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的悲劇意義
《傷逝》是描寫知識分子的作品，也是魯迅小說中唯—描寫男女愛情的作品。它通過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故事，一方面歌頌了他們爭取婚姻自主，要求個性自由的反封建精神，一方面又批判了他們沒有遠大理想，反以“出走”為最終目的的短淺目光；深刻地揭示了青年男女要獲得自由解放，首先必須獲得社會解放的偉大真理。
“五四”時期，表現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主的愛情主題的作品是很多的，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在青年中是頗為流行，當時易卜生的戲劇深深地影響著青年，特別是他的追求個性解放和個人幸福的思想。
可是魯迅卻以他那銳敏的目光，深邃的思想對這一思潮提出了質疑。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娜拉走後怎樣》為題作了一次深刻的演講。魯迅提出了要得到個性解放，要真正獲得幸福，必須要獲得經濟權才行，否則幸福終歸會變成泡影。《傷逝》就反映了魯迅的這一思想。魯迅在《傷逝》中塑造了涓生和子君兩個人物形象，並通過他們的悲劇來表現主題。
魯迅歌頌了子君和涓生爭取婚姻自主反封建的勇敢精神。子君是受到“五四”新思潮薰陶後，又在涓生啟發下逐漸覺醒的女性。作品通過涓生手記的形式敘述：“破屋裡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易卜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裡瀰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子君在這些作家作品的思想影響下，鬥爭性更強了，她不顧叔叔和父親的反對，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對涓生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每當他們在涓生的會館前離別時，那“鯰魚須”的“老東西”、那“加厚雪花膏”的“小東西”總是討厭地從玻璃窗裡監視他們，子君卻沒有一點畏色。他們“在路上同行”，到“公園”、“尋住所”，也“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涓生一個男子卻“全身有些瑟縮”，而子君“她卻是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涓生在她的鼓舞下，“即刻提起”“驕傲和反抗來支持。”作者對他們的反抗精神是肯定的。他借涓生之口讚美：“中國的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涓生與子君結合了，他們是否奪得了幸福呢？按照易卜生的結論，回答是肯定的。然而事實怎樣呢?《傷逝》正是從這個問題入手，著重從他們同居後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變化來回答這—問題。作者雖有同情，但更多的卻是批判。
子君以從家庭出走，同涓生結合為自己生活的崇高理想，最終目標。因此當她有了“寧靜而幸福”的小家後，便心滿意足了。”整天喂“油雞”和“叭兒狗”為樂，“管家務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更何況讀書和散步。”當涓生忠告她，“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他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悽然。”這與她婚前“微笑的點頭”有多麼的不同！子君變了，變成了一個沒有理想，沒有抱負，成天庸庸碌碌地打發日子的家庭主婦，更談不上接觸社會、參加社會鬥爭。涓生已開始不滿意這種生活，他對子君“漸漸地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涓生已感到可悲了，然而更大的打擊和威脅卻是社會對他們的不容，涓生失業了。子君聽到這消息後說：“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這一席話，乍聽起來好象是不在乎，還有點勇氣。可是那第三句哽咽的話語，分明包含著極大的悲傷，以至無法說—下去。子君在經濟的打擊下，完全成了敗者。在這裡，魯迅通過子君這一藝術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經濟權是最要緊的思想。他們連肚皮也填不飽，子君還要去餵雞、餵狗，殺了雞，放了狗，她“悽慘的神色中，加上了冰冷的身子。”無論涓生怎樣給她講道理，她雖然是“領會似的點頭”，然而“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不相信的”。她的勇氣失掉了，只為油雞生氣，為阿隨悲憤，為做飯出神。子君完全判若兩人了。此時的子君沒有一點生氣，沒有一點思想，沒有一點勇氣，真像一具活著的殭屍!
涓生呢，雖比子君稍要清醒，然而同居後路也鑄定了，從家到局，從局到家，在局裡便是抄、抄，抄信件或公文；在家裡便是子君的助手，蒸饅頭、煮飯。失業後，走上了個人奮鬥的道路，認為寫稿便可以維持生活，改變窮困。他並不懂得沒有崇高的理想的鼓舞，在經濟的困窘中是無法實現希望的。他錯誤地認為子君是開闢新路的障礙，怨她拉著自己的衣角不能前進，“只得一同滅亡”，新的希望在於與子君分離，甚至想到她的死。涓生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某些知識分子的卑怯和自私；另一方面說明涓生不懂得他們悲劇的真正原因，寄希望於個人奮鬥，豈知個人奮鬥的路是行不通的。
子君與涓生的悲劇說明：“人必生活著，愛才有附麗。世界上並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人們的生活第一著是求生”。求生，靠個性解放是不行的。魯迅先生通過子君這一藝術形象明確地表述了他在《娜拉走後怎樣》中的觀點，認為經濟權是最要緊的，要根本解決婦女問題，必須戰鬥。青年男女必須投入社會實際鬥爭中去，經濟權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幸福才能得到保障。（材料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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