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文化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明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詩詞歌賦源遠流長、浩如煙海，但詩學思想並非一成不變。在不同的時代、社會背景下，都有屬於這個時代所特有的詩學思想，這一點從清代詩學思想由“神韻”到“格調”的轉變就足以可見一斑。
一、清代前中期詩學思想經歷了從王士禎的“神韻”說到沈德潛的“格調”說之轉變，這一轉變並非是兩者對立或者兩個極端，而是兩種詩學思想的融匯貫通，而且“神韻”與“格調”各具特色也各有不足
首先來談談神韻，什麼叫神韻，神韻是指風度韻致，也指詩文書畫的風格韻味。這裡所談到的詩學思想上的“神韻”可以說是一首詩的內在靈魂，它所表達的是一種含蓄的，微妙的情感，可謂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就是不用一個字來點明要表達的詩意，詩意盡在筆墨之外，含蓄在景物之中，景清而意遠。
那麼就需要讀者用心體會，帶入感情去思考，填補詩人留下的空白，只有物我結合，才能想詩人所想，望詩人所望，體味詩人言外的情意。
“神韻”說的提倡者王士禎，在康熙年間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聲望，被尊為詩壇泰斗。他的詩作清新俊逸，以其沖淡清遠，韻味勝人，袁枚稱王士禎的詩作：
“不過一良家婦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
可見他的詩風別具一格、韻味十足。但這類詩歌作品遊離於現實之外，顯得有些小家子氣了。
再來看看格調，所謂格調，即詩歌的格律聲調，亦泛指作品的藝術風格。這裡所涉及到的詩學思想上的“格調”可以看成是一首詩的外在軀殼，“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強調詩歌需要有格調，講韻律，講節拍，講究抑揚抗墜。
但格調大多因人而異，摻雜一些個人喜好，或一味遵從前人，或一味自我變通。因此格調雖有它的映點，但就它借鑑前人的作品，對歷代作品的成就加以廣泛地吸收，探討它們的不同風格和內容來說，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沈德潛提出的“格調”說，不偏重於一種風格，不拘泥於一個朝代，而是想通觀歷代的詩，探索各種風格的流變，但這似乎有點理想化了，他的格調實際上還是繼承明人的推崇盛唐，所以沈德潛的詩學“格調”對於詩歌的反映生活之廣度與思想之深度的認識是有所不足的。
二、“神韻”說看重柔和的詩意表達，而“格調”說偏向直觀反映現實
關於“神韻”與“格調”的關係，在前人的總結下大致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神韻”出自“格調”，明代的“神韻”說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從“格調”說中分化出來的，明末陸時雍的《詩鏡總論》強調了神韻應當作為一種獨立的詩學思想而存在。
第二，“神韻”與“格調”有溝通的基點，“神韻”與“格調”都反對“詩以意為上”，認為意圖只需通過捕捉瞬間的感覺來表現，而詩歌的藝術才是重中之重，注重對事物的直接處理，強調“作詩不可太切”。
第三，沈德潛的“格調”說兼容了王士禎的“神韻”說，“在審美追求上，既崇尚大音希聲、雄渾壯闊的氣象，又表現出對‘神韻’清淡、悠遠的美學風格的喜好。”
除了緊密的聯繫，它們之間也有著明顯的區別：第一，對詩歌的本體和作用的理解不同，沈德潛推崇“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強調詩歌應該服務於政治生活，發揮一定的社會作用。王士禎並沒有明確的論述，但從側面可以悉知，他認為詩歌應當是莫論國事的，只要發揮緣情的功能即可，最終導致詩歌脫離現實，只留下一些虛無縹緲、似是而非的情感而已。
第二，詩歌的風格各有其特色，王士禎的“神韻”說追求一種恬淡悠然的風格，認為恬淡悠然的詩歌就自帶神韻，將風格昇華為一種境界。而沈德潛的“格調”說追求一種雄渾壯闊的風格，詩歌的表達容易抓住人心，反映現實。
第三，詩歌雖都宗法唐詩，但其宗法的對象明顯不同，王士禎宗法王孟韋柳，反感杜甫，王孟韋柳的詩歌正是沖和淡遠的代表，而杜甫的詩歌沉鬱頓挫，不符合王士禎的審美傾向。
沈德潛宗法李杜韓，尤其是杜甫，杜甫是一代詩聖，他寧願“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也要“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高尚人品與反映現實、憂國憂民的詩品相結合，正符合詩教的要求。
三、神韻”本出自“格調”，而清代前中期詩學又從“神韻”轉回“格調”，這不是一場簡單的詩學思想的輪迴，而是有著文學和政治雙重因素的左右
清朝重視詩的教化作用，康熙處於清初時期，民族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詩教的主要任務是引導漢族士人遠離政治，割離對明朝的念想。
而乾隆時期民族矛盾已經漸漸褪去，詩教的主要任務在於引導士人參與政治，忠君報國，那麼淡泊清遠的山水清音就無法滿足需要，故而才有康乾的不同選擇。
相比之下，從“神韻”到“格調”，王士禎和沈德潛的境遇也不盡相同。王士禎在盛年就被起用，一生都受到帝王重視，其“神韻”說思想影響較為深遠，而沈德潛直至暮年才被受知，之後又因為以詩存人而觸怒以人存詩的乾隆，最後落得個“因詩始，因詩終”的結局，這恰恰反映了沈德潛對詩學思想從一而終的堅守與信仰。
康熙和乾隆雖都是帝王，但也留下了大量的詩篇，從他們的詩篇中，不難看出兩者的詩學觀大致相同，都遵從重實用主義文學觀，將詩歌的政治功能放大，提升到國家治理的層次，都強調詩言志，重視詩教，都尊唐詩。
康熙研讀唐詩，是想以詩觀變，從唐代三百年的變遷中找到治國理政的依據；乾隆則總是在自己的詩作中不忘表達內聖外王之志，也流露出重農的思想。
仔細辨析，康乾二人的詩學觀也有不少區別，首先在詩教方面，康熙認為詩歌不是直接的言志和教化，而是“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達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境界。乾隆重視詩教則不過多計較詩歌的語言藝術性，“亦惟是名教之樂必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更側重紀實性和明事理。
其次，詩歌的效法的對象也各有偏愛，就拿杜甫來說，杜甫的詩中反映安史之亂並有很強現實批判意味的詩都是康熙所牴觸不及的，把它們通通歸為“變風變雅”，而乾隆對杜甫的評價很高，認為他始終不忘憂國忠君，杜詩才稱的上是詩歌的“正脈”。
最後，在論詩歌創作的側重點上，康熙主張取法唐詩，反對單純的形式模仿，發揮詩人的獨創性，只追求神似，其神在於唐詩那種餘韻迴響、涵永不盡的神韻，乾隆還是看重詩歌創作應重理切實，不讓任何“別材”、“別趣”的妙語削弱詩歌的政治意圖。
帝王與詩壇盟主之間存在著詩學觀念的物合，也是雙向選擇的結果。綜合來看，王士禎與沈德潛分別與康乾二人的思想有著高度的契合。“神韻”本出自“格調”，清代前中期詩學又從“神韻”轉回“格調”，這不是一場簡單的詩學思想的輪迴，而是有著文學和政治雙重因素的左右。
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統治者對詩歌的風格選取也是多變的，詩學思想只有符合國家政治的需要、契合社會發展趨勢，其內涵才能發揚光大，在詩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帶經堂集》、《漁洋精華錄》、《說詩日卒語》、《古詩源》
閱讀更多 鏟史大學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