到了近代，魯迅、郭沫若、王國維等文人學者也都曾在神保町的書店裡留下過足跡。
很多人喜歡神保町，但似乎作者尹敏志是第一個為其撰寫“書店史”的粉絲。 他探訪了神保町十三家古書店，從江戶時代末期到平成時代，梳理了書店的興衰和與中國的緣分。
他在《東京蠹餘錄》中寫道：“對讀書人而言，無論來自何方，都能在神保町的書海里各取所需，這裡既是啟蒙之街，又是革命之街；既是舊學之街，又是新學之街；既是沉潛之街，又是喧囂之街；既是斷舍離之街，又是貪嗔痴之街；本書的所有故事，都從這裡開始。
在感嘆一本古書歷經劫難流傳至今時，我們常常會說“神物護持”，其實何來神物，有的只是幾個痴愚的愛書人。澎湃新聞私家地理獨家專訪作者尹敏志，與愛書人一起聊聊古書店的魅力。
《東京蠹餘錄》尹敏志著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澎湃新聞：可以介紹一下您寫這本書的契機嗎？
尹敏志：我碩士階段做的是明史研究，這個方向的許多重要史料目前只有日本出版社的影印本，國內很難買到。碩士二年級我得到機會去神奈川大學交換，準備過去了就把這些資料儘量買齊。2016年3月至8月間我住在橫濱的白樂寮裡，每週至少去一趟神保町，每次都是中午去，天黑才回，樂此不疲，陸陸續續買到不少書（回國時寄了8箱書回國，花了不少運費），也漸漸萌生介紹這些書店的想法。
動手寫文章的契機，是讀石原道博《朱舜水》的時候，書中提到山本書店藏有一幅朱舜水的手跡，我心想：“咦，難道就是昨天去過的那家書店？”於是，我花了一番功夫找這家書店的史料，發現故事不少，就寫了一篇小文章投給《書城》雜誌。當時的編輯看了後覺得還不錯，但內容單薄了點，建議我稍微擴充一下，於是我就加入琳琅閣、內山書店，在2016年10月的《書城》雜誌上發表《東京的三家漢學書店》。這篇小文章算是這本書的起點。
大正時代的神保町書店街 理想國 圖（本文圖片除特別註明外均為作者尹敏志 圖）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這本書既是一本訪書記，又是書店史”，可見相對於書店裡的一本本藏書，您在這本著作裡其實更想向讀者介紹書店本身，即日本古籍書店的歷史與文化，那從您的觀察來看，日本神保町的古籍書店有哪些特點呢？
尹敏志：神保町書店最大的特色是“術業有專攻”，分類非常細，任何人都能各取所需。相對於國內的古籍書店，神保町或者說日本的古籍價格訂的比較合理，很少有價格虛高的現象。店員很尊重顧客，對於我這樣的窮學生也熱情接待。
2017年碩士畢業後，我又去日本讀博士，現在讀到第三個年頭，和一些書店店主成了好朋友。2018年，我想買石井光雄珂羅版影印本《寒山詩》，和東京的小林書房打了聲招呼，不久他們收到了這部書，還是石井贈呈本，第一時間通知我購買。
近幾年在京都新崛起的一家古籍書店“あがたの森書房”，店主百瀨周平先生和我關係也非常好，對於手裡古籍來源知無不言，他會告訴我哪裡有拍賣會，不是古書從業者也可以參拍。2019年我通過百瀨先生買到兩部明刻孤本，一部萬曆刻本《左傳纂評林》，一部天啟刻本《鵝湖和尚白雲岩家常語》，皆未見任何著錄或圖書館相同藏書。這兩部明刻本如果送到拍賣會的話，肯定會拍出更高價格，但百瀨先生卻信守諾言賣給了我。這種濃厚的人情味，我覺得是日本古籍書店讓人覺得最了不起的地方。
澎湃新聞：您在開篇介紹了神保町書店街的形成，通過您的史料蒐集和研究，如果做個總結的話，您認為神保町之所以能成為古書店聚集地，是具備了哪些條件呢？為什麼當時會湧現瞭如此多的漢籍書店呢？
尹敏志：最重要的當然是明治維新，尤其是“文明開化”運動，在此期間日本所需要的書籍呈爆炸性增長，而東京又開風氣之先，各語種的書籍都湧入這裡。其次是1868年日本從京都遷都東京。沒有這兩個條件，就沒有今天的神保町。
神保町所在的神田區是東京大學最集中的地方，東京大學等名校都在附近，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也住在附近的後樂寮等地，有很龐大的書籍需求。漢籍書店其實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因為我個人比較關注古籍，書裡反覆的寫，給人一種漢籍書店很多的印象，其實出售日本文學、歷史的書店是神保町的主流。
