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高足，继承了老师在哈佛大学的衣钵，是新一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与欧洲汉学不同，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更加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即便是历史研究，也有强烈的现实功用的指向。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便是以一次乾隆皇帝弘历清剿“妖术”的事件来透视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运作过程，进而探求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基质。
一 弘历的心病
孔飞力所研究的历史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的巅峰时期，正是在王朝鼎盛之际，其政治运作还是存在诸多问题或者悖论，正是制度上的缺陷使王朝盛世隐含无可逆转的危机。孔飞力以1768年间发生的妖术及其政府的因应之策全面解剖了帝国制度中三种力量的互动与博弈：底层民众、官僚体系与帝国皇帝。
满清入关之后，基本承袭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到乾隆时期，满清政权基本被汉人作为中华正统王朝而接受下来。乾隆皇帝本身已经高度汉化，吟诗作赋之能为当时士子所承认，作为个体而言，乾隆是倾慕汉文化的，但是他终归是满清政权的皇帝，作为皇帝而言，最重要的是维持满清江山永固。在其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焦虑：如何保持满清江山本色不变。
当年多尔衮率领八旗子弟入关的时候，满清本质上是一个部族政权，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使得一支精干团结的军事力量成为开疆拓土的先锋。满清能够在明末硝烟四起、群雄并立的环境中一骑绝尘，成为最后的赢家。乾隆深知八旗是帝国的力量支柱，旗人在白山黑水锻造的淳朴、勇猛、俭约是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入关之后，得到天下大统，八旗子弟成为帝国的统治精英，尤其是36位督抚大员乃是皇帝的亲信和在帝国各地的代理人。
乾隆皇帝需要督抚大员能够忠诚于帝国，需要保持八旗子弟的精神风貌，换言之，需要拒绝汉化的侵蚀。令乾隆无奈的是，汉化是无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八旗得到天下，巩固江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少数游牧部落侵入一个大帝国并且取而代之的故事在是世界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蒙古帝国称雄欧亚大陆，当征服战争结束之后，帝国便分裂了，少数统治者需要适应被征服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最终泯然于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与制度汪洋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圣战骑士所向披靡，同样，征服战争结束之后，商业化侵蚀了军队的战斗力，昔日的铁骑最终成为怯于外战，长于内争的历史绊脚石。
满清帝国武功长于文治，康雍乾三朝，帝国领土大为拓展，这是满清帝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也为现代中国带来了广阔的战略纵深。领土的扩大并没有改变经济重心向东南移动的趋势，江浙及其长江流域是中华帝国的经济基地，也是帝国财税资源的宝库，如果不能对江南进行有效的控制，帝国的统治难于稳定。在繁荣、精巧、典雅的江南面前，满清统治者是粗鄙无知的，满清贵族虽然在武力上压制了江南，但是在江南人却在文化上鄙视满清政权。
江南，乾隆的心病。当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往事，但是这却是满清政权的污点。“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实际上是多尔衮力图在文化心理上压制汉人之举，因此，对发式的改变就有谋叛之义。作为一个部族政权，满清政权建立在压制基础之上，恐惧于亿万汉人的反叛，区区几十万人怎么可以通知几亿汉人呢？反叛与颠覆的梦魇一直常伴于乾隆心头。因此，江南传出“割辫”的妖术之后，乾隆内心深处的恐惧一下子释放出来，一个想象中的阴谋反叛的网络成为乾隆要对付的主要敌人。
