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耶魯大學著名歷史教授史景遷在《紐約時報》舉辦的對談中說，綜觀人類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他希望活在1540年前後（明嘉靖年間），住在杭州西湖的邊上——那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教養和最富於文化的時代。
史景遷是美國的歷史學家，中國史專家，“美國漢學三傑”之一，連中文名字都是因為景仰司馬遷而起的。史景遷最嚮往生活在明朝，在他眼裡，明朝“活力驚人、人們飽讀詩書，繪畫冠絕一時，酒食豐富，鴉片尚未流入中國，社會平等，沒有奴隸”。
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中寫道：
1600年的中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統一國家中疆域最為廣袤，統治經驗最為豐富的國家。其版圖之遼闊無與倫比。當時的俄國剛開始其在擴張中不斷拼合壯大的歷程，印度則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離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雙重蹂躪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魯帝國被徹底擊垮。中國一億二千萬的人口遠遠超過所有歐洲國家人口的總和。
史景遷的“明朝夢”，也是西方人的“明朝夢”，歐洲人的“明朝夢”，十七世紀的中國，是歐洲為中國著迷的時代，那個時代沒有“美國夢”只有“中國夢”。
一、明朝有多富裕
歐洲的傳教士們來到中國以後，被明朝的富裕給驚呆了，利瑪竇驚呼“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著的《中華大帝國史》中記載“在這個大國，……，人們食品豐富，講究穿著，家裡陳設華麗，尤其是，他們努力工作勞動，是大商人和買賣人，所有這些人，連同上述國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當地被稱做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
明朝是十七世紀全世界貿易中心，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德國著名學者弗蘭克也在《白銀資本》中指出，當時全世界白銀產量中有1/3流向了中國，總數多達數億兩，明朝成了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
明朝的商業資本迅速崛起，富商巨賈比比皆是，僅僅鄭芝龍海上商團的經濟規模就達每年收入數萬萬兩白銀，世界有名的歐洲荷蘭東印度公司也相形見絀。
明朝的城市化相當厲害，1630年時城市化率已達到8% ，晚明城市人口約達1536萬人。
西班牙學的門多薩的形容說，明朝城市的道路又寬又直，15騎可以並行，整個國家的道路四通八達，那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
嘉靖年間，有一位叫做克魯士的葡萄牙人曾旅居廣州，在他的記錄裡，他對明朝城市最直觀的印象就是大，中國比聽起來要大得多，每個小鎮都像城市一樣極壯麗，甚至連廣州郊區的幅員可跟里斯本相比。
城市的環境衛生也讓歐洲人讚歎，傳教士利瑪竇就曾對比過蘇州與威尼斯，同樣都是“水城”，但蘇州除了繁華富饒外，更難得的是水質清澈。“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樣又鹹又澀。”
二、西方人眼裡明朝舉世無雙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於萬曆十年（1582）抵達中國，他在《中國扎記》中這樣記載當時的明朝：“這裡物產極大豐富，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 美，人們衣飾華麗，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他還盛讚中國“除了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
在利瑪竇眼裡中國是舉世無雙的，甚至認為中國就是西方的理想國，“柏拉圖在《共和國》中敘述的理想王國，在中國早已付諸實現”。
利瑪竇在寫給西班牙稅務司長羅曼的書信裡，高度讚揚中國人的素質：中國人的智識與能力，真是卓越非常，太高太大了。如果詳細寫出，那就需要幾大冊。
葡萄牙人曾德昭，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對中國人讚不絕口：“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曾德昭甚至認為中國人也是白人，“中國人和我們歐洲人一樣是白的，但是在熱帶的廣州附近，他們的膚色稍微有點褐色，特別大陸附近島嶼居民亦是如此，除了廣東省的中國人有點褐色皮膚以外，其餘省份的人都是白色，和歐洲人的白色沒有什麼兩樣，而且越是往北走，中國人的皮膚就越白。”
三、震驚歐洲的明朝製造業
鄭和下西洋，率領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龐大艦隊。其中最大的船隻被稱為“寶船”，長度為151米，寬度為60米，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能夠承載的重量高達800噸，能夠同時容納上千人。