五十嵐書店內部
山本書店的書架
澎湃新聞：您列舉的這些書店中，內山書店可能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一間書店了，尤其它與魯迅的故事每年吸引了許多中國遊客慕名去打卡。您第一次去位於東京神保町的內山書店時，給您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尹敏志：內山書店有好幾層店面，一樓基本上都是中文新書。我第一次去內山書店的時候，環顧一樓滿架的二十四史、唐宋史料筆記等中文學術書，恍惚間有一種已經回國，在北京逛書店的錯覺。內山書店三樓有一些古籍和舊書，但數量不是很多。我後來又去上海尋訪內山書店的舊址，先是被導航帶到一家假的“內山書店”前，好在真的內山書店舊址也在附近，但已經什麼都沒有，被改造成銀行了。
澎湃新聞：相信神保町的古籍書店遠遠不止書中所提到的那幾間，那您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出於怎樣的考慮來挑選的這些書店呢？
尹敏志：主要還是史料，看一家書店的史料分量夠不夠，是不是有趣。當然這種“有趣”，是從我個人的立場而言的。比如八木書店專收“和籍”和日本作家的手札、手稿等，不少故事也很精彩，但我覺得中國讀者可能很難產生共鳴，最後就沒有寫。
還有一個考量是可行性。寫這本書時我的日語聽說很差，基本無法與店主面對面交流。這本書大部分內容又在北京完成，嚴重依賴雜誌、報刊、書籍等印刷資料，這些史料基本都有些年頭了。我看到有讀者評論說，這本書寫的主要還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的歷史，這基本上是準確的。回頭來看，書的內容還是單薄了些，如果再加四五家最近幾十年開業的書店，可能會更全面一些。
上海內山書店老照片 理想國 圖
文求堂落成時（1927年）發行的紀念明信片 理想國 圖
澎湃新聞：通過對書店的研究，您覺得在日本歷史上，“漢學”研究之風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您在書中也提到如今“東洋史”和“中國文學”日益淪為小眾學問，您覺得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尹敏志：江戶時代漢學地位崇高，明治維新之後，則幾起幾落。明治維新初期，日本人對漢學的興趣一度降到谷底，書中“琳琅閣書店”一章寫的就是這段時期的歷史。到明治維新末期，尤其甲午戰爭之後，漢學研究又重新受到重視。這種現象背後有政治因素，尤其是泛亞洲主義、合邦論的興起，可以參考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
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東洋史研究極度繁榮，但這種繁榮是反常的，背後有國家之手在揮舞，如日本政府以庚子賠款設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那個時候學東洋史出路很不錯。據礪波護回憶，當時日本幾所帝國大學東洋史專業的畢業生，很容易在國內或海外殖民地找到研究崗位，而且薪水優厚。
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年，日本東洋史、中國文學研究依然維持較高水準，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又有一陣“小陽春”。但到了九十年代，少子高齡化浪潮到來，然後發展到今天，東洋史專業的博士生很難找到教職，無法維持有尊嚴的生活。現在日本年輕人對於中國也普遍無感，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研究衰落得很明顯。
保田清批註本《中庸章句》
宋刻本《廬山記》，德富蘇峰購自琳琅閣
澎湃新聞：聽說在日本的電車上，常常能看到上班族手拿文庫本在閱讀。還有據2017年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佈的數據顯示，日本一年的人均讀書量為45本，排在世界第二。不知道據您在日本生活的觀察，日本人真的很愛讀書嗎？那在互聯網時代的影響下，日本的年輕人也愛看書（或者說紙質書）嗎？
