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公、納蘭明珠和于成龍都是康熙年間的名臣，這三人中，周培公的出身最為艱難。他的父親在明末戰亂中去世，母親殉節而亡。這份艱難的經歷，讓周培公早早懂得人世間的艱辛。
後來踏入仕途，周培公也不過是尋常小吏。直到公元1674年，康熙十三年，陝西提督王輔臣響應吳三桂反叛，康熙命圖海為大將軍討伐王輔臣，周培公作為幕僚隨軍出征。
王輔臣雖然反叛，但內心其實搖擺不定，反清意志並不堅定。他手下的黃九疇、龔榮遇是周培公的同鄉。他們把王輔臣進退兩難的情況及心態密報給了周培公。
周培公大喜，主動請纓勸降王輔臣，得到了圖海的同意。周培公領命後，多次往返王輔臣大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勸降成功。事後論功行賞，康熙授周培公佈政使參政，又對其父母進行了旌表，還親自為他母親撰寫了祭文。
隨後，周培公又參加了湖廣平叛。康熙十七年，被授予山東登萊道，代理布政使。在山東期間，周培公與總兵不和，三年後被罷官，終老家中。
周培公的功績主要集中於參與平定“三藩之亂”，其中在勸降王輔臣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康熙對他較為信任，噶爾丹反叛時，原來已經退休在家的周培公再次上書，為朝廷提出建議，並得到採納。他也被重新起用，擔任盛京提督的職位。提督為從一品官職，盛京又是清朝陪都，東北中心，能擔任這一職位的官員，都是皇帝親信大臣。
不過，跟周培公相比，納蘭明珠無論名氣還是官職都要響亮得多。納蘭明珠是康熙親政擒拿鰲拜的重要助手，他在康熙一朝也多有功勳。
當年康熙決議裁撤三藩時，朝廷大臣大多反對，只有戶部尚書米思翰、刑部尚書莫洛和納蘭明珠支持康熙。這件事讓康熙印象極為深刻。三藩之亂平定後，康熙說當初議撤三藩，只有明珠等人的所作所為符合我的旨意。
後來鄭經病死，次子鄭克爽繼延平王之位。福建總督姚啟聖建議乘機進兵臺灣，納蘭明珠也深表贊同。起初，康熙的旨意是令福建總督和巡撫互相協作，共同平定臺灣。但納蘭明珠指出，總督和巡撫共同指揮，有可能發生扯皮，主張將指揮權歸於一人。康熙採納了他的建議，讓施琅統一指揮水師進兵，最終順利收復臺灣。
納蘭明珠又明確反對一些人提出的放棄臺灣的意見，極力主張固守。康熙又一次採納了他的意見，在臺灣設府，實行了有效統治。
與沙俄的外交談判時，納蘭明珠又作為清政府代表，在北京與沙俄使團進行邊界談判。在談判中，納蘭明珠有理有節，對沙俄的入侵雅克薩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斥責，為《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創造了重要條件。
撤藩、收臺、外交談判都是事關政權穩定和主權的大事，納蘭明珠在這三件事中都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清朝已經廢除宰相，時人卻稱他為“明相”，可見權勢地位。即便後來納蘭明珠被康熙奪去官職，仍經常被調到身邊，參與軍政大事的謀劃，足見康熙的信任。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於成龍。他的才幹和能力主要表現在政務處理和整頓吏治方面。于成龍最初擔任的是廣西羅城縣令。廣西地方偏僻，而羅城尤為落後，盜賊橫行，治安混亂。剛去的時候，于成龍連落腳地方的沒有，只能暫住在關帝廟裡。于成龍上任後，立即大刀闊斧地整頓治安，對當地起到很大的變化。
後來于成龍升任四川合州知府。在任期間，于成龍政績同樣耀眼，受到湖廣巡撫張朝珍所器重。“三藩之亂”期間，于成龍先後任武昌、黃州知府，又平定了二次叛亂，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肯定。
于成龍最為人所稱頌的是他的清廉和正直。在福建任按察史期間，因當地實行“海禁”政策，地方官動輒以“通海”為名將百姓逮捕下獄，每案擬處死刑的竟有的達上百人之多。于成龍頂住壓力，對這些“通海”案件堅決重審，挽救了上千百姓的性命。
于成龍針對官場現狀，曾發佈《興利除弊約》，列舉了十五種積弊，又發佈《新民官自省六戒》，大舉革新吏治。史書記載官吏“望風改操”，連康熙也稱讚不已。
總結而言，這三人中，官階級別最高的是納蘭明珠，他的武英殿大學士是正一品，于成龍擔任的兩江總督是從一品，而周培公也是從一品。
他們當中，也是納蘭明珠最受信任。因為納蘭明珠是中央大員，長期活躍於清政府的決策中心層，康熙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聽取了他的意見。這是周培公和于成龍所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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