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大烈的名字，老一辈徐州人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字是与“徐州首富”连在一起的。他的传奇故事徐州几代人口口相传，很早就有“鸿儒当属周仲穆，巨贾自是张景武”之说。笔者采访了张大烈六世孙张孝伦先生，听他讲述他这个家庭近百年的变迁。
推小车发家
张大烈（1821-1902），字景武，铜山七圣庙村人。清末徐州巨商，号称“首富”。因热心慈善又有“张善人”之称。
张大烈非官宦人家，出身贫苦，早先家中仅有几亩薄地。迫于生计给人当伙计，开过饭铺，当过兵。后投奔徐州一个开洋货铺的本家，考推独轮车运货度日，亦附带做些自己的买卖。后来积攒些本钱，便在徐州南门瓮城路东开设洋货店，主要经营洋火、洋布、洋油等货物，字号“景盛公”。由于讲求信用，生意越做越大，当时的徐属八县及鲁西南、豫东等地都有他的“当典”，并从徐州往南一路拓展到上海。
张大烈经营有方，获利颇丰，鼎盛时期积累资产百万银两。暴富使他成了传奇人物，当时有民谣流传甚广：“张大烈推小车，绊倒拾个金娃娃，从此就把家来发”。民国时期出版的《近代名人小传》、《白手起家》、《铜山县民间文学文集》等书记载了他的发家史和传奇故事。
张大烈发家后，不忘根本，把他用过的那辆独轮车，扎上大红绸子悬在大堂之上，让子孙后代记住致富靠勤劳，不能靠巧取豪夺。
张大烈乐善好施，自奉俭约，常年布衣布鞋。在徐州风华街居住的时候，他常常接济邻里，碰上小孩子就会掏零钱给他们，即便是陌路相逢，他也会为别人付酒饭钱。每年春节前，他还时常把米面、猪肉、银两送给贫苦人让他们过上年。
1887年，张大烈出资继建戏马台上的奎星阁；1890年及1895年，他两次出资重建、改建徐州知州周焘所建的文昌楼。
1898年，徐淮一带遭水灾，张大烈出万金救济灾民。第二年又出巨资买米、豆饼、杂粮救济民众。修筑黄河大堤时，他又承担修建了最长的地段，同时在丰县境内故黄河上建石桥一座，当时就有“富而好仁”的美誉。而地方官也把他当做块“肥肉”，凡有出钱出粮之事必找上他，而张大烈也乐意当这个“冤大头”。他常说：我一副挑子进徐州，万贯家财身外之物。所得之多，已出望外，施散一些，理所应当。
张大烈虽然豪富，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据说需要签字时，他只能用身上常揣着的印章作证。于是他发狠要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便捐资两千金设义塾两所（1910年，其曾长子孙张仁普在戏马台上创立“景贤”高初两级小学堂）。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张大烈“乐施不倦”专折上奏，被朝廷奖给“一品封典”。后来次子张开鼎果然中了秀才，并补了廪生。
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张大烈染疾而死，享年81岁。
张家的堂号为“百忍堂”，家训是“忠厚传家远”，为后代排班辈为“大开兆仁广孝友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传到“孝”字辈即文革后，后代人即不严格按班排辈取名了。
家道式微
张大烈有两子六孙，张孝伦虽不是长子长孙系，但属其长子支脉，到他这一代已是第六世孙了。
张孝伦的爷爷张仁安29岁就去世了。起因是“富”惹的祸。那年有蒙面人深夜入宅，张仁安遭绑票。巨金赎回后却因受惊吓一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两年后，张孝伦的奶奶也随之而去。
张孝伦之父张广居，号紫宸，1914年生人。曾就读过徐州培正中学、徐州一中、北京弘达中学、北京民国学院、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曾任徐州信诚煤油号经理、徐州华信造纸厂厂长，解放后在徐州造纸厂工作。曾当选徐州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任基督教堂长老。1970年因病去世，年仅56岁。
张孝伦之母刘守坤，1920年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因信仰相同与张广居结缘。她在敬安寺当过教师、在徐州坤维医院当过护士、在徐州第三区联合医院（即现在云龙医院）做过护士长，解放后到徐州火柴厂任厂医，直到退休。
