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来到佳县的。至今已有51个年头了。是从小接受的爱党、爱国，言必行、行必果的教育让我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坚持了下来。五十多年来，我心中始终装着两个承诺：一个是毕业时向学校的承诺：“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个是初来佳县时，向佳县人民的承诺：“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五十多年来，我经历了三个心路历程，即被动过程、主动过程和情到深处的不舍过程。和习近平总书记一样，同是那个年代从北京到陕北，他们是学生，那么小就离开父母、离开从小生长的城市来到陕北农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而我们已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且还有一份当时来说收入不菲的工作，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毕竟北京和佳县有如此大的落差。毕竟是刚出校门，刚离开父母来到异地他乡，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个年代的佳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生活和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当时我们喝的水是用驴拉车从山底下驼上来的，浑浊的黄河水，而且每人每天只给一瓢水，我们只好两个人合用，一瓢用来两个人早晚洗漱，一瓢用来喝。每天攒上一点用来洗小衣服。而大一点的衣服则要步行到山下在吕家坪河里洗。佳县一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洼，几乎没有平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路上积满厚厚的一层雪，我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塑料底棉鞋出诊。走了不到十里路，就跌了几十跤，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走、再跌跤，摔疼了，就忍着泪，对自己说：“没事、没事”。叫我出诊的老乡实在不忍心，对我说：“路医生，别走了，我把孩子抱来。”老乡是好心，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孩子那么小，又有病，怎能经得起严寒，况且冰天雪地怎么看病啊？快到村口，有个下坡，为了早点赶到病人家里，我干脆坐到地上往下滑，差点掉到沟里。当我继续前行时，深深体会到，含着眼泪前行的人心里必有坚强信念，我当时心里只想有个病人在等我救，时间就是生命，我只能快速前行！
每次下乡或是给病人检查病时，都会被传染上虱子，头上、毛衣里都有，很不容易消灭。老乡教我怎么捉虱子、掐虮子，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小虫子，很害怕，不敢捉更不敢掐，只能忍受奇痒难忍之苦。后来在老乡家过夜的时候，我就把衣服高高挂起，第二天抖抖再穿上。
当时，医院实行的是一周24小时值班制，隔1—2周我就要值班。每次值班要连续工作7个昼夜才能休息一天，到了第7天，人已经筋疲力尽了。有一次，在第7天值班的晚上，我正庆幸明天可以美美睡一觉时，突然抬来一个肠梗阻、肠穿孔的病人，需要紧急手术。但当时的佳县不通电，等我准备好汽灯、生起手术室的三个火炉子、准备好消了毒的手术器械和敷料等已是深夜。手术持续了2个小时，取出蛔虫团，缝好肠管，准备缝皮的时候，我却倒了下去，一直昏睡到星期二的早上。不止我一个，当时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治病救人。
分到佳县后，我成为了榆林地区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加上佳县的贫穷落后与封闭。我的每一个诊断治疗，都直接关系到这里儿童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佳县医院要求每一位医生在内、外、妇儿、中医甚至针灸方面都要能独挡一面。我每天在煤油灯下，坚持学到深夜。天不亮又起床去修梯田、修公路，收工后接着上班。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条路是自己选的，也是自己对学校的承诺。打退堂鼓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作风，再难也要坚持，我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我生命中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情，改变不了命运，只能改变自己。
以上就是我在佳县的被动过程。这个过程中，我度过了喝水关、走路关、虱子关和劳累关。
来到佳县后，亲眼看到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年年靠天吃饭，靠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人们衣服褴褛、吃糠咽菜，小病扛大病也扛，加上缺医少药，交通十分不便，许多病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的病人去世在抬往医院的路上，有的病人死在黄河的渡船上，有的病人来到医院已奄奄一息。由于贫穷封闭、卫生条件差、观念落后，甚至迷信，肺结核、麻疹、营养不良、新生儿破伤风、百日咳等疾病蔓延，有患肺结核的小儿因捂被而在来医院路上死亡。一些腹泻、脱水、酸中毒的病人因为医疗条件有限而休克死亡，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一次难忘的出诊经历。那次，我走了一个小时的夜路，来到病人家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到一孔破旧的窑洞，家里只有二口缸和一个锅台，半边炕没有铺炕席。只见一名披头散发的妇女坐在一个土袋子上。她是一个产妇，我到她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了。只见另一名妇女死死地揪着产妇的头发。我问她，你这是在干什么，她说，是怕产妇“血迷”了。 所谓的“血迷”其实是失血性休克，是产妇失血过多引起的血压下降、神志不清。一转眼，又看见一名妇女拿着一把黑乎乎的家用剪刀，准备给孩子剪脐带。我急了，大喊道：“你别剪！”后来，我用消毒器械、敷料给孩子断脐，避免了一例死亡率近乎100%的新生儿破伤风事件的发生。