尹敏志：的確很愛讀書，尤其是中老年人。每次去古書祭和即賣會，都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熱心讀者，一摞摞地買書搬回家。很多大學的研究生院裡，還有退休後重新回來讀書的白髮“院生”，他們不急於拿學位，樂在其中，把讀書當做一種生活方式。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期的那一代日本人，總體上有非常好的教養和個人趣味。但日本年輕人現在也不那麼愛讀書了，相關報道也證明日本的人均閱讀量呈現下降趨勢。
澎湃新聞：有人說：“嚴肅閱讀逐漸消失，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對閱讀的耐心，閱讀逐漸被實用主義所取代。”這一點我也有一些感觸，我曾逛過日本的書店裡，看到擺在暢銷榜的永遠是“東野圭吾”和一些求職、進學和成功學類的書籍。當然同樣的情況，在國內的書店也能看到。您覺得是什麼導致我們失去了閱讀的耐心？那從您個人的經驗看，我們該如何培養對嚴肅閱讀的興趣呢？
尹敏志：我覺得在任何時代，嚴肅閱讀都是少數人的行為，普通讀者期待從閱讀中得到實際的效果或愉悅感，這是人之常情，並非只有我們這個時代如此。在日本的新刊書店，擺在醒目位置的也都是這類書。中國古代的情況應該也差不多，證據是保存下來的元明清古籍裡有不少日用類書、科舉用書、通俗小說，《萬用正宗不求人》《三寶太監西洋記》之類就是元代的求職、進學、成功學，或者明代的“東野圭吾”。
與其感嘆嚴肅閱讀的消失，不如想辦法打破專業研究界與大眾讀書界之間的隔閡。巖波書店創始人巖波茂雄就認為，學術和古典與街頭大眾相伴的程度，是一個國家文化水平的終極指標，以《巖波文庫》為代表的日本文庫本就是為此服務的。今天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人，其實存在龐大的嚴肅閱讀需求，等待著學界、出版界去喚起。這幾年社會科學院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叢書”的流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的好朋友，人稱“譯霸”的翻譯家陸大鵬告訴我，他翻譯的書讀者主要是律師、金融業者、公務員，而不是專業的世界史研究者。大鵬常引用一位英國曆史作家的話，說：把有趣的歷史寫得無聊“可以算刑事犯罪”。話雖然誇張了一點，但讀者失去閱讀的耐心，作者也有責任。
叢文閣
原書房
澎湃新聞：在這本書中，您多次提到北京的琉璃廠大街，同時也感受得到您的感慨，這座北京最著名的文化街曾經匯聚了許多書局和文化老店，還有中國最大的古舊書店——中國書店。我相信不僅在北京，在全球，古籍書店的生存也越來越艱難。您覺得通過對神保町的古籍書店史的梳理和研究，對我們古籍市場的保護有什麼啟發嗎？
尹敏志：古籍無法再生，除非發生戰爭或大規模社會動盪，永遠是越買越少，越賣越貴的。民國時代魯迅感嘆過：“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但他還是能買到不少。一直到九十年代，還能在中國書店以低廉的價格買古籍。
現在的情況是專業研究者不需要自己買古籍，也買不起，用圖書館的就可以作學問。另一方面古籍市場是資本的遊戲，古籍不是書而是投資品、奢侈品。神保町的情況也差不多，每年的大型古籍入札會都有很多中國顧客參加。市場依舊很繁榮，也無需保護，只是和普通讀書人已經沒有太大關係了。
琳琅閣書店 資料圖
經出版社授權，以下摘選了《東京蠹餘錄》中部分片段。
盡是同文細亞人：琳琅閣書店
日本古書店的傳承，最常見的是父業子繼，若不幸出現無人繼承的情況，則退而求其次，由入贅女婿（一般是養子）頂上，此為其大概。琳琅閣書店的一代目名為齋藤兼藏（1850—1907），二代目還是叫齋藤兼藏（1882—1957）。為加以區別，姑且將他們稱為一代齋藤、二代齋藤。
