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安

李白、杜甫、苏轼三位诗人都是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深远，若论谁的文学成就更高，这很难有定论，也没有做这个比较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诗风也不同。

李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被后世誉为“诗仙”。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只有两个人得到过“仙人”的评价，一个是李白，另一个是苏轼。李白的诗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蜀道难》集中体现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

杜甫，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杜甫的诗沉郁顿挫，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三吏”和“三别” 最能体现杜甫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在宋代以后，苏轼、王安石、陆游、秦观、司马光等人对杜甫的诗推崇备至。

杜甫对李白的诗作评价极高，他在《春日忆李白》中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亦写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若论文学成就，在杜甫的心中，李白会比他自己高一些。

苏轼，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全能型文人，诗词、散文、书画样样精通，造诣非凡。词开豪放一派，其词奔放豪迈、倾荡磊落，《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极具代表性；散文著述宏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法，笔法肉丰骨劲， 跌宕自然， 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是“宋四家”之一。

苏轼曾说道：“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在苏轼的心中，李白和杜甫成就非凡，很难超越。

阅读与思维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盛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一个纯粹的天才，为诗而生，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子夜秋歌》等。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之，无人敢和李白比诗。

李白号称诗仙，众所周知，李白是中国诗词上的一座丰碑，后人很难超越，唐朝因为有李白，诗词才发展到颠峰，中国诗词因为有了李白，而显得分外灿烂，格外耀眼，李白丰富了中华诗词艺术宝库，对中华文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后人爱他，敬仰他，膜拜他，皆是因他出众的才华，高尚的人格和非凡的人生经历。李白少有才华，可被称为天才，也是少有抱负，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也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饱读诗书，热衷政治（官场），曾积极想迈入朝廷为官，为国效力，但是官场向来都是黑暗的，李白的个性又是正直，才华又高，做不来小人，这样的人注定了是仕途失意，历经坎坷的，不是被贬谪就是被杀头，还好，虽然安史之乱中李白也不明不白被卷入其中，但是皇帝老儿没有杀李白，因为爱惜他才华。李白官场失意，倍感苦闷，压抑，不断跌入人生底谷，但是李白就是李白，他聪明发挥道家，佛家，侠士风格，看的淡，想得开，他仗剑纵游天下，注意啦，李白是会武功的，剑术高超，这里按下不表。他结交江湖奇人异士，高人隐士等，纵情游览天下大好河山，喝酒写诗，心存善念，兼济穷人，一生朋友众多，人缘极好，他畅想自由奔放，把对仕途的失意，官场的腐败黑暗寄托于天才般的，奇思妙想的诗词歌赋中，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诗，正是他这种不依附权贵，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的正气和崇尚自由、洒脱的个性，使得他的诗很豪迈，酒脱，加之天性个性使然，充满伟大的浪漫主义色彩气息，他一生创作颇丰，几乎每一首诗都是精品，得以传承后世，流芳千古，令后人津津乐道也望尘莫及，他是中国历史上永恒话题的人物而存在。

关于李白的死，有几种说法，李白在辗转流放了一年多之后，皇帝因为关中地区大旱，宣布大赦天下，李白的流放被赦免，得以回家去。他乘船顺着长江回家，还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

李白在回家的途中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生病返回了金陵。这时候的李白已经六十岁，因为流放的经历，导致身体状况并不好，并且久病未愈。在上元三年李白留下一首《临终歌》就与世长辞了。

在《旧唐书》里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这个也是李白去世的一种说法，但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在民间流传李白是在酒后去河里捞月亮，不小心溺亡的说法，充满了符合李白浪漫主义诗人身份的浪漫色彩，但也是缺少正式证据。总之，李白传奇的一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连死因都存谜。李白和苏轼皆是流芳后世，传承千古之伟人文人，李白生在盛唐，诗歌繁荣，出现了很多灿若星河的大诗人，李白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号称诗仙，其诗充满伟大的浪漫主义色彩，奔放热烈，文采飞扬，激情澎湃，光芒四射，富于夸张的表现手法，让人读了热血沸腾，李白也是一位剑术高手，据史传在当时仅次于天下第一的那个人，他排名第二，唐朝有三绝，其中一绝就是李白的诗，可想而知，李白的诗有名到何等地步！李白的诗在当时是世所公认的，连皇帝老儿都佩服，本来李白是因一首诗差点招致杀身之祸，但是皇帝唐玄宗爱惜李白之才，才放他一条生路，李白的诗对后世影响也是巨大的，代代相传，即使现在，也是有很多入选学校语文课本中的，可以说，他无愧于诗仙这一美好称号，李白喜欢喝酒，估计酒量大没有人不同意吧，有李白斗酒诗三百之说，喝了酒，灵感爆发，写诗汪洋大气，一发不可收拾，可见其才也高，天赋更高，真的是历史上罕见之奇才也！李白年轻时也是胸怀大志，立志报国，进朝廷为官，但是个性使然，加之朝廷黑暗，他郁郁不得志，最终看淡官场，纵情享乐于大好河山，喝酒写诗，倒也是活得洒脱。

