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留學生中，有一位秀才出身的王韜隨同傳教士理雅各前往英國。不過，他不是專事留學，而是通過旅居的方式，尋找到中國的出路。王韜，1828年11月10日出生於江蘇省南里鎮一個塾師家庭，稱得上是書香門第之家。王韜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雖然，他天資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但他對那些枯燥的八股文並不感興趣。王韜雖然討厭八股文，但由於自身天資聰明，記憶力超強，又加上父親的嚴厲，到少年時代，他已是飽經詩書，十分博學之人了。到了1844年王韜17歲那年，他的父親讓他去參加科考。
考場設在崑山，崑山在蘇州和上海之間。雖然是第一次參加鄉試，他卻臨場發揮得很好。考卷要求學生作一篇策論。王韜憑著平日所學，引經據典，一個時辰就完成了老師的命題。他的策論很有見地，江蘇學政張芾在審閱學生的考卷時，看到王韜的書法工整，引經據典有理有據，很是高興，便給了他一個秀才。王韜做了秀才後，進入縣學。
王韜像
王韜雖然聰明，但他並不喜歡那種死記硬背的儒學教育方法。到了縣學以後，他感到這裡的一切更加枯燥。雖然父親對他期望很大，期望光宗耀祖。但王韜到縣學後，對四書五經的課程漸漸厭倦。他為此無數次地懷疑科舉考試不問一個人的真才實學，唯以僵硬死板的八股文取人，使得一班年輕人整天低首下吟，毫無生氣，一旦中舉做官，便又蠅營狗苟，置國計民生於不顧。難道說這就是一個人的前途？
雖然王韜對科舉入仕產生懷疑，但在當時他還無法放棄科舉這塊敲門磚。1846年秋天，江蘇省3年一度的鄉試在南京舉行，帶著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抱負，王韜走進了考場。
然而，在崑山應試中洋洋萬言高中秀才的王韜這一次卻吃了癟，考卷沒有引起考官大人的興趣，所以他名落孫山了。經過這次科場的失意，王韜從此絕意科舉。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他進一步看清了科舉制度的腐朽。他由此前對科舉考試的懷疑，進而發展到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猛烈批判。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科舉考試所選拔出來的人大多是井蛙式的鼠目寸光之輩，他們或是迂腐苟且，或者奢靡無恥，因此聲言，絕不與他們同流合汙，今後一定要走一條有補於國、有益於民的人生道路。
王韜1867年曾經參觀的遷建後的水晶宮
王韜畢竟是一個有抱負、有追求的青年，他不會在世事激盪的近代中國，以酒色生活了卻一生。1847年王韜的父親到上海設學館，次年王韜來到上海省親。那時的上海已經開闢為通商口岸，王韜乘船進入黃浦江後，感到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見“煙水滄茫，帆嗇歷亂……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雲外，飛甕畫棟，碧欄竹簾”[1]，完全是一派豪華景象。
作為一個在科第上不得志的才子，王韜很自然地認識到，在這一片繁華的沃土上，他有機會去尋求個人發揮才智的道路。最早給王韜以出路的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他聘請王韜出任墨海書館的編校，在書館內任職的還有中國近代著名數學家李善蘭。
在墨海書館的時候，王韜主要做書刊的編校、西方學術著作翻譯等工作。當時傳教士辦的《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等著名期刊都有王韜編撰、翻譯的文章。1860年，一個偶然機會，他認識了太平天國的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墨海書館做翻譯工作的英國傳教士艾約瑟受洪仁玕的邀請，前往太平天國訪問，艾約瑟便讓王韜一同前往。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洪仁玕和李秀成給王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為這個一面之緣，王韜很想給太平天國做些事情。1861年的冬天，王韜的家鄉蘇州南里鎮已被太平軍佔領，他回鄉看望老母親時，太平軍正準備進攻上海，王韜便用一個叫“黃畹”的假名字給太平天國獻計，勸李秀成對上海要“徐以圖之，緩以困之”，不能硬攻。王韜認為太平天國軍隊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攻打駐守在安慶的曾國藩，然後，再攻打上海，這樣可以免除後患。但是，這封信卻被清兵截獲。蘇州的地方官員便下令捉拿王韜。所幸，王韜在外國傳教士的保護下，僥倖逃脫。
法國銅版畫中的洪秀全及其隨從
為躲避清兵的通緝，王韜於1862年10月乘坐英國怡和洋行“魯納”號郵輪駛離黃浦江，南下香港。1860年代的香港，在英人經營下，工商業已有一定程度的繁榮。王韜在《漫遊隨錄》中對此曾有記載：