嘉永三年（1850），一代齋藤出生于越前國鯖江藩川島村的一戶農家，今天日本中部福井縣境內，是家中次子。他出生時正值幕府末年，兩百多年的鎖國體制解紐，政局動盪不安。十五歲那年，一個謠言傳遍了全村：水戶藩志士武田耕雲齋（1803—1865）所率之“天狗黨”，即將在上京途中攻打鯖江藩。村民們急忙修築防禦工事，並翻出家中鏽蝕斑斑的槍械，每日攘臂操練、喊打喊殺，整個村子如臨大敵。
為躲避戰亂，同時為了謀生，未成年的一代齋藤背井離鄉，孤身前往京都闖蕩。首善之區此時也不安全：攘夷派與開國派圍繞天皇激烈鬥爭，常有人被政敵當街砍殺。為了討生活，一代齋藤去大戶人家做童工，主人彬彬好文，常去文求堂書店買書，與店老闆田中治兵衛熟稔。三年後幕府失勢，末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將大政奉還天皇，隨後日本遷都，主人也跟新政府轉去東京當法官，卻不願帶上瘦弱的一代齋藤。
一代齋藤此後輾轉各家，在維新頭幾年的兵荒馬亂中辛苦謀生。根據大正六年（1917）版《大日本人名辭典》的條目記載，一八六九年一代齋藤現身北海道的函館，為幕府軍作戰，結果被官軍打得一敗塗地。為了躲避抓捕，他一路向北逃亡，和著名探險家、《北蝦夷新志》作者岡本文平（1839—1904，又名監輔）一起坐船到庫頁島，在那裡待了一年多。
很多年之後，在琳琅閣學徒工面前，一代齋藤會回憶起那個靠近北極圈的狹長島嶼。“樺太的魚類真是多啊，”他感嘆道，“只要鑿開冰面，就會有魚不斷地從裡面蹦出來。”又經過七八年的漂泊，明治政府頒佈赦免令，他落腳東京，娶妻生子，和大舅子河井巖五郎合夥做起了古書生意。
據榎一雄（1913—1989）說，一代齋藤實際上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以至於後來當了老闆後，連收據都不會自己寫，只能由手下人代勞。這樣的人居然選擇進軍古書業，實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一代齋藤最初從事的是古書業最底層、名為“競買（セドリ）”的工作：每天早上帶一個大布袋出門，在東京的大街小巷穿梭，梳篦般地從小古書店攬入書籍，統一賣給規模較大的古書店，以此賺取差價。“競買”乍看與收破爛無異，性質則類似賭博，要求從業者對古書價格極其敏感，眼疾手快且不避寒暑。在庫頁島鍛煉出了一副強健體魄的一代齋藤精力充沛，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很快就積累了資本，開出了自己的店面。
明治八年（1875），在家中短暫試營業後，琳琅閣書店創辦於淡路町，這是東京上野和神田間的交通要道，人流量大，比今天的東京神保町古書街還要熱鬧。店名是當時東京都知事大久保一翁（1818—1888）所取，取清帝乾隆專藏宋元善本的“天祿琳琅”室之意。楊守敬來日本時，琳琅閣書店其實僅開張五年而已，老闆雖然善於蒐羅，但畢竟不識字，定價方面可能還不太在行，恰好給了楊氏機會。
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期，受益於明治政府的“文明開化”政策，書店生意紅火。隨著教育的普及，識字率的提高，日本國內在鯨吞海吸西學的同時，對傳統漢籍的需求也高漲，一度出現了短暫的“漢學熱”。東京鳳文館的《佩文韻府》《資治通鑑》《康熙字典》，東京印刷會社的《前後漢書》《戰國策》，大阪報國堂的《史記評林》《左傳校本》等書，都是那時的暢銷品，它們不斷被重印，湧入尋常百姓家。
江戶遺風猶未墜，森立之、寺田弘、西村兼文等日本漢學者，都是店裡常客。那是一個日本學者以與中國學者來往為榮的時代，新版的各種詩集、文集裡，經常刊載中國學者的評語，以及兩國文人的唱和之作。比如明治十二年（1879）關義臣編纂的《經史論存》上，評點人就有何如璋、廖錫恩、王治本、黃遵憲等晚清士大夫。同年上海著名報人王韜（1828—1897）遊歷扶桑時，特地為書店題寫了“琳琅滿堂”四字匾額，後來在關東大地震中被燒燬。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七月，橫貫日本的鐵道東海線開通。在此以前，東京的古書市場上還只有“灑落本”等通俗讀物，如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曲亭馬琴《南總裡見八犬傳》之類，善本古籍寥寥。在此之後，得益於便捷的交通，京都和奈良的古鈔本、春日版、五山版、活字版和刻本、古俳書等等，各類西京文物源源不斷地流入新都。
