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重庆解放碑之所以远比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名气大，并不是因为她是全国最大的商业步行街之一，而是她曾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即使是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重庆崽儿也不一定了解很多。解放碑其实从来就不只是重庆的标志，而是中华民族不屈抗战、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早在抗战时期，它便是全中国的“精神堡垒”。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到重庆。于是，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及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为了鼓舞全国军民抗击日军，1941年12月30日，在时任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的提议下，国民政府在日机轰炸最厉害的都邮街广场（今天渝中区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几条主干道交叉中心）建成了一座碑形建筑，取名为“精神堡垒”。这里是重庆市区的繁华地带，也曾在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下数度变成一片火海，街道、房屋被炸成断垣残壁。精神堡垒就建在这片废墟中最深的一个弹坑上。
精神堡垒于1940年底动工修建，施工时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炸了修，修了又被炸，断断续续修了一年多。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22天终于竣工。
“精神堡垒”是一座木结构建筑，呈现出炮楼形状，高度为7丈7尺，取＂七七抗战＂之意。底座为八角形，分别写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轰炸，“精神堡垒”外表涂成黑色。在“精神堡垒”四方，分别写有“精神堡垒”“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
为防止日机空袭和轰炸，通身以黑灰色上底。柱底面向民族路一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遇重大集会，即点燃火炬，以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精神堡垒”建成后成为陪都各界举行庆典、集会的场所。当时，从重庆出发的抗战将士，都要在“精神堡垒”前宣誓，以鼓舞信心和力量。但日晒雨淋加上日机轰炸，“精神堡垒”建好不到两年就倒塌了。国民政府将其拆除，只剩街心草坪，在当中立了根旗杆，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了纪念中华民族和重庆人民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的牺牲和贡献，重庆市政府于1946年10月9日提出在原“精神堡垒”旧址上，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
纪功碑为八面塔形的高层建筑，碑身高24公尺，共八层，有窗24个，内有铁制悬臂旋梯140步，可升至瞭望台；瞭望台直径4.5公尺，可容20人左右登临游览；台顶设风向仪、风速仪、指北针等测候仪器，顶部四面都有“标准钟”，但那时四面的钟都走得不标准，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所以当时又有了一个歇后语：纪功碑的钟——各走各的。碑身最高之圆顶下悬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及报警之用。碑顶还有8根水银太阳灯环绕，一到夜间光彩照人。碑的正面朝向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碑座有石碑八面，铭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国民政府 重庆行营兼代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碑文摘要为：重庆建为陪都，魏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同与历史及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沿旋梯设有“抗战胜利走廊”，廊上挂有抗战英雄、伟大战绩及日本投降等油画，下则嵌藏各省市赠送的纪念碑石、社会名流题赠的石碑等。走廊上还刻有罗斯福总统1944年5月17日写给重庆人民的一封信，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情。罗斯福总统在信中写道：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民族不能毁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这封信如今仍然存放在解放碑碑壁上藏着的纪念钢管里。
除了罗斯福总统的信，纪念钢管里还存放有解放碑（原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设计图样和有关人士的签名，存放着当时有关人士签名的报纸、照片、名作、邮票、钞票等，以便后世子孙能通过它们了解当时的文化迹象。
1950年9月18日，市长陈锡联等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究竟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内外装饰一新，并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将军题字，将碑文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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