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可是清朝官员却想利用这股势力对付洋人，结果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谁也控制不了。

逮捕义和团

为何起于山东

清朝末年，山东一直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19世纪末期统一之后，对当时的清朝自然经济环境进行了综合考察，德国人认为山东的地理环境最适合德国人居住，而且山东地区其它列强的势力也不是很强。

到了1870年，到山东投资的德国人越来越多，等到《马关条约》签订，整个清朝的对外投资环境也大为改善，不但允许外商自由投资，而且还允许外商的资金能够自由汇兑，这样来山东投资的德国人就更多了。

马关条约

1897年，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发生了一起曹州教案，这起教案源于一场误杀事件。山东拳民刘德润，与当时巨野县县官许廷瑞有很深的矛盾，于是他便寻机报仇。于是在一天夜里，刘德润得知许廷瑞将在一座德国教堂里休息，于是夜里潜入教堂，可是许廷瑞却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为了两位教士，结果导致了曹州教案惨剧。

于是德国就利用曹州教案出兵占领了胶州，到了1898年3月份就达成了租界胶州100年的协议。德国于是在胶州就加大投资，同时还要大修铁路，修建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线。

胶济铁路

按照协议规定，铁路沿线30公里的矿产是要优先给德国人开发的，毕竟人家投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修铁路过程中需要征地，涉及到征地，问题就非常复杂了，而且山东还是英雄好汉辈出的地方。

山东盛行习武，这是民间的传统，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占领山东半岛，后来又去围攻威海，刘公岛等，战争结束后从山东撤军。这就造成了山东集结了大量的清军，等到战争结束，朝廷一纸命令，就地解散。

可是解散的这些清军，并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山东，他们游走于城乡之间，充当各村之间的雇佣军，谁家受欺负了，他们帮忙出气。而当时山东民间的矛盾在哪儿呢？就是教民与百姓的矛盾。

不像今天有直航，德国到山东比较方便，那个时候能够从欧洲到山东，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传教士都有不怕死的献身精神，非常执着。

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加大了对外开放，各地来山东传教的教士也非常多，德国教会、英国教会、美国教会，他们之间互相竞争发展，看谁发展得快，看谁发展的多。所以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教会都是拍着巴掌欢迎，从来不会搞个资格审查，问问人生观价值观等。

当时加入教会的大都是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之徒，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对他们都是恨之入骨，但是朝廷又碍于外国教会，所以都会对他们有些偏袒。于是这些地痞流氓就把这些教会当作避难的地方，获得宗教豁免权。

浙江路天主教堂

清朝官员的小算盘

以前山东巡抚是李秉衡，他是一位军人，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本地百姓都是比较强硬，因此山东度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但是继任者张汝梅，却耍起了聪明，他想起了梁山好汉招安，于是他让这些团体制度化，让每个团体都有一个负责人，受到朝廷管制。

李秉衡继任者是毓贤，他也是庚子国变的重要人物，后来慈禧逃亡山西的时候，也是他护驾去的西安，八国联军和谈的时候，第一个要求严惩的就是毓贤。因为他在山西当巡抚的时候，诱骗170多个 传教士，其中还有不少孩子，都给杀掉了，在清朝末年被冠以毓屠夫。

毓贤

毓贤在当曹州知府的时候，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随后升迁至山东按察使。在面对义和拳的时候，毓贤还卖力弹压，并且处死了不少拳民，后来发现势头越来越猛，而且他还是一个极端排外的强硬派。

他于是告诉下面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并且把义和拳更改为义和团，并且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这些拳民于是杀起洋人来更加精神抖擞。

毓贤还向慈禧建议“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让义和团去逼迫洋人。为何此时清廷同洋人闹得这么僵呢？还是因为戊戌政变，慈禧杀死了很多维新派人士，而且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不断宣称慈禧要杀光绪，让外国人对现在的政权非常反感。

