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是中華文化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發展歷史相當久遠，可追溯到先秦戰國時期的帛畫藝術，其後歷經無數文人墨客研究創新，逐漸形成以人物、山水、花鳥三大科為主的國畫體系。每一個不同的歷史時代，都具有不一樣的風格韻味。
宋代作為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的一個黃金時期，期間湧現的畫作名家不計其數，當間誕生的繪畫更是給後世留下無數的瑰寶。筆者雖對國畫，特別是宋代花鳥畫並無太多的研究，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通過畫作去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人物與故事。
北宋初年，花鳥畫的代表人物為以黃荃為代表的“黃派”，其畫作風格富貴華麗，深受皇室的喜愛，也成為希冀進入宣和畫院供職之人的首選創作手法。這一局面隨著一位叫做崔白的畫師加入後逐漸改變，崔白有幅代表作名為《雙喜圖》，原作有兩幅，現今分別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與臺北博物館。
名為《雙喜圖》，實際畫中展現的內容卻與喜毫無關係，近兩米的畫卷中，只見主角為兩鵲一兔，一鵲佇立枯木之上欲引翅而飛，另一鵲從畫作右側飛入，似與狂風對峙，鳥羽凌亂峭立。與之相對的是地面駐足回首，似乎被兩隻灰喜鵲驚顫到張皇失措的野兔。枯樹、寒風、鳥獸、荒草在這畫作中糅為一體，展現出一幅生動自然、秋風蕭瑟之景，這與以往富貴典雅，濃墨重彩的黃派創作手法大相徑庭。
崔白的《雙喜圖》一面世，引發當時畫壇震動，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即繼承了“黃派”花鳥創作中造型獨特，勾勒精細的特點，同時極具個人創作特點，這對當時花鳥畫往寫生，寫實的創作方向做出極大的貢獻。
似乎是人的天性，人們都熱衷於在每一件精品背後，添油加醋一件逸聞趣事，《雙喜圖》亦然。在《雙喜圖》誕生之際，大宋皇宮內也發生一樁皇室醜聞。
原來，大宋仁宗皇帝為了補償自己親生母親李宸妃，將自己最心愛的女兒兗國公主嫁給自己表弟，即公主的表叔李瑋。李瑋其人頗具詩書才氣，畫作更是天下皆知，但長相卻不得人意，因此兗國公主對於這樁婚姻極其排斥，對李瑋亦是毫無尊重之意，以至於陪嫁奴僕對李瑋同樣無敬重之舉，常常跟隨公主欺辱李瑋。
某一天，李瑋之母楊氏偷窺到兗國公主與內侍宦官梁懷吉半夜酌酒，惱羞之下的兗國公主夜叩宮門向仁宗皇帝告狀。對公主無比寵愛的仁宗自是無所謂，令公主搬回宮內居住，為了給女兒出氣，更是毫無理由便將李瑋貶至衛州。
但這對於當時講究禮制的士大夫而言，卻是無法原諒，堂堂一位公主，只因為與夫家發生矛盾，即隨意打開宮禁，實在違背禮制。以司馬光為首的士大夫群體們紛紛引經據典上疏請求處罰兗國公主以正綱常。在士大夫多日奏疏逼迫下，更出於不時湧現的對生母李宸妃的感恩之情，無奈的仁宗皇帝只得褫奪兗國公主封號，將其陪嫁的親近侍人統統撤走。
此後公主與李瑋兩人一直維持著名存實亡的婚姻，一直到宋神宗時期，被加封為楚國長公主的她在一人獨處中鬱鬱寡歡而亡，年僅33歲，而李瑋也被為姑姑出氣的神宗皇帝再貶為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兩人婚姻才至此終結。
正是基於《雙喜圖》與此樁皇室醜聞發生時間相近，於是文人們將這兩個毫無關聯的事物聯繫在一起，表示《雙喜圖》深層次上是對兗國公主不幸婚姻的同情，在這些故事中，兩隻灰喜鵲是兗國公主與精神戀愛對象梁懷吉的映照，而灰兔即是在這樁婚姻中被犧牲的李瑋，為了讓故事更具傳奇性，李瑋從一個畫壇才子淪為暴發富嘴臉的反派角色。
是生拉硬拽的掰扯，還是事實如此？縱觀整樁事件發展的過程，公主與駙馬婚姻悲劇的發生根源在於仁宗皇帝。一邊出於對生母的愧疚與感恩，一邊是自己最心愛的女兒，仁宗皇帝的選擇是亂點鴛鴦譜。 兗國公主嫁給一個長相醜陋，同時輩分又高於自己的陌生且醜陋的男人，這對於獲得宋朝第一個封號公主的兗國公主來說，實在難以接受。
身份的不對等與長相的不對等使得兩人間出現不可磨合的矛盾，這是不幸婚姻發生的根源。同時，偷窺事件爆發後，士大夫們的入局，更是將原本夫妻之間的矛盾，上升為皇室親情與禮法之間的衝突，這無疑使公主夫妻之間的矛盾更加無法調和，以至於最終形成悲劇。甚至為了給公主違背禮法的不當行為板上釘釘，於是給兗國公主打造一個精神出軌的形象，這與以往士大夫文人給政敵蓋棺定罪的行為何其相似。
至於《雙喜圖》的暗喻，只怕也是為了讓事件更容易傳播而強行附會之舉，要知道創作《雙喜圖》之時的崔白已然近60歲高齡。且不論一位醉心創作的大師是否會參與到這八卦逸聞中，還特意創作一幅佳畫來暗喻一番，是否顯得多此一舉。更何況崔白創作一生，進入皇家畫院更是終生目標，崔白有必要為了八卦一番而得罪皇家？可見將《雙喜圖》與兗國公主的不幸婚姻聯繫在一起，更多的是文人墨客牽強附會罷了。
《雙喜圖》全幅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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