苏轼生在宋朝，具体说是北宋，他也是生在文人兴盛的时代，他那个时代也是出现了影响中华历史的文人大家，包括一些政治家，官至宰相，地位至高，但同样是文坛大师，修养极深，比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晏殊父子等，苏轼在这些个星光闪耀的文人丛中也是出类拔萃之人物，苏氏父子都是很有名，号称三苏，在这样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大好环境下，加之家庭的熏陶，从小耳濡目染，有父亲的耳提面命，苏轼的文学天赋也好，自然形成他良好的文学根基，奠定了他以后作为一代词坛大家之基础。宋朝和唐朝不同的是，唐是兴诗，宋是盛词，苏轼也是年轻时希望进入朝廷，为国效力，这个符合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之路径，尊奉儒学传统，学成文武艺，报与帝王家，但偏偏大知识分子的正气或带有骨子里的清高，与黑暗的官场不吻合，最终难免失意，或被流放，或被贬谪，只能游览山水，纵情美景，结交一些志趣相同之辈喝酒写文，还好，没有真的隐居起来，但这无形之中却有好处，一是不为官场所累，二是可以自由的寄情喻志于山水美景，往往能写出精妙的好文章，即使发一些感慨之言也是久经人生各种考验，经历，具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总结出来的，甚是有理，成了流传后世的至理名言警句。苏轼也是喜欢吃，喜欢美食的，据说还发明了一种东坡肉。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全能人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在整个中华历史上，象苏轼这样子的全才极其少见，他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大师级的贡献与成就。苏轼做人也是极为豁达，洒脱，他一生命运可谓跌宕起伏，历经坎坷，几次被贬谪，他都想得开，反而更以一种积极乐观之心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事，这个真的是值得后人学习。李白和苏轼都是各自领域独一无二之人物，李白的诗之好，相信没有人敢和他比，他直抒胸臆，夸张，浪漫，尽情的抒发他心中的喜怒哀乐，有飘飘欲仙之感，苏轼创下以诗为词的文风，其词包含哲理性，苏轼也是豪迈奔放的，这一点与李白有相似之处，但是苏轼比李白思考的沉稳，内敛，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苏轼是豪放派诗人。李白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苏轼的诗，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总之，李白和苏轼都是值得大写特写之人物，都是千古旷世奇才，都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都是流芳万世，享誉文坛之大人物，都是两座令后人难于超越的文人丰碑，都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之人物。

诗圣杜甫，他的诗因为多描写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资料，因此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其人，因诗显名，虽然生前默默无闻，却在死后一千多年来深受世人的敬仰和称道。

李白和杜甫，可以说是唐诗史上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两人并举，一个被后世之人誉为诗仙，一个被后世之人誉为诗圣。诗仙李白，以及诗圣杜甫，都是盛唐时期的人物，杜甫稍晚，他比李白小了十一岁。正是这短短的十一年，让两个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李白走的是浪漫主义风格，他的诗歌雄浑壮丽，天马行空，飘逸洒脱之至；杜甫则走的是现实主义风格，他的诗歌古朴苍然，忧国忧民，情真意切之极。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过得很悲催。他的人生经历，读来比他的诗还要催人泪下。杜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怀大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纳兰自强

苏轼、李白、杜甫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大神级人物，但磊落故人认为，应以苏轼的文学成就更高一些。下面，在下就从诗、词、散文、文学理论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1.诗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越女词》、《早发白帝城》等等，大都天马行空，恣意奇绝，被称为“诗仙”。与李白相反，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尤擅七律，其中《登高》被很多评论家称为“七律第一”。杜甫的代表作《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多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被称为“诗圣”。苏轼是宋朝诗坛的领军人物，与黄庭坚合成“苏黄”，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别具风格。

