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期間到光緒元年三十五年間，國人親歷東西洋的記載甚為寥寥，此時期出洋有兩個類型：個人謀生和國家遣使，其後者因為派出者大都隸屬八旗，思想見解常無足稱道，價值主要在客觀記錄方面。
這段時期涉足西方，並具有廣泛影響的知識分子，除了容閎，便是王韜。這個生於太湖之濱甫裡（今蘇州市甪直鎮）鄉間的不第秀才，卻擁有胸懷天下的見識，他曾說：“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以弱中國，正以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
王韜的父親是鄉村私孰先生，他隨父親熟讀“四書五經”，打下紮實的經學基礎，但他青年時代就喜歡讀“域外書”，常作“汗漫遊”之想。
他自己曾回憶說：“餘年未壯，即喜讀域外諸書，而蠢乘風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風俗奇異，輒為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遊。”汗漫遊，典出《淮南子》卷十二，“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後遂以“汗漫遊”等指世外之遊。
或許有時候潛在的願望會帶來機緣，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韜到上海探望父親，順便參觀倫敦傳教士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他對活字版印刷機很感興趣，種下日後自己辦書館的種子。
次年，王韜父親病故，他便在麥都思邀請下，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從鄉間教書匠變為西人報館的譯者，得以密切接觸西方人，瞭解他們的所見所聞、思想經驗。
1862年2月4日，王韜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從戰略上為太平軍獻策，後來東窗事發，他的陳條落入清軍手中。王韜不得已而出逃，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道路。這是他離家外遊之始，只不過目的地尚在中國範圍內。
1862年10月4日，王韜搭乘一艘英國郵輪“魯納”號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儘管從來都有著遠行的夢想，如此被迫飄零遠地還是令他感到淒涼，在甲板上，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東去魯連成蹈海，北來庾信已無家。從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飢寒閱歲華。”
香港記
當時的香港，開埠還不過二十來年，遠稱不上繁華。王韜在《漫遊隨錄·香海羈蹤》中寫道：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只尋丈。西人擘畫經營，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埒。沿海一帶多開設行鋪，就山曲折之勢分為三環……中環有“保羅書院”，上、下交界有“英華書院”，上環有“大書院”……
1860年，從何文田一帶的山嶺遠眺香港九龍半島。
他在這裡的年月裡，結交了一位西人好友——香港英華書院院長、漢學家理雅各。理雅各當時正著手翻譯中國“四書五經”，王韜便協助之。
在此期間，他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工餘之暇，勤涉書史，著《香港略論》《香海羈蹤》《物外清遊》等三篇文章。
他當時和理雅各關係融洽，常常住其別墅，“理君於課經餘閒，時招餘作竟日流連。一榻臨風，涼飈颯至，把卷長吟，襟懷閒曠，餘謂此樂雖神仙不啻也。理君不敢獨享，必欲分餉，真愛我哉！”
去往歐洲
旅居香港4年，1867年初，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因事回國，回國後寫信約王韜來訪，王韜通過譯書對外面世界早有所瞭解，很想親自遊歷一番。因此他於同年12月15日搭乘普魯士輪船離開香港，開始了他在歐洲為時兩年的遊歷，從少年時代而發的遊興大為滿足。
