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周立波，1908年7月3日出生在湖南益陽謝林港鎮清溪村。1932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奔赴延安，先後在《解放日報》工作和魯迅藝術學院任教，寫出了一系列文學作品，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榮獲斯大林文學獎。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周立波是毛澤東這段著名論斷的諸多實踐者之一。他在小說中自如地運用以方言為基礎的農民語言，使鄉土生活小說充滿了洞庭湖區農村的詩情畫意，為 群眾深深喜愛。他說:“在農村和工廠，我常常留心傾聽一切人的說話，從他們口裡，學習和記取生動活潑的語言。方言土語是廣泛流傳於群眾口頭的活的語言，如 果拋棄不用，會使表現生活的文學作品受到蠻大的損失。”周立波摸索了一套使用方言土語的經驗，他在故鄉深入生活的十年，自覺深入到農民之中，走進農民日常 生活，與農民真誠交朋友，從而成為農民思想感情、理想願望的代言人。他創作的長篇小說《山鄉鉅變》和《山那麵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說，之所以被稱之為故 鄉生活小說的作品，其本質性意義就在於以自覺的群眾代言人意識，反映人民心聲，謳歌新的時代。
從1954年到1965年，周立波大部分時間紮根在他的故鄉益陽農村。他是建國後最早，也是時間最長的在自己家鄉農村安家落戶並擔任了基層領導職務、參與具體工作、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作家。
據檔案史料記載:1954年夏，周立波住在鄧石橋鄉清溪村；1955年9月至1958年8月，住在桃花侖鄉竹山灣村，其中一段時間住在大海塘和 瓦窯坡；1961年春，住在鄧石橋公社；1962年冬至1963年春，住在鄧石橋公社清溪村；1963年秋至1964年，住在迎風橋公社民主二生產隊。
周立波深入家鄉農村，先後擔任了大海塘鄉互助合作委員會副主任，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當時會議較多，周立波逢會必到。而農村一般是晚上開會，遲 開遲散。鄉幹部見他眼睛高度近視，晚上很不方便，想照顧他不必逢會必到。有一次，天氣驟變，暴風驟雨，鄉黨委書記陳清亮就派人對他謊說會議改期了。第二 天，他知道會議風雨無阻的召開了後，懇切地對老陳說:“刮點風，下點雨，怎麼就考慮照顧我呢？那今後的照顧就會越來越多了，會把我照顧得特殊起來。一特殊 就會脫離群眾，脫離生活。如果要照顧我，今後就照顧我多深入生活，多接近群眾吧。”從此以後，鄉黨委無論什麼情況下開會，都通知他，他從不缺席。有時開到 凌晨雞叫，他也興致勃勃。
1957年9月，桃花侖鄉政府在瓦窯村給周立波安排了一座比較寬敞、清靜的房子，還安排了炊事員。第二天，周立波對鄉黨委書記陳清亮說:“我想 搞點自力更生。”陳清亮說:“市委有指示，要保證你的物資供應和創作時間，不必自己費力。”周立波解釋說:“常話說‘居安思危’，我現在住這樣安樂的地 方，無危可思，我們要常想想延安精神。當年在延安，毛主席、朱總司令和中央領導都是自己種菜餵豬嘛。”一席話說得大家無話可說。後來，他住到竹山灣，與貧 農鄧益廷(《山鄉鉅變》中亭麵糊的原型)做鄰居。他自己在每天早上和傍晚，到菜園裡澆菜潑糞，鋤園挖土。
1962年，周立波想回清溪村老家，因房子年久失修，當地政府準備修繕。他知道後，立即寫信給陳清亮，囑咐房子不要大修，只要勉強能住人就行； 需要小修，開支由他個人負擔。同時寄去300元修繕費。鄉政府根據他的意見只把房子稍加修整了一下，沒花公家一分錢。他回到家，緊緊握住陳清亮書記的手， 滿意地說:“這樣做很好，我住著也舒服。”