苏、李、杜以诗PK的话，显然李白以天纵之才，毫无疑问应在第一位，杜甫在诗最辉煌的唐朝，堪堪能与李白比肩，其成就应在苏轼之上。

2.词

杜甫无词作传世。李白为人熟知的词作则有《菩萨蛮》和《忆秦娥》，清陈廷在《云韶集》中说:“唐人之词如六朝之诗，惟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调，实为千古词坛纲领。”因此，对于词的创作，李白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关于苏轼，他写的词比诗更加令人喜欢，尤其是他以诗笔写词，拓宽了词的境界，其代表作为《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

李白虽然是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开山祖师，但其作品太少，而苏轼才是词之大成者。如果说苏轼是中国古代写词第一人，想来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因此词作方面，苏轼胜出。

3.散文

这个苏轼的优势就更明显了，苏轼的散文题材多样，风格行云流水，说理透彻，写景飘逸，收放自如，名列“唐宋八大家”

因此，在散文方面，还是苏轼胜出。

4.文艺理论研究

李白、杜甫在此方面基本为空白，而在苏轼的散文、诗词作品中，我们却可以常常看到苏轼的文艺理论思想。比如他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所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 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思想，说的是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同样也适用于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苏轼在诗、词、散文、文艺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除诗作一方面不如李白、杜甫外，其他方面都以绝对优势胜出，所以磊落故人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中是最高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磊落故人

我觉得这比较难比，首先李白和杜甫是唐朝时期的大诗人，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三位牛逼轰轰各有各的诗风。

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其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男儿本色——

难！难！难！苏轼、李白、杜甫三位诗人，都是历史文学上重量级人物，要说谁更胜一筹，确实很难定论。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学史。

诗蓦诗书画

苏轼、李白、杜甫三位大神，今天就不提他们三位的诗词，问他们谁文学成就更高一些，好像又不能不说他们的诗词，但是我还是不想说。

什么叫文学成就？一方面是说代表作，还有就是作品对但是朝代及后世的影响。无疑这三位都做到了，说谁更高一些，我说谁肯定有人不苟同，专家教授来讲也只是听听，因为每个人的境遇、学识、出发点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想法。

苏轼主要是词、文，李杜主要是诗。苏轼豪放，他的贡献是把词提到文学性上来，少了音乐性，多了思想内容，少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以文为词是一种革命性改变吧。李白，天马行空，大气磅礴诗，非常容易引人神往、好感，耳熟能详的诗几乎都光芒万丈，他的浪漫没人不喜欢吧。杜甫，悲天悯人，社会现实意义较多，一般人读起来会觉得没有其他人诗词提气，更多的给人以带入感多，总的来说思想意义较多。

他们三位文学成就，我认为不太好分，分的也只是个人喜好，按喜好我是李白、苏轼、杜甫。

一南

中国的古代文化史，唐代是一个高峰。在唐代的文苑里，可谓万紫千红，争奇斗艳。诗文的成就蜚声四海，映照古今，以诗而论，唐诗在古典诗歌中可谓登峰造极，沒有哪个时代的诗可以同它相比拟。其中最杰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白和杜甫。

之后的五代，两宋，词坛隆起，盛极一时，蒙古入主中原，戏曲几乎独霸文坛。可以说宋词，元曲堪以唐诗相媲美，同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三颗明珠，交相辉映。

宋词与元曲，作者队伍庞大。同时。宋代散文的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有六家是北宋人。其中的苏轼，文继韩柳，诗承李杜，词作堪称独步，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巨人。

从上面的分析上看来，李白，杜甫，苏轼他们各自的风格不同，各有千秋，要说到哪位的文学成就更高些？从综合性上看，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苏轼。

苏轼（1037年一1101年），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嘉祐进士，神宗时曾任礼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最后北还，病死常州。

苏试一生，虽不得意于官场，却得以纵横驰骋于文坛，大显身手，成就惊人，苏轼于文，诗，词，赋。无所不精。苏轼是散文大手笔，他主张写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常行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文真切自然，恣态横生，考科举的学子们争相效仿。

后世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并称为“韩柳欧苏”，号称“唐宋四大家”。他们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佼佼者。苏轼的诗，以艺术性见长，往往富有美学情趣与哲理意味。看他题于庐山西林寺壁上的一首七绝：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诗明如白话，通俗易懂。然而细细咀嚼，其味至深，其理无穷。“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己成为人们通用的成语，比喻对事物的本质尚沒有真正的了解。

苏文，苏诗创作甚丰，但他的最大成就还在于词。苏轼的词超迈古人，独步于文坛。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词意境雄奇，风格豪迈。诗人此时此刻面对如画江山，忆及千古英俊，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不觉悲从中来。然而，笔锋一转，竟以“一樽还酹江月”作结。这就令人想见诗人胸存浩气，激荡不已。犹如大江东去，万古不息。

