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正在敲門，中國要避免被動接受
從孟德爾通過豌豆實驗發現遺傳定律，到袁隆平通過雜交水稻讓全國人民“吃飽飯”，人類在超過千年的歷程裡不斷嘗試著用各種方法來改變植物的基因組合，以得到滿足人類需要的作物特徵。以雜交育種為代表的傳統育種方式需要靠大量的“試錯”來找到令人滿意的結果，而許多人類求之不得的作物性狀只在漫長歲月等待後的自然基因突變中才悄然出現。長久以來，人類為了提高這一選育過程的效率而作出了大量的努力。轉基因的出現則為人類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世界為什麼需要轉基因？
1980年以來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為世界帶來了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所涉及的一系列技術，而這些技術現在則被人們泛泛地稱為“轉基因”。通俗地講，轉基因技術可以將一個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片段從一個生物體中定向轉移到另一個生物體中。在農業應用中，相比傳統育種，轉基因技術這種“定向”的操作方式大大加快了對特定優良性狀的選育過程，並降低了傳統雜交過程中巨大的不確定性。同時，轉基因可以使得一些以雜交方式無法實現的基因組合變為現實，為優良性狀育種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在全球範圍內，目前已產業化的轉基因作物主要的特性是抗蟲害和對特定農藥免疫。這兩類轉基因作物特性是對農民需求的直接回應。在許多大宗作物的生產過程中，防治蟲害和除草等環節都需要農民做出大量的資源和時間投入。這兩類特性的出現大大降低了農民的生產和管理成本。我國在20年前開始推廣轉基因抗蟲棉也是對當時棉鈴蟲大爆發並造成“棉荒”的一種回應。我國目前轉基因棉種植面積逾300萬公頃。除棉花外，我國唯一的另一個產業化轉基因農產品是番木瓜，但相較於棉花，其種植面積幾乎可以忽略不記。
轉基因作物的另一大“賣點”是增產，但國內外對此一直存在諸多爭論。《紐約時報》在2016年的一篇專題文章曾通過對美國和西歐玉米單產變化趨勢的簡單對比“證明”轉基因玉米不會增產。就此，筆者在與著名農業經濟學家Colin Carter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對這一“證據”進行了批駁，並指出一個科學的對比必須基於對氣候、政策等諸多其他因素的控制之上。在去年發表的一篇學術文章中，普渡大學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研究者利用現代計量方法，在控制了諸多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發現，美國轉基因玉米的採用對玉米單產的提升達17%。這種增產效應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蟲害減少和生產環節效率提升。
目前，全球範圍內轉基因採用率最高的作物是棉花、大豆、玉米、菜籽。其中，轉基因棉花產品幾乎不會出現在食品行業。轉基因大豆、玉米、菜籽則主要以加工製成品、動物飼料等形式支撐著整個食品工業的運轉。此外，很大比例的轉基因作物並不會直接進入食品工業，而是以各種形式進入能源（如生物燃料）、化工（如玉米化工醇）等其他領域。由於轉基因玉米、大豆的特性不是提高口感或營養，他們在生鮮農產品市場上並不具備任何競爭力，也因此不會作為生鮮農產品直接用於食物消費。
從世界農業發展的角度來講，轉基因作物的普及和推廣將是一種必然。一方面，人口增長本身及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意味著全球的食物消費需求會在未來持續上升。世界銀行在2017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全球的食物消費需求在未來15年內將至少增加20%。另一方面，耕地資源愈發緊張，食物供給的壓力將主要通過提高單位面積的產出來得到緩解。然而，基於著名農業經濟學家Julian Alston等人的研究發現，傳統育種在增加單產上的邊際貢獻已經變得非常微小。若干年後，轉基因對人類而言可能將是“生與死”的選擇。
中國的轉基因產業化或成被動選擇
在食物需求和供給間的矛盾這件事上，中國是世界的縮影。在需求端，我們看到的是糧食需求量持續上漲；在供給端，我們看到的是對18億畝紅線嚴防死守。在糧食自給的方針下，供需間的矛盾似乎越發難以調和。一直以來，國家層面顯然對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的發展十分重視。我國轉基因技術的研發在20世紀80年代便開始起步，如今大面積推廣的轉基因棉便由我國自主開發並擁有知識產權。
我國針對主糧作物轉基因的自主研發也已超過20年，但嚴重的輿情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研發和應用轉化的進程。在“反轉”聲勢最浩大的一段時間裡，甚至出現過多起人為破壞轉基因實驗田的事件。目前，我國轉基因發展的方針被總結為16個字：“確保安全、自主創新、大膽研究、慎重推廣”。在此方針下，轉基因研發持續推進，但轉基因產業化尚無任何時間表。
然而，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了。與發展方針的美好構想相對的，是現實中越發不可控的轉基因“入侵”。近年來，各地每年都有多起非法生產、加工轉基因玉米的案件受到通報。一些非官方統計顯示，在我國種植的玉米當中，已有很大比例的種子攜帶了轉基因玉米種子的基因信息。