1938年刘守坤嫁给张广居时，这个大家庭虽然外表光鲜，其实内里已经亏空并有大量外债，子孙中不乏抽大烟、赌博的纨绔子弟坐吃山空，至此各房不得已分家。当时张广居分得了1顷地（100亩）、66间房，另外也分得债务800块大洋。
当时张氏夫妇哪里知道，这1顷地、66间房，日后则成了“地主兼资本家”的铁证，是全家人档案上抹不去的“污点”，历次政治运动或在履历表上填出身的时候，这个数字就意味着“低人一等”。
当时那1顷地在铜山七圣庙，66间房子分别在彭城路、马市街、解放桥等地段。解放后土地没收，1956年对私改造，充公60间房子，当时依据赎买政策，每季度给一次经济补偿。但就是这极少的补偿到“文革”时也中断了，此时张家已陷入进当铺卖家当的境地。另6间房子，到文革时只剩余3间，子女下放返程后没地可住，刘守坤多次向市政府打报告，但直等到文革后落实政策，有关方面才归还了那3间房，地点是在解放桥奎西巷23号，即今天的交通银行处。当年那个大院是五进四合院，还有后花园。张广居与几个堂兄弟们住在那里。分家时，张广居分到了西四合院。
分家后，张广居开始继承祖业，做起了洋货生意，而且在当时的种珊池（即南澡堂子，与当时的沧浪池、毓秀池齐名，是徐州浴业较早的商号之一）、恒康油号享有股份，在徐州下辖的八县均有铺面。生意很是红火，家境也日渐富裕。
张广居夫妇都是基督徒，且同为音乐爱好者，夫妻二人琴瑟和鸣，子女绕膝，家里经常丝竹悠扬。张家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安装了电话，据说这是徐州市第一部家装电话。
随着孩子们一个个降生，这已是个13口人的大家庭了，另外还有张孝伦的外祖母及舅舅、小姨等人长期居住，仅靠张广居夫妇每月100多元的工资入不敷出，于是就开始变卖家什、首饰等。当时家里的红木大条几、八仙桌、楠木板凳、名贵字画直至大门板都被变卖来养家糊口。等到“文革”前夕，家里的东西已卖得所剩无几了，仅存一部分最珍贵的舍不得卖掉的收藏品。
张广居有两个妹妹即张琳、张德如，在徐州解放前夕随夫去了台湾，而张广居也把很大一部分家产给了两个妹妹。而随着妹妹的去台，“海外关系”则成了张家人又一副沉重的枷锁，这枷锁压得他们几十年抬不起头来。
“文革”劫难
“文革”一开始，“破四旧立四新”、“铲除封资修”、“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是运动的主流，沾着“富”字就倒霉，作为“徐州首富”张大烈的后代更是在所难免，张家“地主兼资本家”的出身，首当其冲成了红卫兵小将“打、砸、抢”的活靶子。
当时社会上口口相传，张宅藏有金银财宝。1966年的一天，张孝伦从外面回家，已经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门口有红卫兵把守，家里、院子中一片狼藉；屋里的地板全部被撬开，地板扔的遍地都是，而院子也被掘地三尺，这是红卫兵根据社会上的传说在寻找宝藏。一无所获后，就开始翻箱倒柜，那些珍贵的瓷器被砸烂、那些字画就在院子里那棵木香树下焚烧，木香树在冒着浓烟的烈焰中烤焦了。
张广居早年收藏颇丰，那些字画中有宋代米友仁的山水、八大山人的扇面等，就连张家姐妹的五线谱也被当成“大毒草”，全都在红卫兵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最可惜的是张孝伦爷爷留下了的那张红木大床。那张床是顶级的紫檀木，油光水滑、宽大厚重，上面是镂空雕花，雕满了人物、花卉、云朵等，是老太爷专门请苏州的工匠来家制作的，整整用了两个多月。而红卫兵仅用了半天，就把那些雕花全部刻了下来。红木雕花大床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只有大床下的脚踏板被扔在一边。“文革”期间张孝伦的弟弟在家学做木工，用脚踏板做了一张桌子几只小凳子，还依稀可辨是那张红木大床的前身。另有两本集邮册也非常珍贵，是张孝伦在上海邮局工作的大舅多年的集锦，因里面有大清国的字样、有蒋介石的头像全遭了厄运。
当时院子里还有一间“敬屋”，里面是张大烈当年起家的独轮车，还有清代顶戴花翎以及几块大红匾，这些东西一直放在“敬屋”，意在让后代敬仰、供奉、效法。“文革”中，这间“敬屋”成了堆放杂物的柴房，那独轮车、顶戴花翎、大红匾额也不知去向。张家的其他至亲在“文革”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在张孝伦和兄弟姐妹的心中，先祖张大烈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富和恩惠，得到的却是“资本家兼地主”的帽子、“地富反坏右”孝子贤孙等“遗产”。因为出身不好，团不能入，学不能上，还要挨白眼、批斗。1964年，18岁的张孝伦下放到农村，还时常因为祖上是张大烈而多次挨批斗。