鄭和下西洋的背後是明朝先進的造船業。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元年至十七年（140 3-1419）造海船數達二千多艘，僅永樂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當時廣州各色的大小平底帆船讓歐洲人大開眼界，克魯士甚至誇張的說明朝可以“用船在中國和馬六甲之間搭起一座橋樑”。
李約瑟博士曾這樣形容道： “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明朝的建築業更讓西方人驚奇。門多薩認為，福建泉州的塔樓，要“超過羅馬人的任何建築”。還有那些巨石建造的明朝橋樑，在當時橋樑知識匱乏的歐洲人看來，他們“真不懂得是怎樣搭上去的”，“他們（明朝人）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築來。”後來沙皇俄國彼得大帝，就曾特聘中國石匠傳授技藝，學習中國的造橋技術。
英王建築師錢伯斯爵士說：“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和東方燦爛的成就相提並論，只能像對太陽一樣儘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
明朝的手工業，克魯士評價是“精湛技藝，巧奪天工”。明朝的絲綢和瓷器，對歐洲人來說就是時尚品和奢侈品，就是世界名牌，貴族圈誰穿歐洲的仿造版絲綢衣，一定會被笑話土。
明朝的中國就是西方的嚮往的聖地，17世紀歐洲大地上流行的是中國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裡特意建造了“中國宮”。歐洲的中國熱很厲害，穿中國絲綢，搖中國紙扇，收藏中國瓷器，看中國皮影，養中國金魚，讀中國書籍，掛孔子像，甚至中國的思想文化啟蒙了歐洲，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形容：“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四、明朝澎湃的人文主義思潮
史景遷眼裡的晚明，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教養和最富於文化的時代。四大名著三個出現在晚明，晚明的確是思想自由個性解放的時代，士大夫最愜意的時代。
錢謙益晚年也不無留戀地寫道：
（萬曆間）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網疏，風俗美。士大夫閒居無事，相與輕衣緩帶，流連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蔭藉高華，寄託曠達。居處則園林池館，泉石花葯；鑑賞則法書名畫，鐘鼎彝器。又以其間徵歌選伎，博篡蹴踟，無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謂遊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為富貴容者，用以點綴太平，敷演風物，亦盛世之美譚也。（錢謙益：《瞿少潛哀辭》）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清初幾位大師——實即殘明遺老——黃梨洲、顧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們的許多話，在過去二百多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思想象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絃震得直跳。他們所提出的‘經世致用之學’，其具體的論證，雖然許多不適用，然而那種精神是超漢學、超宋學的……讀了先輩的書，驀地把二百年麻木過去的民族意識甦醒過來。他們有些人對於君主專制暴威作大膽的批評，到這時拿外國政體來比較一番，覺得句句都口心切理，因此而從事於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運動。總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它，是殘明遺老思想之復活。”
梁啟超說，具有啟蒙意義的《明夷待訪錄》比盧梭的《民約論》還要早數十年。孫中山將這部書的初稿《留書》贈送給日本友人，表示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決心。
在梁啟超看來，晚明的學術思想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明清之際以李贄、黃宗羲、唐甄及其王艮等為代表的社會思潮，就是中國的早期啟蒙思想，而且是本土的思想而不是西方的思想。澎湃的人文主義思潮是晚明的一大特色。
十七世紀的明朝，無疑是西方向往的聖地，過去的傳教士還是今天的史景遷，最喜歡做的就是“明朝夢”。
明朝滅亡清朝建立以後，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人再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那個舉世無雙的國家沒有了，看到的是一個野蠻落後的國家。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財務總管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道：“事實上，觸目所及的無非了貧困落後的景象。”“（清）貧困得讓人吃驚，一路上我們丟掉的垃圾，被人撿去吃。”“叫花子一樣的軍隊”。
馬戛爾尼對清朝的結論就是：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與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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