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是生意，一頭是抗日。鄭興的行蹤，遭到了一些人猜疑，給他引來殺身之禍。他們不知道，鄭興抗日是真抗日，生意是為抗日籌集軍用物資。
調查有關廉頗墓碑的過程中，記者瞭解到，以鄭興為首的幾名德高望重的族長、知識分子，堅決主張為廉頗豎立一座墓碑。1938年左右，博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導致大家提出這種方式凝聚人心。
2019年10月21日，記者在走訪的過程中瞭解到，黑鐵山抗日武裝起義成立“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五軍”不久，在博山五福峪村成立了“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六軍”第一總隊。
△孫悅欣在講述鄭興的事蹟。
五福峪成立抗日武裝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這段歷史撲朔迷離。鄭興作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參謀長，竟然被自己人誤殺，近40年後才平反昭雪。由此可見，戰爭年代的環境不但殘酷，而且非常複雜。
1937年12月30日，日軍佔領博山城，第二天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謙益祥慘案。慘案中有名有姓的罹難者達79人，傷者30人。這一慘案讓附近的村民受到震動。“1938年，他們豎立廉頗的墓碑，是表達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王濟世是原博山區史志檔案局局長，1999年，鄭興的兩個兒子回老家給父親遷墳的時候，王濟世曾經採訪過他們。當時，鄭興之子鄭良琛向王濟世口述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1938年1月，中共博山特支負責人張敬燾來到五福峪村，鄭興與徐化魯正在談論當前的形勢。”王濟世說，徐化魯當時是博山縣聯莊會訓練大隊長。“張敬燾向他們介紹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動員他們同中共合作，公開建立一支抗日武裝。這時，省委派來了譚克平，他們4人共同組成了這支抗日武裝部隊的領導班子。”
“豎立廉頗墓碑應該是1938年稍晚些時候，因為年初，鄭興的工作非常多，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很多。春節後，鄭興、徐化魯把組織起來的人帶到萊蕪縣常莊一帶集合，部隊大部分人員和總隊部駐在響水灣的三官廟小學。”原博山區文化局局長孫悅欣剛剛創作完成了《博山鎮抗戰史話》一書，他對博山鎮的這段歷史非常熟悉。
在社會各界群眾的支持下，部隊很快發展到200多人，定名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六軍”，這支部隊編為第一總隊，徐化魯任總隊長、鄭興任參謀長、譚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張敬燾任副主任。黨組織隨後動員部分黨員和民先隊員參加。
1938年4月，他們和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一中隊，聯合原國民黨博山縣保安大隊長李興唐從蒙陰縣拉起的一支隊伍，共同攻打博山城，殲滅漢奸數十人，摧毀了敵“維持會”。
佔領博山後，他們又相機撤出。不久，鄭興帶領一部分人整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鄭興任參謀長，為三支隊建設發揮其軍事、組織才能。
△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六軍總部舊址紀念碑。
曾在東北參加抗日鬥爭
“為什麼讓鄭興當參謀長？這跟他的特殊經歷、才幹分不開。”王濟世告訴記者，1938年前，鄭興曾任東北抗日救國軍的軍法官兼第五旅旅長。
“鄭興，又名鄭漢卿，1885年生於五福峪村。其家境貧寒，祖父、父親以種田、放牛謀生。”孫悅欣告訴記者，鄭興18歲時因為不同意家裡的包辦婚姻，離家出走下關東，先後在瀋陽當郵差、電話工，1921年考取了吉林警官學校，畢業後（1925年）被派往中朝邊境的延吉二道溝警察署，後升任署長。“在二道溝，朝鮮警察署所長金瞎子總是製造邊界矛盾，被鄭興教訓了一頓。鄭興因此被調往他處任職。”