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只尋丈。西人擘畫經營，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埒。沿海一帶多開設行鋪，就山曲折之勢分為三環：曰上環、中環、下環，後又增為四環，俗亦呼曰“裙帶路”，皆取其形似也。粵人本以行賈居奇為尚，錐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貿易殊廣……上、中環市廛稠密，闊剖宏深；行道者趾錯肩摩，甚囂塵上。下環則樹木陰臀，綠蔭繽紛，遠近零星數家，有村落間意。“博胡林”一帶，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逮，殊有蕭寂之致。[2]
不過這是王韜後來遊歷歐洲之後的倒敘文字。畢竟是朝廷通緝的“罪犯”，所以初到香港的王韜並沒有如此平靜的心情來欣賞英人的功績。他流落到香港，最直面的問題是衣食住行都不順意，每日裡供應的飯食，米飯十分堅硬，難以下嚥。燒魚常常是魚鱗都沒清除乾淨。這且不說，每日裡面對妻女因為水土不服思念家鄉而哭哭啼啼都讓王韜心煩意亂。王韜感到自己彷彿掉進了地獄之門。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
王韜是一個生性好動、喜交朋友的人，他到香港之初，陌生的城市、面孔，使他有一種孤獨之感。也就在王韜感到孤獨無依的時候，他認識了一位名叫理雅各的傳教士。理雅各是英國蘇格蘭人，1815年出生於一個信奉新教的農民家庭，大學畢業後加入英國倫敦佈道會，1839年被該會派往馬六甲擔任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英華書院遷入香港，理雅各也一併隨往。理雅各受過專門的中文訓練，有很高的漢語造詣，著有多本關於中國文化的著作，其中《中國人關於神鬼的概念》、《孔子的生平和學說》、《孟子的生平和學說》、《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評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較》等在歐洲漢學界有廣泛的影響。
王韜逃亡香港，使英國傳教士理雅各非常高興。此時，他正在翻譯中國文化著作，很需要學識淵博、精通中西文字的人來擔當助譯。英國傳教士麥華忙多次在理雅各面前提及王韜，所以這番王韜逃到香港，理雅各就立刻前去聯繫，生活上給予積極幫助，禮遇有加地希望他能夠幫助助譯中國傳統文化著作。王韜的詩文中多次談到理雅各在他走投無路之際對他的幫助，他在《南行》一詩寫道：
他在《南行》一詩寫道：
魯連成蹈海，倉卒登郵舶……
夜深篷背雨，並作眼淚滴……
絕島峙海中，新是西人闢。
問舍有逢迎，甫集驚魂魄。
主人意良厚，憐我在屈厄。
譯館匯群書，烏焉命仇核。[3]
中國的蠶絲作坊
在理雅各的幫助下，王韜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從此，他便投入到譯書的工作中去。王韜自幼熟讀四書五經，有著深厚的國學基礎，一般的傳教士漢學家水平遠遠不能與之媲美。況且，他在上海墨海書館又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對西學、漢學的翻譯工作，相較起來也比一般的翻譯人員更為輕車熟路。這些優勢，加上王韜對理雅各的感恩意識，使《中國經典》的翻譯進度大大加快。經過理雅各與王韜的積極努力，到1865年7月，《尚書》譯述工作宣告完成，理雅各將此書定名為《中國經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隨後，《詩經》譯本《中國經典》第四卷於1871年、《春秋》和《左傳》譯本《中國經典》第五卷於1872年相繼發行。王韜在翻譯工作中，因為有英華學院的便利條件，他逐漸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他身處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生活方式和觀念都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已朦朧地看到了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與積貧積弱之間的內在關係。同樣，在他的內心世界裡，西方國家的富強，與其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似乎也具有某種內在的關聯。不知不覺之中，他開始對中國的傳統禮教、倫理道德與封建制度，產生了懷疑。他發現，西方不僅在“器”方面是先進的，西方的“道”似乎也比中國高明。
在王韜看來，西方的“道”追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中國的儒學卻使人墨守成規。另外，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除了痛恨朝廷的腐敗軟弱以及列強的殘暴，也使他感到：當時的中國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急需有一批開明之士走出國門尋求富民強國的良策。
