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像】

很多学者常把西汉时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汉高祖刘邦的侄儿）个人野心的膨胀与品德之低劣，也有归咎于晁错“削藩”之策激起诸侯王们的不满，因此发生内乱的。其实，“七国之乱”与吴王刘濞的为人或晁错削弱诸侯势力的政策并无太大关系。司马迁曰：“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就是说刘濞之所以铤而走险，发动叛乱，和丧子之关联也不大。

对吴王刘濞来说，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没有第二种选择

吴王刘濞封地吴郡一向富庶，可以开矿、铸钱、煮盐，因此富可敌国，实力雄厚 。他是有野心，且利令智昏，但他之所以起兵造反，从根源上探究，其实是西汉朝廷逼迫所致。早先，吴王世子刘贤被还是太子的刘启打死后，随从将死尸运回吴郡，吴王愤怒地说，既然他死在长安就应该葬在长安，又将尸体运回了京师。此举引起汉文帝刘恒的不满与疑忌。文帝以为吴王在用儿子的尸骸向朝廷抗议、示威。刘濞也知道自己做的有点过了，太子刘启是未来的皇帝，难道能要他偿命不成？为了躲避罪责，同时避开性命之忧，吴王竟二十年未入朝述职，置王法规矩于不顾。刘启当上皇帝（汉景帝）后，因与吴王一向有矛盾，吴王为此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晁错削藩】

吴王刘濞左思右想，只有举兵造反一条路可走。否则，只要汉景帝一句话，自己的封国、财富、身家性命瞬间就会化为乌有。打定主意后，刘濞开始紧锣密鼓的暗中准备，同时也一步步走向绝路。彼时的吴王刘濞，和汉初开国功臣臧荼、韩信、彭越、陈豨、英布所处的情形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本就有些反心，毕竟和景帝有杀子之仇在那摆着，所以一遇刺激很容易将反意付诸实施。

晁错提出的“削藩之策”，挑起了诸侯王与朝廷的斗争

除了吴王刘濞，参与“七国之乱”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胶西王刘昂、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都有类似的经历，都受到过朝廷削减封地的处分，处境都很尴尬。从某种意义上看，诸侯王与中央朝廷之间的斗争，就是削权与反削权的较量。

御史大夫晁错在削减诸侯王封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刚即位不久的景帝面前历数诸侯王与朝廷的貌合神离与阳奉阴违，揭露他们的狼子野心。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害怕被削藩的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王以“

【晁错】

晁错被景帝所杀，本以为能平息诸侯之怒,希望能罢兵息战，不料却适得其反

叛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气焰嚣张，汉景帝慌忙将自己最为倚重的晁错处以残酷腰斩 ,想借他的人头平息诸侯之怒,希望叛军罢兵息战,但他这一举动反而让吴王等人认为朝廷软弱可欺,从而气焰愈发高涨。

晁错被景帝诛杀，固然与其政敌袁盎的诡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景帝被严峻的事态所逼，不能不拿恩师晁错当替罪羊，以图缓解朝廷与诸王之间针尖麦芒般的尖锐矛盾。

多亏周亚夫、栾布等名将的努力，经浴血苦战，“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西汉中央政权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吴王刘濞等七诸侯先后被杀，说明地方叛乱势力还不足以动摇西汉国本。

【七国之乱汉军用兵路线图】

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的关系，是一个很难彻底解决的难题

​既然西汉朝廷国本稳固，不容挑衅，诸侯王们为何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兵反叛，这不是以卵击石、屡犯同样错误吗？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传》中写道：“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後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 ？西汉王朝之软肋，在于始终没有真正有效的解决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难题，当初刘邦煞费苦心的铲除异姓王 ，大封刘姓诸王，以为可以江山永固，可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于是朝廷统一和地方分裂势力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矛盾无法调和 。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成了彼时社会精英们苦苦求索的大问题。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采取文帝刘恒时期的大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构想，颁布实施“推恩令” ：规定所有诸侯国的继承者都能获得相同的继承权，并世袭罔替。此后，各封国越分越小，诸侯王的兵权也基本被削夺，郡县制逐渐成为地方治理的主流。

但分封制并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汉之后的历朝历代都分封同姓或异姓诸侯王，而因分封制所引发的封王反叛朝廷事件也层出不穷。

【电视剧照】

【周亚夫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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