多年來，轉基因玉米種子通過多種途徑流入我國境內。雖然執法部門對非法販賣轉基因種子的處罰力度並不輕，但轉基因玉米非法偷種的現象並未得到有效遏止。轉基因種子黑市在近年來迅速發展，在通過各種途徑流通的玉米種子中，具有抗蟲特性的玉米種子最受農民的青睞，而業內人士指出這些抗蟲特性大多來源於國外的轉基因玉米種子。對農民而言，是否使用有抗蟲特性的玉米種子對其最終的銷售利潤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國目前轉基因玉米氾濫的問題已十分嚴重，許多種植轉基因玉米的農民甚至並不清楚他們種植了轉基因玉米。然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可能帶來“基因飄散”，使某些特定的基因信息被附近的其他作物所攜帶，並進而產生負面的環境影響。國外合法種植的轉基因作物需要按管理規定在附近設置生物隔離帶以防止“基因飄散”的發生，但我國非法種植的轉基因作物並不會採取此類針對性的措施。這將使非法轉基因玉米產生的“基因飄散”問題更為嚴重，進而使得更多“無辜”的玉米攜帶了“非法”的基因。玉米產業嚴峻的形勢可能會迫使國家提前轉基因玉米的產業化。在這一背景下，充分評估放開轉基因玉米的潛在影響將是短期內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國的優勢與挑戰
轉基因作物種子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與時間，這一點與很多新藥物的開發十分相似。在一個完全商業化的環境中，這類研發的實現通常依賴於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企業對壟斷利潤的追求構成其前期研發投資的激勵。然而，種企的壟斷能力可能會使農民的利益受損。目前已被拜耳收購的孟山都（Monsanto）是轉基因種子研發的領導者，但其在美國的廣大農民心中可謂“臭名昭著”，許多農場主對孟山都在交易中設立的諸多嚴苛條款十分不滿，農場主與孟山都之間的法律糾紛也綿延不絕。
即使拋開壟斷企業利用市場力量“壓迫”生產者這件事不談，以私營部門為主導的轉基因作物研發方式仍存在諸多問題。由於企業本身的牟利動機，其在研發方向上的選擇勢必要服務於未來利潤的實現。具體而言，企業開發的種子一定是面向其最主要的銷售市場，並相對侷限於這一市場上的大宗作物。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因地制宜開發的轉基因種子將能帶來更大的社會福利效應。然而在私營部門主導的研發進程中，這些種子很難出現。
自上世紀80年代起步以來，我國的轉基因技術研發一直由院校和科研機構為主導，研發重點立足於國情和我國農業發展的現實需要。我國轉基因抗蟲棉的自主研發與應用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相比西方以私營部門主導的研發模式，我國以公共部門主導的研發模式將更能符合我國農業發展的需要。同時，從國家的角度出發，通過院校和科研院所研發所形成的自主知識產權也有利於我國未來在轉基因作物市場上的國際競爭。這些是我國在轉基因農業長期發展中的優勢。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玉米等產業被迫迅速推動產業化，我們也將面對諸多挑戰。從實驗室和實驗田轉向大規模的商業化種植，這一過程中有許多風險點需要消化。一個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如何區分和對待原先非法的轉基因玉米和放開後合法的轉基因玉米？這個問題一方面涉及到技術上如何去實現分辨；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對現有法律法規的補充與完善。此外，產業化的實施也必將造成國外轉基因種子的進一步流入，以及國內、國外轉基因種子的競爭。這個過程中會不會面臨知識產權問題的爭議？我們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種子又是否能夠經得起一個開放市場的檢驗？
此外，人們通常關心轉基因作物的健康風險，卻對種植轉基因作物潛在的生態環境風險重視不足。然而，在小規模的實驗環境下，一些生態環境風險很難被充分度量。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因飄散”問題，大面積種植轉基因作物還可能會降低區域內的物種多樣性，使得當地的生態環境變得更為脆弱。種植轉基因作物也需要面對蟲害和雜草抗藥性增強的潛在威脅。雖然抗藥性問題並非轉基因作物特有，但具有特定基因的轉基因作物往往需要特定農藥的配合，這意味著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農民無法輕易通過更換農藥來緩解抗藥性增強的問題。
雖然轉基因技術本身是一個科學問題，轉基因的產業化卻涉及到各個領域的方方面面。不論從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的大趨勢出發，還是從目前國內轉基因氾濫的嚴峻形勢出發，與我國玉米等糧食作物轉基因產業化有關的研究與討論都已變得十分迫切。畢竟，留給中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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