恭亲王奕訢

而且慈禧此时还换掉了洋务派恭亲王，换上了保守派端亲王，这些外国使节更是不搭理他，结果导致与外国人的关系越来越僵，因此毓贤就想着利用义和团来弹压洋人。

1899年下半年，外国公使就要求把毓贤给换掉，如果山东不换掉毓贤，局势将会恶化，特别是美国公使康格，他认为不仅要换掉毓贤，而且还不能把他派到传教士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他的排外情绪太严重了，有时候达到变态的程度。

于是朝廷就让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与各国使节长时间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世凯上任山东前，就对山东义和拳有了相当了解，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处理山东纠纷。

袁世凯

袁世凯要求地方官员掌握国际公法，同洋人据理力争，比如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英国提出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等要求，袁世凯坚持己见，让英国公使也无计可施。

同时袁世凯还在山东贴出一张告示，让所有的义和拳的拳民，放下练武的念头回家，如果回家种地，既往不咎，如果继续在城乡之间，惹事生非，那么就格杀勿论。这就让大批的义和拳的拳民都回去了，山东局面迅速平定下来。

义和团拳民

义和团的外溢

1900年初，山东泰安却发生了一件卜克斯案件，卜克斯在路上遇到十几个义和拳的拳民，这些拳民想拿下卜克斯，敲诈大户要点钱。可是卜克斯却告诉这些拳民，袁大人讲了，你们这些人如果乱来，会遭到杀头的。这几个拳民一听，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卜克斯给杀掉灭口了。

当时局势紧张，卜克斯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都是有对接人的，后来长时间联系不到卜克斯，就把这件事情报到北京了，后来袁世凯就派人找，发现人被杀了。这一下袁世凯尴尬了，这项政策太残酷，导致这些拳民面对洋人的时候，只能采取极端手段。这种强压的政策就不能继续实施下去了，其他地方本来想效仿山东，现在也都犹豫了。

正在各地巡抚犹豫不决的时候，山东的这些拳民却溢出山东，山东的前车之鉴，各地也不敢对拳民采取强制措施，于是这些拳民就发展壮大，最后涌入北京。而此时毓贤也在北京，就建议端王，可以利用义和团，让他们闹一闹，然后这些洋人就有求于我们，我们也好同他们打交道。

这种集体无意识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神也控制不住狂欢的走向。义和团除了杀洋人，拆铁路以外，还喜欢到处打砸抢。因为是众人犯案，地方官员也都非常忌讳，不敢采取强制措施。从1900年2月份到4月份，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义和团如燎原之势，从山东蔓延到天津和北京。

到了4月份，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能够见到义和团，其实当时的北京管制非常严格，只要把九个城门放下，谁都进不来，谁也跑不掉。为什么让这些义和团都涌入北京呢？还是端王的犹豫，结果让这些义和团的拳民如蝗虫一般涌入北京，在各处设坛，当时北京有一半人加入义和团，不乏王公贵族。

义和团几乎是见到洋人就杀，而且包围使馆，让整个北京处于混乱状态。他们拆毁铁路，电报线等，让整个对外联系中断。5月份法国公使开始向各国通报，整个华北局势严重，在保定已经有60多个天主教徒被杀，而后英国公使也向各国通报，北京的英国教堂也被烧，中国牧师被杀。

最为致命的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神父，他给各国信中写到，北京已经被义和团从四面八方包围，所谓的宗教迫害是一个借口，他们的目的是要杀死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因此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11国公使，在西班牙公使官邸开会，决定联合出兵，保护使馆，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起因。

1792的法国原本是一场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运动，但是却沦为暴民的狂欢和血腥的审判。然后，它又导致了国内不同教派的冲突，各派之间开始互相迫害甚至杀戮。比如，在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执政期间，有7万人被处死，其中既有贵族，还有平民，罪名都是“莫须有”，史称“恐怖统治”。而最终，连罗伯斯庇尔也没能逃脱“恐怖”，被送上了断头台。一旦民众的原力释放出来，最终发展的状态，谁也无法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