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一次也未謀面
郭沫若所讀的魯迅第一篇小說是《頭髮的故事》，那是1920年發表在《學燈》上。這也是他“第一次看見的中國近代小說”。他對這篇小說乃至魯迅的創作風格，是這樣評價的：“我當時很佩服他，覺得他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大有自然主義派的風味。但同時也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
當郁達夫勸他再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已不是十分在意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稍加遏抑”。
魯迅聞之則不以為然，他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並不妨去做媒婆”。“我終於並不藐視翻譯”。同時，他對郭沫若的翻譯風格，比較隱晦地批評道：“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年輕氣盛，受著蘇俄文學的薰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
魯迅對此極不高興，他說：“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冒險’旗子底下掄板斧。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吶喊》二版時，魯迅偏偏刪去被成仿吾推為佳作的《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
魯迅決不僅僅針對成仿吾一人，自然也包括創造社內郭沫若等人。他還動氣地批評說，創造社同人在“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這幾個人中便有魯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執教的許廣平致信魯迅，盼望他速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魯迅回信說：“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不必急急趕到了。”
從魯迅的調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願與郭沫若等為伍的。只是過了幾天，為許廣平的熾熱的感情所動，才再次去信解釋，“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
魯迅終究沒有成行，他告訴許廣平，與郭沫若及創造社間的關係，是因為有好事者從中挑撥所致。如狂飆社的高長虹，“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他還在一篇雜文中嘲諷高長虹的無事生非：“在廈門的魯迅，／說在湖北的郭沫若驕傲／還說了好幾回，在北京。”
直到1月，魯迅才來到廣州，而此時郭沫若己離開廣州。他們多次近在咫尺，卻總是失之交臂。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他們同在上海，都是日本書店老闆內山完造的朋友，內山書店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可是，他們竟然一次也未謀面，此中緣由確實令人費解。
郭沫若
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無聊的糾葛
高擎“革命文學”的大旗，創造社一窩蜂似地向著魯迅發起攻擊。
郭沫若以杜荃筆名在《創造月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其語氣更刻薄，氣勢更唬人。他說：“魯迅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於尊重自己的身體髮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
在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爭論時，郭沫若還多少理解魯迅。此時郭沫若竟說他們都是非正義的，將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的論戰喻為“帝國主義者間因利害衝突而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哪一個猩猩”？
為稱快一時，他對魯迅作出這樣的結論：“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餘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牧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完全錯了。他是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
從《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到《“眼中釘”》，再到《的發端》等，郭沫若對魯迅的批評，上綱上線，完全置於革命的對立面。
魯迅對青年的態度歷來是，“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但是，面對如此可怕的事實，他的思路轟毀，周身戰慄，不得不起而反擊。魯迅心中雖然也不免悽婉，但還是採取了冷靜的態度，所進行的反擊也僅僅是隻言片語，終不失為仁者風度、長者胸懷。
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
1936年，魯迅的肺病日見深重，體質每況愈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口號論爭，又耗去了他的愈顯珍貴的心血和精力。
這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
魯迅信中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這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
在日本的郭沫若讀後深感愧疚，對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的觀點，表示“徹底佩服”。
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著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寫成《搜苗的檢閱》，有意向魯迅表示歉意。他們的誤解本可煙消雲散，而死神卻一步步逼近魯迅。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
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於11月3日在日華學會舉行追悼魯迅大會，郭沫若參加大會，並送花圈。親筆書寫輓聯，表示他的深深的懷念之情。
魯迅去世不久，便有人往魯迅臉上抹黑。這些人責備魯迅語言尖刻，愛罵人等。郭沫若挺身而出，為之辯解說：“魯迅之受人責備，是因為他愛罵人，但他為什麼要罵？他所罵的是否該罵？……同樣是罵人，而魯迅之所以受青年愛戴者，是因為他罵的對象，是既成的社會惡，為無染的青年所未具有。魯迅之罵出於愛，他是愛後一代人，怕他們沾染了積習，故不惜嘔盡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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