1959年到1961年農村發生“五風”極“左”錯誤。1962年周立波回清溪村，看到山林毀壞嚴重，糧食緊張，豬缺飼料人缺吃，群眾得肝炎、 婦女病的多。他聽基層幹部講了許多公社化與食堂的問題，感到非常痛心，一反過去的樂觀神態，一天到晚不言不語。堂弟問他的寫作計劃，他說:“讓我想想，好 好想想。我有些想法，不好寫，不寫了。我的同行趙樹理不寫了，柳青不寫了。這些事情不好寫……”
周立波曾對當年鄧石橋大隊支部書記莫梓群說，自留地很重要，是農民的保健站。國家不能都包下來，就得靠自留地，要讓群眾種好自留地。他還和莫梓群等大隊幹部一同研究辦法，發動群眾開荒種紅薯，挖土栽菜，打野菜餵豬，讓大家改善生活，渡過困難。
1957年，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路過益陽，特地去看望了周立波。周立波向周小舟彙報了自己創作長篇小說的情況，說書名定為《茶子花開的時候》，周小舟思考了一下，認為書名定為《山鄉鉅變》更貼切。周立波認為書名改得好，高興地接受了周小舟的這一建議。
周立波有自己的創作方式，他不滿足於“走馬觀花”，選擇了回家落戶的方式。他說過:“創作的源泉，主要在十分熟悉的地方，即生活的基地。一輩子 建立生活的基地，作家必須花一點精力，費一點光陰，頂好一輩子都在那裡。一輩子生活在群眾當中不算壞事。我經常呆在益陽，益陽是我的家鄉，也是我的生活基 地。”
周立波主張“小說創作要有模特兒好一點”，而且堅持從生活實際出發，從原型中提煉出典型，而不是從無到有空想出來，“從來不搞從無到有的蠢 事”。從文學創作典型化原則來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某某人。但周立波創作的特點是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作模特兒。他創作的長篇、短 篇小說裡的人物，都有這些地方人們熟悉的原型和模特。《山鄉鉅變》裡的辦社幹部鄧秀梅的原型是團縣委副書記彭玉霞；愛社如家的農業社長劉雨生的原型是桃花 侖鄉合豐農業社社長曾五喜；具有“婆婆子”性格的鄉長李月輝的原型是大海塘社的主任陳桂香；團支書陳大春的原型是陳年春。特別對“亭麵糊”盛佑亭的刻畫有 血有肉，描寫更是入木三分。“麵糊”是益陽當地方言，指的是農村裡那些為人忠厚但不精明的人。《山鄉鉅變》中的“亭麵糊”在實際生活中的原型叫鄧益廷，是 桃花侖竹山灣一位有四十多年種田歷史的“老作家”，有名的“麵糊”，周立波深入生活時朝夕相處的鄰居。這位老人1987年2月去世，時年85歲。每次來人 採訪，他總是講大體相同的三句話。第一句話說，周立波人太好了，農忙雙搶時他和我們泥腿子一起插田扮禾，我愛喝酒，他有酒就喊我喝。第二句說，我冒(沒) 得文化，要是有文化，周立波培養我當幹部了。第三句話說，我兒子在部隊當師長(鄧爹的兒子鄧煥章是小說中盛學文的原型，後在總參工作，1993年被授予少 將軍銜)。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周立波曾經說過:“麵糊是我們這帶鄉間極為普遍的性格，我們一位鄰居恰巧是具有這種性格鮮明的特徵的貧農。但書上也不全是寫他，我碰見的麵糊不 止他一個。”《山鄉鉅變》中的“亭麵糊”之所以形象飽滿，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有三個“麵糊”模特作為參照，即亭麵糊(周立波朝夕相處的鄰居)、仙麵糊(周立 波父親周仙梯)、桌面糊(亭麵糊的弟弟鄧佐廷)。於是，“亭麵糊”這個典型形象便生動地立在讀者面前，永遠載於中國文學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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