其路線是：自中國香港南下，經新加坡、檳榔嶼、錫蘭，入紅海亞丁灣，至蘇伊士運河。然後改乘火車至開羅。再由開羅換車至亞歷山大港，易船過地中海，經意大利港口墨西拿，到法國馬賽港上岸。
又從馬賽轉搭火車經里昂到達巴黎，在巴黎遊覽盧浮宮等名勝，並拜訪索邦大學漢學家儒蓮，隨後繼續搭火車到戛雷港口，轉搭渡輪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多佛爾港，最後又到了倫敦。再由倫敦乘火車到理雅各家鄉蘇格蘭杜拉村。
王韜此行橫越數萬裡，“歷行數十國”，路途中，王韜在略通華言的“法國醫生備德”和“普國船主堅吳”陪同下，每至一地總喜歡上岸“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醇漓，識其國勢之盛衰，觀其兵力之強弱”。並將所見所聞及其觀感筆錄下來，以備開啟國人眼界之用，這些筆記後來編輯成《漫遊隨錄》刊行於世。
這本書成為今天我們窺見19世紀末歐洲盛景，以及這位著名的清末改良派思想家複雜內心世界的重要資料。
王韜此次海外之行的第一個踏足之地是新加坡。因有當地上海籍華僑友人宋佛儉的招待和導遊，王韜得以環遊一週，並深入市區考察華僑在新加坡生活與工作情形。
王韜對清朝政府視海外華人為異邦之民而不聞不問的政策提出了異議。他後來在辦《循環日報》時，多次發表相關文章，要求清政府“選公使、派領事”，其思想主張產生的最早觸點大概亦在於此。
過蘇門答臘和錫蘭時他分別記道：“東南洋諸小國，列於職方，歲時朝貢，以備共球。自明中葉至今，盡為歐洲列國所分踞，視為東來要道，蠶食鯨吞，幾無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與備德言之，亦為欷噓不置。為言此間如新加坡等處亦有藩王，即古之君於其國者；為英官所節制，僅擁虛位、食廩祿而已。”
王韜在法國盤桓達十日之久。法國文明使他覺得事事新鮮，筆記裡充滿了對新奇事物的生動描述。
王韜對格致之學頗有興趣，特別留心考察法國的文化與科學狀況，他先後參觀了拿破倫用“歷戰所得大炮”熔鑄的鐵炮展覽館、盧浮宮博物館、自然博物館、兵器博物館、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會場和巴黎女子學校。
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開幕，這是在埃菲爾鐵塔下所見。
這些不曾遇見過的文教與科學設施給王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參觀了盧浮宮博物館後這樣寫道：“法京博物院非止一所，其尤著者曰‘魯哇’（盧浮宮），棟字巍峨，崇飾精麗，他院均未能及。其中無物不備，分門區種，各以類從，匯置一屋，不相餚雜，廣搜博採，務求其全，精粗畢貫，鉅細靡遺。非凡近耳目所逮，詢可謂天下之大觀矣。”
遊觀法國後，王韜乘火車由巴黎至戛雷（即加萊）海口，換乘輪船至英國多佛爾，再換車至倫敦。在倫敦，王韜因等待理雅各來接，小有盤桓，由是“每日出遊，遍歷各處。嘗觀典於大學，品瑰奇於名院”。
在倫敦，王韜看到的水晶宮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寫道：“地勢高峻，望之巍然若岡阜。廣廈崇旃，建於其上，逶迤聯翩，霧閣雲窗，縹緲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漢。北塔凡十四級，高四十丈。磚瓦榱桷，窗牖欄檻，悉玻璃也；目光注射，一片精瑩。其中臺觀亭榭、園囿池沼、花卉草木、鳥獸禽蟲，無不畢備……”
理雅各來倫敦接他，王韜隨理雅各一同前往其家鄉——蘇格蘭中部克拉克羅南夏郡的杜拉。在杜拉，王韜深深體味到寧靜的英國鄉村之美。杜拉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小鎮，歷史上其地也確以風景優美和時出學術聞人而著名。
王韜在日記中這樣記道，“其地萬山環合，蒼翠萬狀，岡阜婉蜒，樹木叢茂”，是理想的潛心做學問的地方。在兩年多的時間裡，王韜在此的主要工作仍是從事中國經典的翻譯。經過他與理雅各兩人的合作努力，《春秋左氏傳》《易經》《禮記》等書的翻譯工作相繼完竣。
蘇格蘭小村少有東方面孔出現，因此王韜在英國鄉間行走時，居然會出現“男婦聚觀者塞途，隨其後者輒數百人，嘖嘖嘆異，巡丁恐其驚遠客也，輒隨地彈壓”的情形。
但王韜並不介意，在理雅各的招待下，他一邊譯書，一邊不時“偕二三朋儔”，到各地去旅遊，擴充見聞，“車轍所至，輒窮其勝”。在英兩年多時間，他先後遊歷了倫敦、愛丁堡、阿貝丁、格拉斯哥等處，接觸到許許多多的新鮮事物，眼界為之大開。