在将近一年时间中，乾隆想唐吉可德那样与风车、羊群作战，唯一不同的是，乾隆皇帝用的是手中的特权，借助帝国发达的文件传输系统。通过常规或者非常规的信息系统，乾隆皇帝向各省督抚大员下达各种命令，但是，令他失望的是，江南督抚已经堕落了。皇帝认为各省督抚一直在敷衍塞责，尤其是江南地区，那些曾经淳朴、干练、简朴的满清子弟沉迷于江南的繁文缛节、诗词歌赋之中。
乾隆的映像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反映了满清帝国政权的现实，少数满清贵族精英高高在上，而底层的却是在文化心理上大为迥异的汉人及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满清政权并不稳固，种族之间的隔阂一直存在。19世纪末，孙中山从改良转向革命之后，便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动员民众。
帝国统治的悖论
孔飞力在《叫魂》中以庖丁解牛的技术将帝国制度的内在格局呈现于读者面前，而帝国制度的种种悖论也暴露无遗。中国自秦汉以来，帝国制度屡仆屡起，在漫长的世界古代史中，中华帝国是农业帝国的典范。帝国制度经过两千年的打磨之后，宛如青花瓷一样精细，但是，这种制度内在的悖论使之看似江山永固，却又猝然坍塌。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权威形式：克里斯玛型、传统型与法理型。三种不同的权威形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交错出现。人们之所以需要权威是因为，“统治一个数量可观的人员群体，通常都需要一个班子”，如何使这个统治的班子有效运转起来就是个大问题了。
乾隆时期的满清帝国政权三种权威都有所体现：首先，皇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子，其权威来源于上天，即君权神授。其次，皇帝的继承是按照一定的惯例进行的，虽然出现了康熙僭越王位而出现的宫廷之乱，但是，此后，满清政权的继承都是比较稳定有序的。最后，执行皇帝命令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员的选拔、考评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则与制度，因此权力又呈现出某种常规化与规则化的趋势。
康熙时期建立军机处总领全国军政事务，满清贵族议事会逐渐被架空，一个听命于皇帝的官僚制度在乾隆时期已经比较完善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官僚制度与现代官僚制有所不同，后者呈现出一种非人格化、形式化、常规化的特点，而中国的官僚制度则打上了深深的皇权印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帝国一直为集权与封建两种悖反性的逻辑所折磨。从商鞅变法以来，集权的政治逻辑与实践一直是一种强势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先秦时期只是一种理念，但是在帝国统治下却是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天下归一”一直是各朝各代君王的梦想，战争杀伐的目标无不是为了实现大一统。农业时代，大一统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要在落后的生产力和交通通讯条件下实现有效的统治谈何容易？即便是唐宋之后建立一直统一的官僚队伍，皇帝也不得不与官僚集团分享权力。
如上文所述，皇帝的权力更多的是一种克里斯玛型的权力，或者说皇帝需要保持神秘性和非凡魅力，唯有如此才能冲破常规权力的壁垒，从而将自己的意志予以贯彻执行。与之相对的官僚权力则需要一种常规与制度，唯有如此，官僚集团才有外在的保障，否则，帝王的喜怒哀乐便会是这些官员轻则丢官，重则丢命。伴君如伴虎，便是如此。皇帝与官僚代表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因此，二者表现截然不同。皇帝与官僚之间存在一种依赖与博弈的关系。
帝国为了防止官僚在一个地方坐大，便对督抚大员频繁调动，一般两三年之后便要换一个地方。频繁的调动消除了封疆大吏裂土分治的危险，但是却使地方官难以理解地方事务，真正行使地方权力的是胥吏或者师爷这样的角色。每个地方官到任之后，最重要的是不要犯下什么过错，在所辖之境不要出现司法纠纷、叛乱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官僚制度的通病，也是官僚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报喜不报忧或者欺上瞒下便是官僚保证仕途顺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度内在封闭性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得皇帝很难任意调度官员，虽然康熙时期设立了秘密报告通道，使各级官员能够互相监督。但是，这一制度在乾隆时期效用大不如从前，官员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在上报朝廷前，事先要进行沟通，以免露出马脚。身在北京的乾隆，虽然得到无数督抚的密报，但是所得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信息。培根说，信息就是权力，所言不虚。如果不能掌握真实的信息或者情报，如何能够做出有效的决策呢？