但正是从这些不幸和灾难中，他们学会了怎样在逆境之中生存。张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自暴自弃，沉沦堕落，仁爱、善良、好学上进是他们家庭的优良传统，并一代代传承下来。他们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优秀干部、艺术人才。在这个大家庭里，所有成员都以互相帮助为荣，不追世风、不赶时髦，更无一个不法之徒或败家子，拥有的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情怀。
“文革”前，张孝伦上面的四个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家里还有高中生、初中生。家庭经济再拮据，但要读书、要上大学的观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他们兄妹都毕业于徐州五中（培正中学），因为那曾是座教会学校，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曾经在那里读过书。
大家之母
张广居前妻是徐州彭城路开丝绸店的“温泰记”温家之女。温家女英年早逝，撇下一双儿女，女儿4岁，儿子还不满两岁。1938年刘守坤嫁到张家的第三天回门时，手里就牵着两个孩子当起了后妈，可是这个后妈比亲娘还亲。婚后不久，刘守坤就带着一双儿女到温家认亲。此后每年的大年初二，刘守坤都要带着孩子以女儿的身份去温家拜年。后来她自己生了9个儿女，每一个儿女都去过温家姥姥家。张孝伦等兄弟姐妹9人以前一直都不知道大姐大哥不是一母所生，弟弟张孝群甚至还为此给人打过架。
刘守坤这一辈子曾经荣华富贵，也曾历尽坎坷，但更多的饱尝了人世间的无情风雨。但不论生命情况下，她能做到荣辱不惊，豁达乐观。当年分家，她鼓励丈夫自食其力，走出家门区经商。在不长的时间里，不仅还清了外债，家里也越来越富庶。
解放后，刘守坤参加了工作，工厂里有中班夜班，家务事繁而重，日子捉襟见肘。但她一边工作一边操持家务还抽空上夜大，并考取了医生资格。她从一位少奶奶成为一个事无巨细都要操心的大家之母、一位好医生。
在一个女儿患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巨额费用手术、医生劝她放弃的时候，她断然拒绝并四处奔波借钱，最终挽救了女儿，日后却还了十几年的债；在经济最拮据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让每一个子女读书的机会，而且把子女们个个培养成才。在那样的年代，真是难能可贵了。
张家的子女们记得：他们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脏话，从没打过他们一巴掌，总是和风细雨地循循善诱。即使是在“文革”中有一个“要求上进”的孩子，在家中的墙壁上写了反对她的警言，她也没有一句责备，反而是用欣赏的眼光，评点孩子的毛笔字。子女就是有过错，她也从不出言不逊，细心维护孩子们的自尊心；她和丈夫共同营造了一个和谐温馨的大家庭，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最困顿的日子里，这个家庭依然是欢声笑语、团结互助、你尊我爱。
“文革”中她失去了心心相印的丈夫，失去了生活与精神的依靠，独自顽强的带领着11个子女艰难地向前走，她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灵魂人物。退休后，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她往返于南京、无锡、长沙等地，为儿女们抚育孩子；晚年她在教会里担任执事兼任财务、布道，经常备课到深夜；还多次组织捐款捐物，支援赈灾。
刘守坤是张家上下公认的好媳妇，是11个子女们敬重的慈母。她的达观精神、乐善好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传承。2003年11月，刘守坤病逝，享年83岁。