眼前的这幕让我心情非常沉重，这里的妇女儿童太可怜了。这次出诊回来，我立即向医院党支部表示：这里就是最需要我的地方，这里的人民就是最需要我的人。我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用一句小诗勉励自己：“百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句话，需要一辈子去付出，这就是我的第二段心路历程，主动留在佳县的过程。
下面就是我情到深处的不舍过程。
这51年中，我有机会调回北京，调往西安，但我仍没离开佳县，就是因为我已融入到“佳县人”这个群体中。佳县人民懂我，我也懂他们。
首先是我舍不得佳县医院，舍不得佳县医院的小儿科。1984年，组织上接受我的建议，由我创办独立的小儿科，从医者仁心的角度出发，引导医护明白医生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为患者着想。不但要考虑患儿当下的疾病要早点治愈，还要考虑药物、操作，对孩子一生健康的影响。还要去考虑对本地区微生物环境的影响，防患于未然。我反复给医护人员强调，检查要仔细、诊断要慎重，用药要再三推敲，要考虑利弊。在创办小儿科的过程中，提倡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处理好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护士、医护与病患的关系，着重在提高技术水平。我四处筹资，并自掏腰包，让科里所有的护士分批到西安儿童医院进修。她们的业务能力提高得很快，并且在全区小静脉穿刺比赛中获得了集体和个人的第一名。当时佳县是全区最穷的县，佳县医院是全区最落后的医院，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让人振奋。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个学以致用、关系和谐、作风优良的科室建起来了。佳县医院是我付出青春的医院。在医院创办三级甲等医院、爱婴医院的过程中，我一路坚持、一边成长、一边领悟：没有担当的领导不是好领导，只有无私的领导才是无畏的领导。
其次，我舍不得让我一次次感动的佳县干部群众。初来佳县，我不会生火，为了不让我住在冷窑洞里，佳县老乡天天帮我生火，这一帮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天天如此。当我生孩子大出血、严重贫血的时候，同事们纷纷主动为我献血。在我的丈夫骨折、孩子小、工作忙的日子里，又是佳县老乡帮我担水、做饭、哄孩子。当时他们也很穷，但仍然不惜人力、物力帮助我度过难关。更让人感动的是，有的佳县朋友临终时，念叨的是我的名字，把妻儿老小托付给我。总之，佳县人民把人间最真诚的爱和信任给了我。我舍不得佳县人民。
最后，我舍不得我在佳县的家。我的丈夫是绥德人，和我结婚时，他是一名护士。后来到防疫站工作。他对党忠诚、对工作敬业，对家人、对朋友忘我和无私。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动着我。结婚时我和他有地域、职务等的差距，但我发誓不离不弃，我坚守这一承诺。家的情怀，也让我不愿离开佳县。在佳县，经过我医治的4代人的家庭，比比皆是。他们对我的称号从“小路”变成了“老路”。走在佳县的街道里，有人叫我“路姐”，有的叫“路姨”，还有人叫“路奶奶”，我就是一只拴着线的风筝，无论走到哪，只要病人一拉线我就会回到他们身边。一位佳县的老年妇女对我说：“路大夫，你一辈子不忘佳县人民，佳县人民也不会忘记你。”这大概就是“情到深处”的过程。
今后怎么做——
我是1999年退休的，那年我55岁。虽然我从医生这个职业岗位上退休了。但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退休时间，作为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也没有退休时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的入党誓词一直激荡在我的心中。因此，我选择了公益事业，积极发挥正能量，用自己微薄的能力，为“树立社会合法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这一事业做贡献。党和人民把我培养起来，佳县人民赋予我职业生涯的职业道德，我也融入了佳县，我没有理由不为佳县人民继续服务，所以，至今我仍在佳县生活和工作。
截至2018年12月，我已兑现了“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的承诺，2019年又开始新的征程、践行我曾在媒体采访中的承诺“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春节前，佳县县医院和佳县中医院两家医院的领导多次来我家，要聘我重新工作，并说这是医院广大职工和群众的呼声。这可为难我了。孩子们说，我年龄大了，还是颐养天年，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我的老师98岁高龄，还在北京儿童医院坐诊，还像当年我上学时看到的那样，站起来迎送每一个病人和家属，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个病人，和蔼可亲地介绍病情和注意事项，还是那样实事求是地坚持“少花钱治大病”的原则。面对老师，我心潮起伏，老师为什么这么大的年龄还要工作？他是想利用有限的生命，最大限度为患者服务。所以，我决定每周一、三、五到这两家医院义务坐诊。
当我再次踏入佳县县医院的那一刻，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上个月，我有幸参加了三秦最美医务工作者颁奖大会，在舞台上我看到首都医科大学校友发来的视频，没想到我对校友的一句嘱托“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竟传遍了整个首都医科大学校园。斩病魔，济世救人五十载；为人民，精业尚德正青春。老校长吴阶平的校训：“扶伤济世 敬德修业”，这是母校对我的许诺和期望，也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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