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故地”兴起的盗猎盗采

所评图书:

书名:《帝国之裘》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满洲故地”兴起的盗猎盗采

中国东北,迟至19世纪晚期仍然有大片大片的地区未被开发。这让前来游历的欧美探险家、博物学家兴致盎然。

英国18世纪后期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而同时期的欧洲大陆,以普鲁士等德意志国家为代表,兴起了大规模的改造自然运动,抽干沼泽积水,大量砍伐林木,以扩充农垦用地和工业用地。而在美国,19世纪中期一方面也进入激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在西部大地上席卷淘金热。再加上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新大陆后粗暴的破坏了土著居民的经济结构,人为发展形态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以上种种,都使得欧洲和美国19世纪后期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问题,物种多样性也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欧美探险家会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到处寻找所谓的世外桃源。中国东北,也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满洲地区,因为长期以来居住人口稀少,城镇分布稀疏,居民生活和农牧业对于生态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些探险家惊喜的看到,许多在欧洲已经灭绝了的鱼类,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东北河流里。在当时,中国东北植被丰富,虎、熊、麋鹿、野猪和貂遍布丛林,几乎完全符合任何定义上的世外桃源的标准。

“满洲故地”兴起的盗猎盗采

“满洲故地”兴起的盗猎盗采

这当然是个巨大的误会。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最初崛起于东北,之所以长期维持东北地区的“原始”形态,正如乾隆帝在《御制盛京赋》中所谈到的那样,是希望借此来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力量,所以包括他在内,历代清代君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征召士兵、设立卡伦、绘制舆图、注册人口,并严厉惩罚盗猎盗采者、调查贪污案件、改革官僚机构。

但上述努力终将失败。这是因为清王朝竭力向中国全国推行不同于汉家传统的文化、生活传统乃至价值理念,人参、珍珠、毛皮等主要出产于东北的物品成为清朝年间最能彰显身份的高端商品。由此产生了专门的进贡、狩猎、开采体系,并驱动了强有力而无法禁绝的盗猎盗采。尤其是乾隆统治年间,盗猎盗采发展到让大量的貂、狐狸和松鼠消失,野生人参被采光,采菇人把蘑菇连根挖掉,淡水蚌无法孕育珍珠的疯狂程度。皇权令人惊讶的败于世俗利益尤其是权力、等级观念、商业利益挟裹而成的合力之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致力于研究中国于内陆亚洲、环境史等问题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谢健所著的《帝国之裘》一书。这本书借助大量的满、蒙语文献和档案资料,对清代东北地区的环境变迁进行了深刻考察,对读者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满洲故地”兴起的盗猎盗采

“满洲故地”兴起的盗猎盗采

全书开篇首先考察了清代从皇室到贵族、官员、商绅阶层对边疆资源需求增加的原因、动力所在。书作者指出,清廷一方面沿用了明朝的一些官方用语、统治机构和宫廷服饰,但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其满洲特色,比如毛皮(特别是黑貂皮、猞猁皮等顶尖毛皮)、东珠、马靴、有马蹄袖的马褂就替代了之前最受欢迎的汉家服饰,又如清代皇室一直将鹿肉、牛奶、口蘑作为最为重要的食物供应。这些特征旨在保持清代统治精英的“野性”所在,表示能够与自然(力量之源)保持密切互动,淳朴,诚实。中原汉族士大夫曾将毛皮之物认定为蛮夷专属,但这样的偏见显然无法对抗基于皇权的推动,尤其是皇帝会频频将毛皮等“满洲专属”的物件赏赐给功臣,使之享有荣耀,这就成功的祛除了过去的那种价值偏见。

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北京城里,以及帝国的其他大城市,最受喜爱的野味来自于东北、蒙古等地区的供应,如獐、野猪、鹿、野鸡等;汉族士大夫也在积极模仿满族精英的毛皮穿戴,《红楼梦》里就不止一次提到过全盛时期的贾府,拥有至少数百张珍贵的动物毛皮。这一时期,帝国用兵主要针对的是西南、西北方向的叛乱,而整个中原相对稳定、富足、和平,商业力量发展很快,这就让东北等地区专门的进贡、狩猎、开采体系,发生了剧烈的膨胀扩张,很快发展到让清朝皇帝感到忧心,不得不下令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地步。

康熙帝统治时期就已经意识到满族八旗子弟在北京和各省城,已经丢掉了淳朴个性,而是被汉族文化、世俗社会、商业潮流所同化,这坚定了清朝皇帝维持满洲故地纯洁性的观念。而抵制沙俄侵略渗透,清廷拿出的应对办法也是继续让东北地区维持着游牧、城镇分割的状态,制造若干个无人区、人烟稀少的放牧区(这样一来,侵略者的痕迹就很容易暴露,而不会被湮没在密集市镇和人口之中)。清廷所谓的满洲故地,满蒙居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居民的职责就是为帝国进贡前述各种带有满洲特质的物品,但如前所述,利益驱动很快使得进贡、狩猎、开采体系,发展出规模很大的盗猎盗采。清廷的珍珠、毛皮、人参、口蘑等物品的猎取、开采管理政策,都逐渐从鼓励产量发展到限制产量,并积极打击盗猎盗采,但这些政策也很快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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