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廣：
事實證明，元末至清前期這次“江西填湖廣”的人口流動，基本原因是江西人口眾多而耕地不足，湖廣則是轄區遼闊而人口稀少，遷徙的形式以民間自發進行為主流，這兩點都是長時段起作用的因素。
移民遷徙的方式還有軍屯。江西人隨軍屯田湖廣，落籍定居的事例，在元末明初就有，如江西吉州吉水縣王氏人籍湘潭縣即是。
朱元璋爭奪天下時的屠殺政策，導致湘潭“存者唯七姓，姓各一人”，而後招徠四方之人充實其地，同時實行軍屯。當時的王瓊以都指揮使領兵鎮守，其兄弟跟著過去也成了新貴，“分屯膏腴之地”。
於是，王氏憑藉軍政權勢，佔有大片良田，“雖非舊族，而支族之散處者多踞勝地，遂為縣中甲姓”。所以，洪武初年的軍事政治環境，使湘潭的土著居民幾無孑遺，充實其地者或為軍隊，或為移民。
儘管明朝的招徠政策是普遍性的，不分籍貫省別。由於江西與湖廣地方相連，歷史上兩地的人們早有緊密交往，尤其是江西為當時的人口大省，數量大超平均線，而荊沏正在草萊初開之際，加上官府政策的驅使，故而遷去湖廣的人自然數量眾多，接踵而至。然而，“安土重遷”的觀念同樣濃厚的江西人老是不停地外遷，還有一個難於抗拒的直接推力，就是田糧差役繁重。
從明朝一開始，江西人民就承受“供億更繁”的重負，以後持久不改，一二百年之後，嘉靖時江西巡撫胡璉、南贛巡撫陶諧還在上奏，力言江西“田少人多、糧繁差重”，請求朝廷減免田糧。在官府的糧繁差重之餘，又有地方豪強的乘機轉嫁，致使中下戶的負擔更加不合理，迫使他們擠入破產流亡的歧路。
江西農民長期承受田糧弊害，導致破產者源源不斷地加人流亡大軍，他們中的一股遠走隔壁的湖廣謀生，一股就近逃入省內的荒僻山區，如贛東北的姚源洞，南昌西北部的華林山、醴源山，贛西南的橫水、桶崗山區，這些地區皆是“官府平日不到，法度有所不加”的三不管之地，成為“避役逃民並百工技藝遊食之人”彙集的中心點，藏匿在這些地方的農民可能短時間“差役不當，稅糧弗納”，過著任便“墾山耕活”的自在日子。
可是，這種化外的“好景”不長，原地的官府逐漸跟蹤追捕，附近的豪強加緊勒索，逃亡者或再次陷入統治網中，或被迫鋌而走險，築寨踞守，演化成了“寇盜”，最後遭官軍殘酷剿殺。
然後，他們的田地被沒收，山寨廢墟變成了新的縣治，如萬年縣、安義縣、崇義縣等，倖存下來的人戶重新納入戶籍賦稅系統。
從破產逃亡，一變為山寨盜寇，再變回為新縣治的民戶，實現著王守仁“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儀冠裳之地”的統治設計。
事實上，這條出路並非逃亡本省山區者所特有，遷入湖廣等別省的農民，也只能是“小心以奉官法，勤儉以辦國課”，方才可以安家落戶，繁衍生息下去。例如，荊襄地區的幾十萬流民，同樣經歷了由任便耕墾者演變為盜賊（被鎮壓的“荊襄流民起義者”），再變為成化十二年(1476)設立的鄖陽府管轄之下的百姓的艱難曲折過程。
江西人遷徙湖廣謀求發展，與在本省山區逃亡藏匿，甚至演變為山寨盜寇比較，存在明顯的區別，政治上有官府認可的正當合法性，人數很多，卻沒有被視為社會危機，沒有被看作盜寇而遭鎮壓的事例；落籍定居的所在主要是人少地廣、生產條件優越的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不是官府管轄很疏漏的深山區。聚焦湖北，首先是東部的黃州府、武昌府，其次為中部的江漢平原（包括荊州府、漢陽府、沔陽州）以及德安府、襄陽府等地。
明代黃州府管轄一州——蘄州，八縣——黃岡、麻城、黃陂、黃安、蘄水、羅田、廣濟、黃梅。北接河南，東靠安徽，南聯江西。武昌府下轄的興國州轄區，更是毗連江西，在北宋、南宋時代同屬一個大行政區——江南西路，相互關係尤為緊密。
“江西填湖廣”浪潮興起之時，黃州、武昌地區隨即成為首先落足之地。黃岡縣民國七年修《餘氏族譜》卷一的《源流考》說：“岡邑人煙繁盛，戶口輻輳，考其所自，多由明初奉令從江右遷徙而來。”1945年黃岡縣《高氏族譜》卷首寫道：“有明定鼎之初，我祖華遠公駕一葉扁舟，涉鄱湖之浩瀚，始卜居於岡邑之北上伍鄉。”
曹樹基博士在《中國移民史·明時期》一書中，對明朝時期江西人口流向湖廣的歷史事實歸納說：在湖南，“來自江西的移民氏族在來自各地氏族中佔有絕對的優勢，佔78.5%，即使其中有一些家族是附會於江西的，但江西移民是主體移民則是不容置疑的”。
