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因为“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人与德国人却都想参与谈判

1883年,中法两国因为越南问题爆发了战争,战争中,清廷迫于压力只好与法国人进行和谈。中法和谈,列强都想增强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英国人赫德与德国人德璀琳表现的相当的积极。中法和谈一开始,德国人德璀琳就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他和赫德为了各自的国家和自身的利益,甚至不惜明争暗斗,相互拆台,从而上演了海关里的两个具有影响力的洋员争夺外交调停主导权的多幕戏。

德璀琳从关注到参与中法和谈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他回欧洲度假时为第一阶段,这一个阶段正值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交涉,德璀琳在欧洲为李鸿章搜集法国方面的情报;第二个阶段是他返回中国后,遇到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促成了“李福协议”的签订。第三个阶段则是“李福协议”签订之后,直到《中法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条》)的正式签订。在这三个阶段中,德璀琳都积极活动,为李鸿章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个人的声望也由此达到高峰。

中法因为“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人与德国人却都想参与谈判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在第一个阶段中,1883年当中法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正在德国度假的德璀琳立即放下正在英国进行的鸦片专卖计划,只身赶往法国了解情况。随后又从巴黎返回伦敦,然后匆匆赴德,寻求列强各国对中国的支持。德璀琳这样做是否受李鸿章的指派,没有相关的史料印证,也无从得知。但是,赫德在伦敦的代理人曾写信汇报情况说,德璀琳经常同清廷驻法官员马建忠通过电报联系,而马建忠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又是好友。从这个层面讲,可以推断,德璀琳频繁穿梭于欧洲各国,可以说是为李鸿章搜集情报,寻求各国对中国的外交支持。

受聘于北洋海军的德国人汉纳根在给父亲的信中,曾提到德璀琳往返于欧洲的情况:“我昨天在德璀琳处,他希望详细了解法国政府的计划,并且告诉我下述情况:法国人首先要争取占领东京(越南北圻)……占领东京之后,他们将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以此向中国要求尽可能高的战争赔款。如果遭到拒绝,进攻广州的战斗就将开始。他们相信仅凭海军就能够占领广州,使用很少的地面力量就可以强占主要的炮台……然后以将广州夷为平地来威胁当地居民,勒索税收。”[1]

汉纳根在给父亲的信中还提到,德璀琳在欧洲还了解到,法国人将进攻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当然,这些消息也将通过德璀琳传达给李鸿章。此时,英国以保持中立的姿态,召回在北洋海军任总教习的琅威理,德璀琳也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大清驻德公使李凤苞推荐德国人式百龄代替琅威理为北洋海军的总教习。

德璀琳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同样想在中法和谈中发挥影响力的赫德的注意。赫德要金登干密切关注德璀琳的行踪,金登干也努力这样做了。1883年6月8日,金登干在写给赫德的信中说,“德璀琳刚刚从巴黎来这里,他在巴黎住在‘大饭店’。但他觉得那里不舒服,那里显然布置了人来监视他,并怀疑他是间谍,因此他来这里。不过,打算几天后再回那里去。他希望到达时见到宝海先生。他说他从最高当局那里得知脱利古先生有全权来与李(鸿章)友好地解决这事件,并就中国对安南的宗主权达成一项妥协。”“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德璀琳自己干些什么,或他是否按照李的指示办事,我还不知道。但他几乎每天都与马建忠电报联系。”[2]

中法因为“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人与德国人却都想参与谈判

1884年的中法战

6月15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再次写道,“德璀琳11日他把驻巴黎的唐景星给他的来电拿给我看,电报催他立即返回巴黎,因为有与东京(越南北圻)有关的要事”,“德璀琳说他唯一的目的是努力防止战争,并说让您知道他(德璀琳)所获悉的关于李与脱利古谈判的情况可能是可取的。因此他将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我,由我按照我愿意的方式给您写信或发电。我说您或许已从吉罗福和总理衙门得知正在迸行的全部情况,但德璀琳似乎认为不见得”。[3]

6月22日,金登干又给赫德写信说,“我想德璀琳之离开巴黎(如果他真的离开过)是因为他发现巴黎对他来说可能太热了,并且在目前情况下,他最好退出舞台”。[4]

