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纷纷扰扰数百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能从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大国的国家屈指可数，而能够成为霸主号令群雄的更是寥寥无几，严格算起来不过晋、楚二国，由此可见成为大国的不易，成为霸主的条件更是苛刻。
霸主必须讲道义、守信用，还得有明确的态度
就自然条件而言，能够产生大国的地区，就是要在适合气候下有大平原，有大片耕地，有丰富的水资源，这样才意味着有足够的人口承载力和国家财富创造力；从地缘条件上看，在有足够的平原之外，想要成为大国还需要拥有险要之地，如平原与山地间保持一定比例，从而形成一定的防御条件，这样才能保护国家的财富不被掠夺。
有了成为大国的底子，在崛起发展的时候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形成足够的力量威慑，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才能成为真正的霸主。所以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如果不言力而光说仁，将会落入像宋襄公那样愚蠢、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境地。
《东周列国·春秋篇》宋襄公剧照
道义的力量是有限的，软实力需要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但是光有硬实力是不够的，仅凭压制，那么压制的力度越大，反弹的伤害也越大，贾谊曾在《过秦论》中总结过不可一世、独步天下的秦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主要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的确，如果霸主在建立自己势力范围之后，不能提供某种道义、信仰、价值观，并且在这种道义、信仰、价值观下，百姓能安居乐业、生活富裕，那么他的管辖就是脆弱的。
如果将国家比作身躯，那么硬实力如同骨骼与肌肉，软实力如同神经与血管。没有骨骼和肌肉，躯体无法立得起来；而没有神经和血管，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生气、无法活动的僵尸而已。
要引导其他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秩序，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如齐桓公的“尊王”。这不是简单借助周王室的权威，而是维护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体系不被破坏。如此一来，霸主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道德的原则，才能维护这一套文化秩序的稳定性。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王权需要以道义为基础，霸权需要以信誉为基础，如果不这样，国家就会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整个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国纵横捭阖、绵里藏针，但是“百围之木，不以枝叶取怜”，小国可以左右逢源，可以朝晋暮楚，可以玩弄智慧，不过如果想成为大国，是不可能像小国一样“惟强是从”的。
是以，大国若要在政治地位上获得突破，还是得有明确的态度；特别是霸主，还必须有对外政策的可持续性而非朝夕令改，也就是说，霸主必须讲道义，守信用。
“人和”——霸主软实力博弈的核心
以德制胜的核心在于得人，道德仁义是霸主笼络诸侯国的一面旗帜。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如《六韬》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周王室的开国功臣姜太公以为只有行仁义，才能顺应天下，而得天下人者才能掌控天下。有人可能会误以为“仁义”只是空洞的口号，其实行仁义是霸主主导局势最适宜的手段，只有施行仁义，才能攻占他国，才可停止战争，否则战争永不停止。
姜太公画像
我们可以看到穷兵黩武、一时打遍天下无敌手、先后打败楚国齐国、在会盟中抢走晋国霸主之位的吴国，虽然在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的主导下攻破了楚国国都郢，但不实行仁义，霸占楚国宫殿，鞭楚平王之尸，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就不得不退出楚国。
相反，楚国以仁义对待原属周王室的姬姓国随国，随国因而没有对落难的楚国趁机发难、落井下石，反而坚定地与楚国站在一起，可见行仁义、得人心的重要性。
重剑无锋，大道至简，孟子所谓的“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简单地解释起来，就是打赢一场战争容易，征服一个国家很难，而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纳税、服兵役更难。这就需要得到人发自内心的认可。
正因如此，占据了心脏地带的周王室可以连绵有八百年国运，虽然东迁实力大降，却在诸侯国中仍有威望，即便是霸主，也不得不以“尊王”的旗号号召诸侯；相反，秦国却二世而亡，灭亡的火种，恰恰是被征服之地的陈胜、吴广，以拒绝服徭役的名义点燃，最终星星之火燎原，一举葬送了秦国基业。
《东周列国·春秋篇》伍子胥剧照
因此，对于霸主来说，软实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和”。如何更好地赢得人心，是晋、楚两位霸主在争霸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重信”——无信则无法立足
霸主主导体系如建设团队，最重要的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内耗，方能创造最大化的外部价值。而避免内耗的前提是霸主“言而有信”，如此，小国才能效忠于霸主。
晋国的称霸就从“重信”开始。晋文公的大臣狐偃直言“重信”才能笼络诸侯，而且为了塑造晋国“重信”的国家形象，晋文公宁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原地，最终得到原地的真心归附。
在霸主以会盟确定地位与权利的时候，“重信”是会盟生命所在，故《左传》言：“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正因为晋国的霸主地位由会盟确定，所以会盟的核心不在形式，而在信用，换言之，晋国只有“重信”，才能得到诸侯拥护。这让晋国在处理各类事务时，非常谨慎，不去做贪图一时而破坏霸主“重信”形象之事。
《东周列国·春秋篇》楚庄王剧照
与晋国相比，楚国显然不把信用当回事，如公元前577年楚刚与晋国结盟，第二年就破坏了这个联盟，向晋国盟国发动进攻。楚国这种唯利是图、不讲信用的做法，让诸侯国始终视其为夷狄，且无法在内心深处真正地认同。
所以说，在晋楚争霸中，晋国和其他诸侯国有着天然血缘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让晋国在争霸中有天然的优势。这种文化上的不认同，也是靠近楚国的陈、蔡本应天生是楚国附庸，却屡屡援引晋、吴等外援背叛楚国的原因之一。所以，孔子说“人无信不立”，霸主也是如此，无信而无法在社会中立足。
“担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霸主需要具备敢于担当的意识，因为如果想要维护好霸主的地位，除了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能在争霸中取胜之外，还要在实际事务中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的秩序，这样小国才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和主权。
晋国作为诸侯的保卫者，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和争霸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拥有强大的动武能力，是晋国作为霸主的义务，也是维护霸权的基础。
所以在《左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侯国被楚国侵犯时向晋国求援，并且晋国也认为向盟国提供军事援助，是自己无法回避的责任，如“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不恤亡国，将焉用之。”
《东周列国·春秋篇》华元剧照
由此可见，小国受到楚国侵略，会优先向晋国告急，而晋国也深知自己想要维持住霸主的地位，必须担负起保护同盟国安全的责任。晋国一旦退缩，同盟国就会瓦解，而霸权也会被他国所夺。
除了军事方面的义务，霸主还有主持公道的义务，如晋国与同盟国约定不囤积粮食，不垄断利益，不庇护罪人，不收留坏人；要救济灾荒，安定祸患，统一好恶，辅助王室。如果有人触犯这些命令，则会受到灭国的处罚。
我们还可以看到，若诸侯之间发生纠纷，晋国就成了最主要的调停人。晋国必须以较公正的态度处理纠纷，如邾人、莒人向晋国控诉鲁国的侵略行为，虽然鲁国和晋国在血缘、文化上更接近，但晋国还是秉持公正的态度谴责了鲁国，结果鲁国因为害怕晋国的力量，选择遵从晋国的命令。
与楚国相比，晋国更加“有担当”，更能以德统领诸侯。因此，面对晋国后期腐化无道，鲁国季文子仍旧建议鲁成公依附晋国而非楚国，其言：“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可见在硬实力相对对等的情况下，软实力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换言之，正因晋国更有“德行”，才让诸侯们有更加明确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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