旅居蘇格蘭期間，應用西方天文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日食記錄，王韜寫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閏至日考》等天文學著作。其間，他還應邀前往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作學術演講，介紹孔子的仁愛之道。根據現有的記載，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文人在牛津大學演講。
他用中文給學生講中國和西方相互認識的開端，講到快意處，王韜還高聲吟誦白居易《琵琶行》和李華《弔古戰場文》。
在英國共度過兩年零四個月，長時間地孤身在外做客，不免使他他思家心切。剛好此時理雅各接到香港英華書院來信，於是王韜便與理雅各聯袂在1870年1月5日起程離開杜拉，轉道倫敦、巴黎返回香港。
在倫敦，他將所攜一萬一千卷中國書籍贈給大英博物館。倫敦文化界對王韜此舉“無不同聲嘉嘆”。
他們的回程輾轉到1870年冬天才到，王韜在今香港仔租了一間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為“天南遁窟”，從事著述之餘，仍舊出任《華字日報》主筆。在此期間，王韜編譯了《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先後在《華字日報》連載，上海《申報》轉載。
後來王韜《普法戰紀》編輯成21萬字的單行本。《普法戰紀》很受李鴻章重視。《普法戰紀》傳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響。
訪日本
幾年後，理雅各返回蘇格蘭，王韜買下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在1874年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因此王韜被尊為“中國第一報人”。
王韜自任主筆十年之久，在《循環日報》上發表八百餘篇政論，鼓吹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工業以自強。
伍廷芳、王韜等人創辦的《循環日報》，廣州黃埔區長洲島辛亥革命紀念館。
由於這些政論時文影響頗大，引起當時正銳意求新、立意變法的日本知識界注意，他的《普法戰紀》成為日本知識分子瞭解世界大勢必讀之書。1879年3月，他應日本文人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
這次出行，王韜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他在《扶桑遊記》中逐日記載了這次往日之行。他還見到許多日本學術界名人，包括《棧雲峽雨日記》的作者竹添光鴻，著《清史攬要》的增田貢，熱情追求西學的中村正直、慄本化鵬等。
可惜，他的扶桑之遊有些令人失望，王韜在那裡同日本的女人與酒一見如故，難解難分，在《扶桑遊記》中留下很多此類內容，對山川人文的觀察反而不多。
但儘管如此，王韜的歐洲之行仍然是中國文化知識精英第一次自由地對歐洲進行實地考察。雖然在王韜出發前往歐洲的前一年，中國有總理衙門的滿人斌椿父子隨同英人赫德前往歐洲遊歷。
但這次旅行為官派，活動不自由，所言所行極其謹慎。又由於遊歷國家太多，且前後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斌椿一行對所經之國也只能作走馬觀花式的浮泛瞭解，斌椿的遊歷筆記《乘槎筆記》中大多是對西洋事物的表面現象的勾勒，有時甚至有透過哈哈鏡看世界的扭曲觀感。
而王韜則不然，他本與西方人交往許久，對其文化風俗有不少了解，又是在理雅各陪同下赴歐，不僅無所謂“官紀”束縛，還藉由理雅各的方便得以廣泛遊覽，拜會各地漢學大師，和歐洲學界精英直接交流。此後在英國鄉村居住遊歷達兩年半之久，其見聞自然比斌椿一行要廣泛而深入，他的筆記《漫遊隨錄》則常常點評寥寥卻中其實質。
此後，直到1875年，離王韜赴歐8年之後，清政府才正式委派郭嵩燾為中國駐歐公使，陳蘭彬為中國駐美國兼駐西班牙、秘魯大使，其時王韜已被世人尊為“歐洲通”，郭、陳二人臨行前均特赴香港拜見王韜，瞭解海外情形，這大概便是先行者的福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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