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的一天，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地区来了一只骆驼队。这支骆驼队就是由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支考察团主要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当考察团行至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发现了意外的收获。考察团成员之一——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Bergman）在测量古城墙体时，手中的钢笔不小心掉在了地上。在他弯腰拾笔的一瞬间，意外发现地上有一枚中国汉代的五铢钱。出于职业本能，他下意识地拨开地上的浮土，浮土下竟然出现了几枚写有汉字的木简，他赶快告诉了考察团的其他成员。
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
考察团决定在发现木简的附近区域展开考古发掘。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流域的许多汉代古城遗址附近，共发掘出一万多枚汉代木简，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发现木简的地点是中国汉代居延郡所在地，又因为出土的木简中有很多是带有居延二字的公文，专家于是将这些木简命名为“居延汉简”。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它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被成为中国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1930年，沈仲章在热河，可能是木简存放处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藏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文科研究所语言音律实验室的助教沈仲章挽救了这些汉简。
一天，沈仲章约了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福及一个工友,来到一间房前,他们撬开窗子,悄悄爬进室内,递出几捆东西。午夜的北平街头,巡逻的日本兵来回游荡。沈仲章三人边探路边行进,东绕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工友家。
几天后,一辆日本轿车把日本特工处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这家伙指名要看“居延汉简”。谁知房门开后,室内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往天津。
为了方便携带，沈仲章将这些汉简装进了两只大皮箱。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沈仲章在天津港口结识了一名外籍船长，争得船长的同意后，沈仲章和朋友吴景桢这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两人假称皮箱里装的是实验仪器和书籍，船长于是同意将两只皮箱寄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这样，居延汉简成功躲过了日军严密的检查。
轮船行至青岛后，需要装运一批货物，才能再度启程。沈仲章借助这个机会匆匆上岸，给香港的友人发电报。不料,由于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唯恐有变,急令轮船迅速起锚离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着远去的轮船,不禁痛哭失声……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船长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请船长把皮箱交给留在船上的吴景桢保管。5天后，沈仲章乘另外一艘轮船到达了香港。
“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于是，沈仲章立即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傅斯年取得联系，傅斯年又将此事告知在美国的中国著名学者胡适。胡适与美方紧急协商，美方同意派飞机将居延汉简运至美国。美国最终同意派飞机将这些汉简运至美国。最终，这批居延汉简在香港沦陷之前运抵华盛顿，暂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仓库里。
1965年，暂存于美国的居延汉简被运送到台湾，至今一直由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见“居延汉简”大部分图片。
1972年至1982年，由甘肃省多家文物考古单位组成的“居延科考队”再次对额济纳流域的汉代遗址进行挖掘，又出土了两万多枚汉代木简，这使得居延汉简的数量达到了3万多枚。如今，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哈在对居延汉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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