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要回英國，臨行之前邀請王韜到歐洲遊歷，並幫助翻譯、整理中西著述，說到國內安排後即可以成行。當年底，回到國內的理雅各正式來信相邀。此時王韜的母親已經去世，沒有後顧之憂，便接受了理雅各的邀請。王韜安頓好在香港的妻女後，於當年12月15日搭乘普魯士輪船離開香港，前往歐洲各國遊歷。王韜這次遊歷，途經十餘個國家，行程達數萬裡。
走進太平天國的西方外交官。左一為曾任美國公使列衛廉譯員，參與起草《天津條約》的丁韙良
這次行程，王韜從香港出發，途經新加坡、檳榔嶼、錫蘭，入紅海亞丁灣。在蘇伊士運河，王韜改乘火車至開羅，再從開羅乘火車到亞歷山大港，在亞歷山大港又坐輪船過地中海、意大利港口墨西拿，到法國馬賽港登岸前往法國首都巴黎。然後從巴黎到戛雷海口，再乘輪船經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首都倫敦。最後從倫敦乘火車前往蘇格蘭杜拉村，那裡是理雅各的家鄉。
王韜的海外之行，一路的新奇，心細的他把所觀察的一切都做了詳細的筆記。遊歷途中，他目睹世界性的自西向東的弱肉強食景象，都使他產生深刻的觸動。祖國被強者蹂躪，新加坡華人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之情，錫蘭佛教的神秘，亞丁對英國的重要的戰略意義，在他的筆記中都有深刻的評論和描述。
這次遊歷，王韜在法國停留了十餘日之久。法國文明使他大開眼界。他的筆記裡充滿了對新奇事物的生動描述。他在筆記中寫道：
越兩日，抵馬塞裡，法國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闤闠之盛，屋宇之華。格局堂皇，樓臺金碧，皆七八層。畫檻雕闌，疑在霄漢；齊雲落星，無足炫耀。街衡寬廣，車流水，馬游龍，往來如織。燈火密於星辰，無異焰摩天上……環遊市廛一週，覺貨物殷闐，人民眾庶，商賈驕蕃。……法京巴黎，為歐洲一大都會。其人物之殷闐，宮室之壯麗，居處之繁華，園林之美勝，甲於一時，殆無與，道路坦潔，凡遇石塊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隨時修補。車聲轔轔，徹夜不絕，大商巨鋪，格局堂皇。酒樓食肆，亦復櫛比。客至呼餚，咄嗟立辦。市廛之中，大道廣衢，四通八達。每相距若干裡，必有隙地間之，圍以鐵欄，廣約百畝，盡栽樹木，樾蔭扶疏……蓋藉以疏通清淑之氣，俾居人少疾病焉。餘觀影戲，時不期而集者千數百人，餘座頗近，觀最明晰。所有山水人物、樓臺屋宇，彈指即現，生新靈動，不可思議。其中有各國京城，園亭綺麗，花木娟妍，以及沿海景象，蒼茫畢肖……已之者，真下啻環行歐洲一週矣。[4]
途經法國，細心的王韜特別注意觀察了法國的人文風情、社會文化，他先後觀看了法國的一些博物館和法國的一些學校，這些地方都給王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國的盧浮宮博物館是一個世界藝術品雲集的地方，拿破崙在征服歐洲各國的時候，將被征服國家的大量藝術品運回國內，送到盧浮宮珍藏。雖然後來，這些藝術品一部分歸還了原屬國，但這裡仍然收藏著許多珍品。王韜在參觀了盧浮宮博物館後這樣寫道：“法京博物院非止一所，其尤著者曰‘魯哇’，棟宇巍峨，崇飾精麗，他院均未能及。其中無物不備，分門區種，各以類從，匯置一屋，不相餚雜，廣搜博採，務求其全，精粗畢貫，鉅細靡遺。凡所腫陳，均非凡近耳目所逮，詢可謂天下之大觀矣……一曰生物……一曰植物……一曰寶玩……一曰名畫……一曰製造……其他各物，更僕難悉，往遊者無不興觀止之嘆。餘以海角羈人而得睹其盛，不可謂非幸已。”[5]
《普法戰紀》
在法國十餘天的短暫停留後，王韜從巴黎乘坐火車到加萊海口，又輾轉來到了英國的多佛爾，然後又換乘來到了倫敦。在英國，曾出過這樣一個插曲。倫敦有家照相館出於商業目的，說如果照相館能夠懸掛他的照片，將十分的榮幸。王韜不明就裡，默認了這種赤裸裸的商業炒作。雖然他為此得到了12張他的照片，但中國人的長辮子還是被作為一種新奇來進行生意招徠。後來，王韜在阿伯丁街上散步，被一群兒童尾隨，他們看著王韜的長袍馬褂和長辮子，誤以為他是一位正在歐洲旅行的中國“巨人”的妻子，因而大聲喊他“中國太太”。這使王韜感到尷尬，但他又很紳士地幽上一默說，噫嘻！我本是一個雄奇男子，卻被不知道的，當作中國太太了。[6]
雖然經歷了這樣的尷尬，但王韜還是被英國的市政建設和公共服務設施所吸引了。根據王韜的記述，英國城市是那麼的井然有序，富有活力。街道上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商業的繁榮，都給王韜一種清新的景象。更讓王韜感到驚奇的是，寬廣的街道中間走車，兩旁行人，間有木柱標誌。每日清晨，有水車灑掃沙塵，纖垢不留，雜汙務盡。地中亦設長渠，以消汙水。市民的日常生活極為方便。
這次遊歷中，王韜對乘火車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感受，感覺“如迅鳥之投林，狂飆之過隙”。通訊設施則有密佈全國的公共電信局網絡，如此等等。
王韜在居住和旅行英國期間深感英國的典章制度和中國的差別，他的書中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對英國社會的嚮往之情。他自海道進入英國時，英國海關儘可能地給入境者提供便利，不像中國海關那樣給人一種冷漠和不便之感。