现来总结一下李白，杜甫，苏轼三人的风格：李白的诗，感情热烈，雄奇奔放，瑰丽绚烂，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浪漫主义的新高峰，人们称他为“诗仙”。杜甫的诗，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有“诗史”之称。

苏轼的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会画竹，也喜作枯木怪石。从苏轼在文苑上所涉及的领域之广上看，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大于李白和杜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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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俩个人，同是唐代的大诗人。一个被后世称为诗仙，一个被后人誉为诗圣，都是光芒万丈的巍然存在，他们两个也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峰，中国诗歌的最高峰，至今无人逾越，也不可能逾越。

李白杜甫，经常被后人并列起来称谓，就是因为俩个人的生活年代时代几乎重叠，两个人的诗坛卓越成就几乎并峙，自然就会被后人相并来看。而且，史实上的俩个人，确也彼此欣羡倾慕，惺惺相惜，成了一对诗坛双璧传为千古佳话，他们之间的友谊永远是后世称颂的楷模。

他们两个人中，李白成名最早，游历大山大河，写下了气势如虹的雄伟诗篇，连开皇李隆基都对他青眼相加，一度招进宫中供奉翰林待诏，专一写诗讨好圣上贵妃龙颜大悦。那首著名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句就是为一人得宠全家升天的杨贵妃而作，也写出了皇室的骄奢靡费。

杜甫的声望是后来才逐渐赶上甚至超越李白的。老杜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连自家的孩子都眼睁睁看着被饿死，可以说艰难已极，只能是在漂泊的旅途中用诗句抒发无端的感慨。而其诗作遣词造句尤为老道艰深，后世谓其沉郁顿挫，端严整肃。这也体现了老杜高深的自身文学造诣，越到后来越发精炼，已经达到了难易一字的卓绝地步，得到的尊奉和仰望自然也就越发的多，越发的火。

自明清已降，老杜的声望甚至几乎超越了李太白，可谓是对老杜一句诗词一生血的真实写照。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先喜欢李白，后来逐渐热爱杜甫，对老杜的诗词奉若至宝，顶礼膜拜。

相较于他们两个，苏子则生活在宋代，以诗书画作各色兼擅而享誉后世。是有宋一朝最杰出的文人代表。他的诗词美誉度丝毫不亚于李杜，更是豪放派的发端肇始，还开创了文人字画的先河，可谓是豪放派和文人字画的开山鼻祖，后世的声望远迈前朝，故而可以和李杜一样跻身文化圣人的行列。

而且，苏东坡的民间影响力无比巨大，历史上鲜有抗衡匹敌者，发自民间的追捧和挚爱也就自然水涨船高，愈发显赫。

总结起来看，李白的民间声望最著，老杜的诗风最严谨整饬，苏子的综合素质更为人所称颂。他们三个人，完全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喜爱的程度不同，都是古代文化的旗帜引领，都代表了一个或多个领域的最伟大巅峰，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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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字太白，701—762年。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被后人称为“诗仙”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杜甫合成“李杜”。创造了古代浪漫主义文学高峰，歌行体和七绝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杜甫字子美，712—770年，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成“李杜”，被后人称为“诗圣”。

李白杜甫是唐代两座难以企及的诗坛高峰，李诗旷达、豪迈、想象奇特，酣畅淋漓，杜诗现实主义浓厚，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留下了无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名篇。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四川眉州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是北宋时期文坛领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屡次被贬，却始终保持积极向上、不畏时艰的胸怀气度。何妨吟啸且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各具千秋。从直面人生来讲，我佩服苏轼，也欣赏杜甫，更为李白的豪迈旷达所折服。

因似我(们)这一代读书少(老三届初一生)，工作后又不是执笔书写之人，若去评说苏轼、李白、杜甫三人谁的文学成就高，真的落笔不了。 故对"天马行空(友友)"就此题的论述，我是很认同。毕竟在手机的"栏目”上能有据有实客观去阐述，阅后很得益。 若要谈看法，我认为评说历史上的人物之间的差异，虽各有侧重点，但李白、杜甫、苏轼他们在唐宋代时的文学作用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 在他们诗词之中，令我更值得去追思的是苏轼李白杜甫他们都有一种忧国忧民之心。 他们三人一生仕途难逐心愿，然始终不忘运用诗与词去表白自己"報國无鬥“之心。 这恐怕于现改革进入"新时代”之时，会有对"我爱我的祖国"有共鸣”吧！？

關鍵字: 文化 李白 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