通过金登干的频繁来信,赫德知道德璀琳在中法和谈之时频繁活动,但是德璀琳是什么动机和立场尚不得而知。他有一种担心,两个都试图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人,李鸿章信任的德璀琳将在中法交涉中发挥作用。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这样猜测:“德璀琳究竟是在这里捣乱以让俾斯麦占便宜呢,还是在帮法国侵夺东京(你知道他是埃克斯拉查佩勒人)?或是帮助中国方面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呢,或是为了他自己而排挤曾侯?或者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对外交或秘密活动的爱好呢?”[5]

猜测归猜测,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赫德对德璀琳的活动大为不满。他很害怕因为德璀琳的缘故,德国影响力超过英国。赫德曾经对金登干说过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关于德璀琳,我知道他对中国很忠诚,这就是我放手让他大干的原因。不过他很喜欢他所强调的‘内线外交’和总理衙门的策略,而且很自然地偏爱德国,这种偏爱有时是无意识的,而另一些时候则是有意识的。而且他完全有权对此让步,可是衡量一下英国和德国目前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将来在东方的利益后,我丝毫无意对之给予大力支持。我必须在天津安置一个强有力的人,我倾向于安排一个英国人”。[6]

怀着这样的想法,赫德本想把德璀琳从天津调离,让他远远地离开李鸿章,不再产生影响。1884年2月,德璀琳休假期满准备启程返回中国,他本来打算先回天津,可是他还在香港接到了赫德的命令,令他到广州海关任职。德璀琳一看这个命令就明白了,赫德是在排挤自己,他感到了前景的暗淡。然而,此时他在香港与法国海军舰队司令福禄诺的相遇,却使他的命运再度出现转机。

中法因为“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人与德国人却都想参与谈判

汉纳根一家(前第三排右三为汉纳根)图片来源:《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传》

德璀琳与福禄诺的相遇,使得他在此后的李福谈判中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此前李鸿章与宝海谈判,签订了“李宝协议”。但是法国政府对此并不感到满意,遂不承认“李宝协议”。

法方抛弃了“李宝协议”后,虽然局势骤然紧张,但在李鸿章的努力下,双方并没有放弃谈判的努力。1883年6月,法国新内阁改派脱利古为驻华公使,取代了宝海。他到中国后,中法之间在上海又进行了多次会谈。可是由于法方不断提出无理要求,清廷不得不态度强硬起来,使得谈判破裂,双方都开始增兵备战。

在李鸿章与脱利古谈判期间,曾纪泽则在法国继续与其外交部交涉,但是由于曾纪泽的强硬态度,交涉同样没有成功,但这却引起了李鸿章对曾纪泽更加不满。对于中法交涉,说实在话,李鸿章是不愿意与他人平分秋色的。在上海与脱利古会谈之初,就曾建议清廷特简“洞达时务之大臣驰往法国”,以取代曾纪泽,被清廷拒绝。曾纪泽也在极力争夺对法交涉全权而排斥李鸿章。当李、脱上海谈判中断的时候,曾氏乘机向法国方面强调:“李鸿章实际上并未负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国政府“只可真正地与总理衙门或有谈判必要的全权的我商议” [7]。

本来,曾纪泽在法国态度强硬,引起法方不满,现在李鸿章与曾纪泽在外交谈判上态度不一,这就为曾纪泽被撤换埋下了伏笔。特别是曾纪泽在给德国报纸的信函中,公开将中国军队在越南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法国皇帝被掳、法军覆没的色当一役相对比。法国朝野认为这是对法兰西的极大羞辱,因而掀起了驱逐曾纪泽的喧嚣。

“李宝协议”被抛弃后,李鸿章继而又与脱利古谈判,仍是毫无进展,而后的北宁之败为法国进一步提出要求、并驱逐曾纪泽提供了条件。北宁之败后不久,法国海军“伏尔他”号军舰舰长、水师总兵福禄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为转交。福禄诺在信中提出了四项议和条件:一是中法订立“南省通商章程并税关规则”;二是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但措词可以“顾全中国体面,不致中国朝贡之邦,少失天朝应有威权”;三是驻法公使曾纪泽“办事未妥”,宜迅速撤换;四是“如果与法国实心敦睦”,早日议和,兵费可以“极力相让”。