在湖北，黃州府移民人口共有38.8萬，其中來自江西饒州府、南昌府等地移民共有33.8萬（內軍籍移民為3.4萬，民籍移民為30.4萬），佔87.1%；武昌府的民籍移民為12.2萬，約有85%來自江西，計10.4萬；江漢平原（荊州府、漢陽府、沔陽州）的移民有26.3萬，約80%為江西移民，計21萬；綜合湖北各府移民原籍資料統計，民籍移民共有79萬，其中來自江西的佔70%，約為55萬人。
如果不拘泥於具體數字的計算，而是估量移民人口大勢，他的結論是對古籍中“江右籍居多”、“籍皆自江右而來”、“江右獨多”評議的量化，也是在人口學上與古人切身感受的呼應。
在“江西填湖廣”的流民大潮之中，江西移民不僅只是遞補著湖廣人口，還有一部分直接進入雲南、貴州、四川大地。歷史記載說，明代中後期，江西人尤其是撫州商人多半遷往四川、雲南、貴州。萬曆年間，雲南瀾滄兵備副使王士性說：“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撫州。餘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之人居十之五六”；“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
士性看到的江西撫州移民，不僅是城市中數量很多的商販，而且深入到土府、土州，活躍於鄉村，代徵賦役；甚至越過境界，進入“緬莽”地區，“雖異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長頭目無非撫人為之矣。”
湖廣填四川：
椐《四川通志》記載，事實是這樣的：1644年，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等入川，12月稱帝建立政權，國號“大西”，定成都為“西京”。四川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濫殺邀功，張獻忠也有濫殺之嫌。繼而是南明與清軍的戰爭；還有吳三桂反清後與清軍的戰爭。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戮。據官方統計，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萬人。一些州縣的戶口存損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殘餘人口約為60萬人。
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憂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在奏摺中提及了一些移民辦法。
比如，可以命令與四川相鄰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記註冊，然後由四川“差官接來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臺一項移民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來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龍椅上也正為全國的稅收和重建問題焦頭爛額。
他接二連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摺，召集相關部門聽取有關彙報，正式頒佈了一份名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的詔書，下令從湖南、湖北、江西、廣東等地大舉向四川移民。
大量的移民資料，讓我們具體認識到“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是兩個連續性的移民浪潮。
廣袤的湖廣是因為江西移民湧進而普遍開發，而由於戰亂破壞遭致人口凋零的四川，得以重新旺盛，既是湖廣移民所致，也是江西移民所致。
廣泛流傳的“湖廣填四川”之說，究其實際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江西填四川，不少江西人先已移居湖廣，若干時間之後再進入巴蜀，“或者說，江西人口在往湖廣流動的同時，又與湖廣人口一道，流向四川、流向西南”。
閱讀更多 宜豐會長大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