看似完整的官僚制度，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反馈渠道不畅。无论乾隆皇帝还是各省的督抚大员都是统治阶层，他们面对的是亿万百姓，只有真实了解民情才能使统治合理稳固。悲哀的是，皇帝决策的依据仅仅是官员的奏折，本来作为皇帝与百姓之间中介的官僚阶层成为隔绝二者之间联系的铜墙铁壁。无论皇帝如何精明，深宫大院之内，没有真实有效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就是一种偶然或者幸运。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与臆想的敌人进行了近一年的搏斗。
社会动员的困境
乾隆皇帝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单凭皇帝的权威难以渗透或者撼动官僚制度，因此他需要另辟蹊径。而1768年所传出来的“妖术”为乾隆皇帝敲打与震慑官僚，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官僚提供了机会。
江南各省的官员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民间的迷信会引起皇帝如此激烈的反应，随着各种措辞强烈的朱批返回到各省官员手中。他们才意识到皇帝这次动真格了。但是令官员们尴尬的是，这种威胁只不过是皇帝臆想虚构出来的，为了“配合”皇帝玩好这个游戏，各省官员不得不制造各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
最终，皇帝意识到这不过是一次闹剧，但是，在这场戏中皇帝的权威与道德威望已经押上去了，必须寻找一个合理的退路。于是，最终的决议是，妖术依然威胁到帝国的统治，之所以没有抓获妖首是因为各省官员怠惰无能、敷衍了事。因此，责任都推到了官员头上，通过这件事情，一批官员得到升迁，因为他们能够顺从皇帝的意志，一些官员被查处，因为他们跟皇帝对着干。
乾隆借助民间对妖术的恐慌，从而掀起了一场政治官僚制度的风暴，但是，这场风暴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相比于忤逆他意旨的督抚大员，皇帝更害怕揭竿而起的民众。换句话说，乾隆既要借助民众来要挟打击官员，又不信任民众。相比于各省的督抚大员，无数的民众都是陌生人，要信任陌生人谈何容易，何况乾隆本身就是个外族的首领。
“妖术”本身是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构成王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一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将祭祀活动作为重要的工作，从而垄断与天交往的渠道。如果官方失去了对民间信仰的控制，那么极有可能为底层精英所利用，进而以此为旗号招揽民众，举旗反叛。历代农民起义多以朴素的民间信仰来聚拢人心，无论是汉高祖斩白蛇，还是张角的五斗米教，莫不如此。
叫魂带来的恐慌之所以迅速蔓延，除了这是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之外，还有就是中国社会的特质造成的。满清治下的社会是一种集权统治下的散沙式的社会，民众处于无权无势的状态，社会组织与动员程度非常低。当剪发辫成为叫魂的罪证的时候，很多人便以伪造证据栽赃于他人。这种非常规的社会动员，如同给一群无权无势但是彼此之间充满嫉妒与仇恨的群氓以AK47一样，他们之间除了惨烈的自残与残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由叫魂引发的案件多半是冤假错案，除了官僚为了政绩而滥用刑罚之外，更有民众之间的陷害与栽赃。叫魂一案，让我们看到了帝国制度之下的芸芸众生。没有权力的民众就不可能获得使用权力的理性，没有这种理性与自制，那就不可能有公平稳定的社会秩序。
没有民众的参与，所以帝国的政治系统经过半个世纪的运作之后，便会畸形膨胀，官僚集团恶性膨胀，官官相护，即便是清明之君也无法撼动官僚集团的惯性。最终，庞大的官僚集团便成为广大没有权力的民众的敌人，农民起义之后，新皇帝诞生了，官僚机器得以重建，但是制度的缺陷依然存在。
没有权力的民众只会滥用权力，无论民众的滥权还是皇帝抑或是官僚集团的滥权都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暴政。只有实现权力的共享与有序行使才能避免中国历史上暴政的陷阱与王朝更迭的周期，而这将是中国历史上权力制度最大的翻转，也是走向宪政民主道路的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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