中法因为“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人与德国人却都想参与谈判

曾任法国海军舰队军官的福禄诺

福禄诺在信中提出议和条件的同时,还不忘在信里外交恐吓:“中国南边三省素有内匪,现既与法国交界,法国如肯接济乱党,中国之边疆必永无肃清之日矣。”

福禄诺信的末尾说,关于中法谈判所提条款均系自己的个人意见,并没有向法国政府报告,也未得到任何批示。

试想一下,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本国的利益乃至形象,福禄诺作为临时启用的外交官,之前他名不见经传的不过是一名军方的团级干部罢了,他之所以敢如此张狂,当然是代表着法国政府高层中一些人的意见。

果然后来,李鸿章邀请福禄诺到天津谈判,福禄诺向其政府和外交部请示意见。需要说明的是,他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与法国新任总理茹费理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茹费理对他自然很是信任,便指示外交部按福禄诺的意见办。

这些情况,作为大清参与外交的重要官员李鸿章自然不知,他看了福禄诺的信函后,先是被这种外交讹诈吓住了,也是想息事宁人,尽早从法越矛盾的漩涡中摆脱出来。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当时中日两国为朝鲜问题而矛盾冲突不断。李鸿章认为,应该集中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日本的咄咄逼人,他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阐述了这种观念:“似将来此事收束,亦祗能办到如此地步(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 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8]

正在李鸿章希望尽快结束中法谈判之际,当他得知德璀琳见到了福禄诺,又得知二人是好朋友,立即感到德璀琳将可能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德璀琳与福禄诺是1880年在天津认识的,那时福禄诺正指挥一艘法国军舰在天津过冬,中法战争也还没有爆发。正急于训练他的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便想通过德璀琳向福禄诺表明,李鸿章想聘请他为北洋海军的教习。尽管这个要求没有被福禄诺接受。然而,德璀琳和福禄诺二人在交往中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现在二人在香港相见,很有些老友重逢的意味,福禄诺特意邀请德璀琳登上“伏尔他”号军舰一同前往广州。在前往广州的路上,德璀琳与福禄诺谈了中法战争的形势与和谈解决的前景。这次谈话,福禄诺向国内做了汇报,德璀琳也向他的老朋友李鸿章做了汇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愿意为结束中法之间的冲突做些事情。德璀琳在信中还说,“就目前形势来看,作为总督和法国的朋友,他对双方的利益了解得都很清楚,他将寻找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并结束当前使法国蒙受巨大损失的冲突……” [9]。

中法因为“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人与德国人却都想参与谈判

法国总理茹费理像

德璀琳想调和中法冲突,李鸿章正有此意;福禄诺也知道德璀琳与李鸿章的关系,也是欣然接受。但是此时福禄诺还没有被授予法国方面的全权,于是二人便开始了私人间的洽谈。

福禄诺先将他所知道的法国政府的态度告诉德璀琳,法国政府要求:清军立刻从越南全境撤出;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赔偿法国军费,如果清廷拒绝的话,法军将占领中国的一个岛屿或者港口作为抵押;将曾纪泽从巴黎召回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些要求也证实了之前德璀琳在欧洲获取的情报是准确的。

3月31日,德璀琳和福禄诺抵达广州。本来,德璀琳是应该在这里就任的,可是他另有盘算,就是希望通过李鸿章重回天津。他在广州给李鸿章发了个电报,汇报了他与福禄诺进行商谈的经过,再次表明了希望为中法和谈做些事情的愿望。李鸿章接到德璀琳的电报后,立即向总理衙门做了汇报,告知总理衙门法国海军军官准备与他商谈中法越南纠纷之时,因为德璀琳是福禄诺的好朋友,所以李鸿章在奏报中也表示希望德璀琳也参与谈判。这样,关于中法和谈的前期,德国人德璀琳帮助李鸿章进行了中法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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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畅:《华洋之间:德璀琳与近代中国——兼论近代来华侨民》,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5页。

[2]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286页。

[3]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292页。

[4]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298页。

[5]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529、530页。

[6]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130页

[7]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8]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中法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6页。

[9]张畅:《华洋之间:德璀琳与近代中国——兼论近代来华侨民》,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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