在英國的遊歷中，王韜發現了一件令他感到尷尬與不快的事情。一天，他在英國街頭，看到愛丁堡一份報紙，違背事實地杜撰有關曾國藩對待西人態度的文章。該報以“曾國藩與某當軸書”為題，說中國官員對待西人如何的不友好。文章中說，“一論輪車鐵路之斷不能開；二論西人不能擅入內地；三論西商購買絲茶不能自入內地成交；四論西人船舶不能在內河行駛；五論西國駐京公使面聖須俟今上聖齡二十歲以外……西人如有不從，則必出於戰”。[7]
王韜深知，作為洋務派主要人物，曾國藩在多種場合主張中西文化交流，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這些言論顯然與曾國藩的主張不合。顯然是英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杜撰編造，目的是在矇蔽英國社會，煽動民間反對中國的情緒。針對這種情況，王韜在英國期間，積極向英國各界介紹中國情況，消除偏見。對於英國某報紙所言，王韜說，這並非曾中堂所致貴國之書，曾中堂主張中西交流，主張東西修睦，怎麼會說出那樣的話呢？顯然是一些人的蠱惑人心之辭。
本文根據《少年行》改寫
王韜積極向英國民眾介紹中國情況，一些沒有根據的議論逐漸減少。王韜歐洲之行，所到之處積極介紹中國社會動態，他還通過著書的形式向中國人民介紹西方世界。他的這些舉動可謂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極富意義的壯舉。
在王韜之前，中國雖然有一些商人到過歐洲，但都沒有留下什麼影響。即便當時的林則徐、魏源等開明人士與洋人多有交往，但對西方世界的瞭解，也好似霧裡看花，一知半解。西方傳教士雖然也向西方介紹中國，但也大都是片面的介紹，西方世界對古老中國的認識依然是神秘莫測。因而，不理解和偏見在隔膜中產生。
王韜赴歐遊歷期間，清朝雖然也派遣過一個蒲安臣使團前往歐洲各國遊歷，但那是一個以西人為主體的使團，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1875年，清政府委派郭嵩燾出使歐洲，陳蘭彬為中國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大使，中國政府才真正意義上走向世界。郭嵩燾和陳蘭彬出使之前，都曾拜訪過王韜，瞭解海外情況。從這個層面講，王韜的歐洲遊歷，是一件極富意義的大事，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留學。
歐洲遊歷，王韜經歷兩年半的時間，他與理雅各一道於1870年1月5日啟程離開杜拉，轉道倫敦、巴黎返回香港。返回途中，他將攜帶的一萬一千卷中國書籍贈給大英博物館。在巴黎，他拜訪了法國漢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儒連博士，與他就中國文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回國後，王韜編著《普法戰紀》，創辦《循環日報》，極力宣傳變法圖強，學習國外先進思想、技術，一時名聲大振，成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變革先驅。以至於今天，他仍然在影響著為數眾多的中國人。
1897年秋，王韜在上海病逝。100年後，他的故鄉蘇州甪直籌建了一座佔地800平方米的王韜紀念館。在這座典型的清式宅園中，王韜半身銅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蹟陳列室中，另一側是《循環日報》的複製品，廳柱上鐫刻著康有為題贈給王韜的對聯“結想在霄漢，即事高華嵩”。值此王韜誕辰190週年之際，他心懷家國、變法圖強的光輝思想，必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為國家富強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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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張海林：《王韜評傳》，第 14 頁，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
[2] 王韜：《漫遊隨錄》卷一，第65頁。嶽麓書社1985年版
[3] 張海林：《王韜評傳》，第10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4] 《走向世界叢書：漫遊隨錄》第 82，83 頁，嶽麓書社 1985 年版。
[5] 張海林：《王韜評傳》第109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6] （美）柯文：《王韜與晚清革命》第6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張海林：《王韜評傳》，第 116 頁，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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