张家的子女们感恩怀念母亲的慈爱，他们于2008年结集出版了23万字的《大家之母》纪念文集，子女与孙辈们用文字表达了对这位母亲的爱和思念，我读之也不禁4潸然泪下。因为我也熟悉这位母亲，她在我的印象中，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她留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定格于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眼镜耐心询诊，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老妈妈形象。在她工作多年的徐州火柴厂，她是人人敬重的好医生，是个个交口称誉教育有方的楷模。
和睦大家庭
原徐州奎西巷23号的大院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木香树。这棵木香树是张孝伦父母结婚时栽种的，每年春天开满白色的花朵，花香四溢。每当星空的夜晚，张家的孩子们坐在这棵木香树下，和母亲一起唱“赞美诗”，唱“白毛女”、“南泥湾”、“松花江上”……张家人称这棵树是亲情树、圣诞树。
这棵木香树“文革”中曾被烤焦，张家人为此很悲伤。没想到第二年春天，这棵木香树却抽出了新芽，奇迹般复活了。城市改造时大院不复存在，张母刘守坤把这棵象征着爱情、亲情的木香树捐给了徐州第一中学。
张广居爱好文艺，家里有小提琴、二胡、笛子、吉他、口琴、手风琴等乐器，还有留声机、收音机和许多唱片。耳濡目染，日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几乎是人人爱好文艺，个个能歌善舞，开家庭音乐会是经常的事。尽管他们长大后都有不同的专业选择，但酷爱文艺却是相同的。因为有了音乐，这个大家庭始终充满了温馨和睦。
张家二姐张孝廉196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先后在郑集中学、铜山师范、北京铁三中学等校任中学音乐老是，现为北京“蓝天情合唱团”艺术指导、指挥、独唱演员。
四姐张孝媛1962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后来在徐州市地区文工团工作，曾在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等剧目中担当主角。后来她的女儿也考入了该校，与妈妈同为校友。到下一代，从事艺术工作、考上艺术院校的也为数不少。1962年，张家四姐妹在徐州一次文艺活动中演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徐州电台曾专门进行采访报道。
张家五姐张孝芳从小爱好文学，多年来从事歌词及散文创作，家族回忆录《大家之母》就由她主创并编辑。2012年，“感动中国全国新词曲选拔委员会”征集“我的家乡美”歌曲，张孝媛、张孝芳两姐妹共同创作了《颂徐州》，投稿选中后由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发表并制作MTV。现在这首歌是彭城之声“夕阳红合唱团”的演唱曲目，而张孝伦先生也是这个合唱团的成员。
张家兄弟姐妹众多，如今最小的也年过半百，都做了祖父祖母，但相互之间感情仍像孩提时代那样亲密无间。他们中有人民教师、有专家学者、有文艺工作者、有卫生厅厅长、也有普通百姓。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本分、善良、多才多艺是张家子女共有的品德和天性。
现在张家11个孩子及子孙，只有张孝伦先生一家目前仍住徐州，其他都居住在外地或国外，张孝伦是这个大家庭的总联络员。每年的清明节，这个大家庭成员都会聚集到徐州来，祭扫父母缅怀祖先。
2013年9月21日
【作者简介】钱丽娅，女，徐州人。江苏省作协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扇舞清风》、《幽谷白兰》，文学传记《我是徐州人》及报告文学《天山南北徐州人》（合著）等。在多家报纸、杂志发表作品近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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