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
事实证明，元末至清前期这次“江西填湖广”的人口流动，基本原因是江西人口众多而耕地不足，湖广则是辖区辽阔而人口稀少，迁徙的形式以民间自发进行为主流，这两点都是长时段起作用的因素。
移民迁徙的方式还有军屯。江西人随军屯田湖广，落籍定居的事例，在元末明初就有，如江西吉州吉水县王氏人籍湘潭县即是。
朱元璋争夺天下时的屠杀政策，导致湘潭“存者唯七姓，姓各一人”，而后招徕四方之人充实其地，同时实行军屯。当时的王琼以都指挥使领兵镇守，其兄弟跟着过去也成了新贵，“分屯膏腴之地”。
于是，王氏凭借军政权势，占有大片良田，“虽非旧族，而支族之散处者多踞胜地，遂为县中甲姓”。所以，洪武初年的军事政治环境，使湘潭的土著居民几无孑遗，充实其地者或为军队，或为移民。
尽管明朝的招徕政策是普遍性的，不分籍贯省别。由于江西与湖广地方相连，历史上两地的人们早有紧密交往，尤其是江西为当时的人口大省，数量大超平均线，而荆沏正在草莱初开之际，加上官府政策的驱使，故而迁去湖广的人自然数量众多，接踵而至。然而，“安土重迁”的观念同样浓厚的江西人老是不停地外迁，还有一个难于抗拒的直接推力，就是田粮差役繁重。
从明朝一开始，江西人民就承受“供亿更繁”的重负，以后持久不改，一二百年之后，嘉靖时江西巡抚胡琏、南赣巡抚陶谐还在上奏，力言江西“田少人多、粮繁差重”，请求朝廷减免田粮。在官府的粮繁差重之余，又有地方豪强的乘机转嫁，致使中下户的负担更加不合理，迫使他们挤入破产流亡的歧路。
江西农民长期承受田粮弊害，导致破产者源源不断地加人流亡大军，他们中的一股远走隔壁的湖广谋生，一股就近逃入省内的荒僻山区，如赣东北的姚源洞，南昌西北部的华林山、醴源山，赣西南的横水、桶岗山区，这些地区皆是“官府平日不到，法度有所不加”的三不管之地，成为“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汇集的中心点，藏匿在这些地方的农民可能短时间“差役不当，税粮弗纳”，过着任便“垦山耕活”的自在日子。
可是，这种化外的“好景”不长，原地的官府逐渐跟踪追捕，附近的豪强加紧勒索，逃亡者或再次陷入统治网中，或被迫铤而走险，筑寨踞守，演化成了“寇盗”，最后遭官军残酷剿杀。
然后，他们的田地被没收，山寨废墟变成了新的县治，如万年县、安义县、崇义县等，幸存下来的人户重新纳入户籍赋税系统。
从破产逃亡，一变为山寨盗寇，再变回为新县治的民户，实现着王守仁“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仪冠裳之地”的统治设计。
事实上，这条出路并非逃亡本省山区者所特有，迁入湖广等别省的农民，也只能是“小心以奉官法，勤俭以办国课”，方才可以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下去。例如，荆襄地区的几十万流民，同样经历了由任便耕垦者演变为盗贼（被镇压的“荆襄流民起义者”），再变为成化十二年(1476)设立的郧阳府管辖之下的百姓的艰难曲折过程。
江西人迁徙湖广谋求发展，与在本省山区逃亡藏匿，甚至演变为山寨盗寇比较，存在明显的区别，政治上有官府认可的正当合法性，人数很多，却没有被视为社会危机，没有被看作盗寇而遭镇压的事例；落籍定居的所在主要是人少地广、生产条件优越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不是官府管辖很疏漏的深山区。聚焦湖北，首先是东部的黄州府、武昌府，其次为中部的江汉平原（包括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州）以及德安府、襄阳府等地。
明代黄州府管辖一州——蕲州，八县——黄冈、麻城、黄陂、黄安、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北接河南，东靠安徽，南联江西。武昌府下辖的兴国州辖区，更是毗连江西，在北宋、南宋时代同属一个大行政区——江南西路，相互关系尤为紧密。
“江西填湖广”浪潮兴起之时，黄州、武昌地区随即成为首先落足之地。黄冈县民国七年修《余氏族谱》卷一的《源流考》说：“冈邑人烟繁盛，户口辐辏，考其所自，多由明初奉令从江右迁徙而来。”1945年黄冈县《高氏族谱》卷首写道：“有明定鼎之初，我祖华远公驾一叶扁舟，涉鄱湖之浩瀚，始卜居于冈邑之北上伍乡。”
曹树基博士在《中国移民史·明时期》一书中，对明朝时期江西人口流向湖广的历史事实归纳说：在湖南，“来自江西的移民氏族在来自各地氏族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占78.5%，即使其中有一些家族是附会于江西的，但江西移民是主体移民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湖北，黄州府移民人口共有38.8万，其中来自江西饶州府、南昌府等地移民共有33.8万（内军籍移民为3.4万，民籍移民为30.4万），占87.1%；武昌府的民籍移民为12.2万，约有85%来自江西，计10.4万；江汉平原（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州）的移民有26.3万，约80%为江西移民，计21万；综合湖北各府移民原籍资料统计，民籍移民共有79万，其中来自江西的占70%，约为55万人。
如果不拘泥于具体数字的计算，而是估量移民人口大势，他的结论是对古籍中“江右籍居多”、“籍皆自江右而来”、“江右独多”评议的量化，也是在人口学上与古人切身感受的呼应。
在“江西填湖广”的流民大潮之中，江西移民不仅只是递补着湖广人口，还有一部分直接进入云南、贵州、四川大地。历史记载说，明代中后期，江西人尤其是抚州商人多半迁往四川、云南、贵州。万历年间，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王士性说：“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士性看到的江西抚州移民，不仅是城市中数量很多的商贩，而且深入到土府、土州，活跃于乡村，代征赋役；甚至越过境界，进入“缅莽”地区，“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
湖广填四川：
椐《四川通志》记载，事实是这样的：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
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
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大量的移民资料，让我们具体认识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两个连续性的移民浪潮。
广袤的湖广是因为江西移民涌进而普遍开发，而由于战乱破坏遭致人口凋零的四川，得以重新旺盛，既是湖广移民所致，也是江西移民所致。
广泛流传的“湖广填四川”之说，究其实际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江西填四川，不少江西人先已移居湖广，若干时间之后再进入巴蜀，“或者说，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又与湖广人口一道，流向四川、流向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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