通鐵路之後，一代齋藤每年都要去關西地區進貨。當時日本還沒有國寶、文化財登記制度，即使在古寺名剎裡，和尚們也可以自由販賣古籍。憑藉出色的貨源，琳琅閣吸引了不少東京新貴階層，原來簡陋的店面顯得有幾分寒磣。於是一代齋藤把店面遷至仲町二十二番地的池之端，建起兩層氣派新樓，除經營古籍外，也兼售書畫和古董。它們被主人秘藏於二樓裡側，不輕易示人，只有田中光顯、朝吹英二（1849—1918）、三浦梧樓（1847—1926）等少數精英才有資格入內。
二代齋藤在那個時候來到琳琅閣。“我十二歲時初到店裡時，對主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是個挑剔的人啊。”一代齋藤脾氣暴躁，對店員業務能力的要求苛刻，“客人來尋書時，必須馬上幫他們找到，稍微多花了點時間，就會被大聲訓斥，嚴重時還會被打”，店裡基本沒有人能幹得長久，往往過幾年就另尋他處了。出於對古書的喜愛，二代齋藤忍受了下來，儘管“有時候被罵得實在太慘，我都是哭著入睡的”。
一九〇六年，一代齋藤的獨子、一直主管店中財務的齋藤兼二去世，次年，一代自己也病故於明治醫院，死前還在嚷嚷，出院後就要把文求堂的珍本《西清硯譜》給買下來。因為男丁不繼，二十五歲的二代齋藤作為女婿頂上，並襲名“齋藤兼藏”。
兩代齋藤的經營風格迥異。一代齋藤傾向於服務權貴，他將求古樓舊藏宋版《論衡》殘卷賣給貴族院副議長細川潤次郎（1834—1923）；除了前文提到的《禮記子本義疏》外，還將河合元昇的暢春堂舊藏宋版《寒山詩集》賣給田中光顯。另據其侄子齋藤英一郎回憶，叔叔在店裡總是穿著簡樸，顯要客人來了親自迎到店門口，低頭哈腰，延入上座；但出門時，又“換上一流的衣服，坐著人力車，儀表堂堂”。
二代齋藤要低調得多，且更多地服務於學者。他接手琳琅閣後不久，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將古董、書畫全部拍賣一空，專心做古書。此舉雖然流失了不少老顧客，但也得到學界廣泛認可。一九五二年，在二代齋藤的古稀紀念會上，已經照顧琳琅閣生意一個多甲子的德富蘇峰（1863—1957）來信祝賀，談到了兩代店主的差別：
琳琅閣書店與我，已是兩代人的交情。一代為人奇恣縱橫，二代為人穩重平直。二代之古書鑑別力，尤令同儕敬畏。今日諸君欲為之賀古稀之壽，以一言有求與予。靜而思之，二代於店中捆包書籍，往來於青山草堂（案德富蘇峰書房名）之時，尚是明治末年。彼時君乃面白之少年，予猶不惑之壯夫。人生如幻如電，頃刻間予距滿百之齡，亦僅隔十歲矣！現一切妄念俱消，唯書冊之愛不減，年齒增添，更趨釅厚。嗚呼，予負琳琅閣二主人之處豈少哉？但聊陳蕪言而已。
蘇峰是有名的“愛書家”。他十五歲就開始為報刊撰稿，參與自由民權運動，所著《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將來之日本》等書引發思想界巨大反響，後遊歷中國，著有《中國漫遊記》《七十八日遊記》等。但他之後思想右轉，為對外擴張搖唇鼓舌，戰後被褫奪公職。晚年蘇峰退守成簀堂，專心稽古。
榎一雄曾研究過德富蘇峰的購書收據，發現來自琳琅閣的最多，有明萬曆活字本《太平御覽》、淺野梅堂舊藏宋版《古尊宿語錄》、舊刊本《五部大乘經》等。其次則是淺倉屋、文行堂、文求堂、村口書店等近三十家古書店。
如高山寺舊藏宋刊本《廬山記》五卷，其中兩卷為原刊，三卷為鈔配，是成簀堂的鎮庫之寶。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七日那天，這部書連封皮都沒有，破爛不堪地擺在琳琅閣待售。蘇峰僅花五日元將其購入，“歸來細閱，全書以蝴蝶裝連綴，尚存舊鈔本之面目。其文字精健挺拔，全無俗氣，暗得幾分顏歐筆意。與予舊藏之宋槧《華嚴經》相較，其弩張之氣少遜，而清雅則遠勝焉……親督裝裱師重新補繕，遂面目一新，宋槧之真價始顯”。羅振玉見之也大呼為奇書，將之影印收入《吉石盦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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