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鄭興的性格和脾氣。
“1932年2月8日，延吉縣小城子（今汪清縣春陽鎮）成立東北抗日救國軍，這支隊伍的領導人王德林，和鄭興是摯友，又是山東老鄉。他委派鄭興為軍法官兼第五旅旅長。”王濟世告訴記者，這支隊伍打了幾次勝仗。日本關東軍天野少將集結上萬名關東軍，帶著野炮隊和40多輛軍用卡車及騎兵一部，從吉林抵達敦化縣城，妄圖一舉消滅剛剛建立不久的東北抗日救國軍。“在日寇殘酷圍剿下，加上兵力懸殊，鄭興只得隨王德林退到了蘇聯境內。”
1935年，鄭興回國。因被日本關東軍通緝，他只得帶領妻兒回到了博山五福峪村。
“鄭興非常有才幹，一直負責為東北抗日救國軍籌集軍需，既有戰爭戰鬥經驗，也有對敵鬥爭經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王濟世告訴記者，1939年，經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楊國夫、政委徐斌洲等首長研究，由鄭興和第三支隊駐淄博辦事處主任張仲三帶領一個武裝連到魯中山區的萊蕪、沂源、博山、淄川、益都一帶籌款籌糧、搞藥品。
籌集給養時受傷
張敬燾回憶組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六軍時，總結了幾點成功的經驗，其中提到鄭興在博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影響，並曾在東北抗日部隊當過軍官，有一定的軍事知識和活動能力，在部隊建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秋，環境惡化，加之日寇的嚴密封鎖，三支隊糧秣物資供應發生了極大困難。鄭興通過人熟、地熟的有利條件，在博山、萊蕪一帶設立了給養籌備處，為三支隊徵集了大批的衣服、鞋子和數萬斤糧食。”王濟世告訴記者，鄭興通過上層社會人物，為部隊籌集了一批衣物和款項，在日寇殘酷“圍剿”和嚴密封鎖之下，為三支隊提供了必要的物資保證，為鞏固清河平原抗日根據地做出了積極貢獻。
“當時，三支隊在魯中山區建造了一處兵工廠，修理製造各種槍械彈藥。鋼鐵為日寇控制物資，嚴禁外運。鄭興設法打入敵佔區，通過敵偽上層人物關係和礦山、工廠裡的熟人，為兵工廠購買了大批鋼材，保證了正常生產。”孫悅欣告訴記者，鄭興和警衛員經常到魯中山區活動，行動不便，組織上配給他們每人一匹戰馬。到魯中山區不久，鄭興看到部隊經費十分困難，就把兩匹戰馬賣掉，把錢交給部隊作為應急經費之用。當時，他已50多歲，但身體健壯，經常步行奔波，不畏艱險，日夜為三支隊籌集給養。
“1940年春天，鄭興和警衛員王京亭從池上準備到郭莊為部隊籌集給養。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兩人在山間小路上艱難地行走。鄭興因年齡較大，加上道路崎嶇，不慎一腳踏滑，滾入山溝摔成重傷。”孫悅欣告訴記者，王京亭將已經55歲的鄭興揹回家。之後，鄭興便在家中養傷。
鄭興血灑五福峪
據博山第一任公安局局長夏新生的回憶，當時有人認為鄭興有些問題，因為當時鄭興能搞到當時稀缺物資鋼材，這些鋼材是給三支隊兵工廠做武器的。
“當時鋼鐵是戰略物資，一般人搞不到，三支隊的兵工廠要正常生產，必須通過特殊途徑購買鋼材。”王濟世告訴記者，鄭興處世老練，能夠跟各種各樣的人物打交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根據夏新生回憶，當時泰山區領導就安排工作人員跟鄭興聯繫，1940年4月，兩名同志來到了五福峪村。
“那天黃昏，鄭興聽到有人喊自己，抬頭一看來人身著便衣。”王濟世告訴記者，根據鄭興之子的口述，當時，鄭興坐在桌前寫東西，警衛員王京亭不在身邊。聽到槍聲後，王京亭迅速趕來，發現鄭興已經中彈倒下。
後來，得知當時雙方發生誤會，鄭興不幸中彈身亡。近40年後，經中共山東省委派員認真調查核實，1979年2月12日作出決定，“為鄭興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經山東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認為烈士。
1999年清明節前後，鄭良琛回到博山為父掃墓立碑，碑文為張敬燾親筆題寫。“從‘九一八’事變後，鄭興就投身抗戰。因發生誤會不幸犧牲，他為民族、國家奉獻的精神將無法磨滅。”孫悅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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