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除了是一本记录上古政治及人物的汇编之外，你能想象他还是一本指导工程建设的书吗？
是的，《尚书》在汉朝的时候是治水宝典。中国是农耕文化，水就成为了中国人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涝，但是水又不是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中国几千年都是在与水打交道，中国人努力想驯化水。
驯化水？那么就必然引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大禹。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墨家甚至将大禹定义为了墨家第一代巨子。
这些和尚书有什么关系呢？
《尚书》中有两篇文章确实跟治水有关一篇叫做《洪范》，另外一篇叫做《禹贡》，《史记·夏本纪》和《汉书·地理志》都把直接把《禹贡》抄了过来。传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只神龟驮着《洛书》浮上了水面，《洛书》其实就是《洪范》中的六十五个字，大禹就是凭借着六十五个治好了水患。
大禹治水，主要是疏通河道。依山开凿，将天下分为了九州。每一州都有特定的地貌、水文，这些内容也被记录起来，形成了《禹贡》。
《禹贡》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了，以后搞地理的学者都沿着《禹贡》的思路去打转。特别是在汉朝，科技不发达的年代里，人们治水除了《洪范》和《禹贡》还能依靠什么呢？
与匈奴水战
治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单纯的凭借连等高线都没有的地图和几十个文字，能够治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当时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类问题，但是无可奈何，毕竟中国的疆域很大，有的地方很好治理，有的地方却怎么都行不通。
所以，汉朝人就把行不通的地方交给了上天说：“这是上天的意思。我们都已经按照上古圣王的指示来办，不成功也没办法。”
还有更加神奇的事情，汉朝人认为自己是才是天下正统，匈奴人是番邦蛮族非常瞧不起他们，有一个大臣就突发奇想，要从水上面做功夫与匈奴展开水战。他翻遍了《禹贡》后制定了计划，他说的：“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最后流入了渤海，是因为西北高，东南低的原因。我参考《禹贡》研究了很多资料，可以开凿高山，让黄河的水流到匈奴那边去，成为阻断匈奴南下的屏障。”
始终有上古圣王的资料在那里，这个计划无论可行不可行，皇帝都只能赞成。但是最终发现根本实现不了，工程量大不说，匈奴那边的地形《禹贡》却没有说明白。
改造河道
在汉朝治水基本就是依托《洪范》和《禹贡》两本书，但是河道是会改的，天下的河流总会有干涸改道的一天。渐渐的禹贡就和很多地形、水文对不上了。汉朝人也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上古圣王一定是对的。”只要出现涝灾，旱灾其实都是因为河流自己改了道，我们干脆把它们按照《禹贡》的地形图完全复原就好了。
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河流为什么改道？
汉朝自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新思想后，所有人都觉得上天会给人们警示，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是老天爷给皇帝的警示。但凡这里河流改道了，不是简单地把它复原就可以了，而是要看它在提示什么政治策略还是皇帝私生活出现了问题。
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把河道改回去了，河水不再泛滥而皇帝依旧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上天的指示，那又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了。如果真如以上所说，那么就意味着上天提醒的不是皇帝，皇帝根本就不是天子。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皇帝知道了上天的警示马上下“罪己诏”把所有不良嗜好都给改掉，但是河水依旧泛滥，这个问题更加麻烦，困扰了两汉的很多知识分子，怎么都想不通，我该怎么办？
最后形成的就是，如果水患来了。就先治理，皇帝马上自我反省，两边开始打配合。到发现水患治理不了了，皇帝也就不反省了，反而变本加厉的放纵自我，一切就为了“政治合法性”。如果《禹贡》不是大禹弄出来的也就罢，大不了烧了、撕了、埋了直接打成伪书就可以了，大可以说：“皇帝做得很好，国家也很好，河水改道不过是为了回归到本来的样子。”
政治挂帅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和平年代每一个行为和事件，都必须和政治相关联，这里面的文章就太多了：有的为了托古改制、有的为了政治革新、有的则是为了学术地位，说白一句话就是：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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