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八十
【《長安十二時辰》收官了，唐長安繁榮的景象以及其所潛伏的危機；唐王朝表面上依然強盛，但內裡已經轉向衰落，這引起了關於唐王朝由盛轉衰原因的關注，確實，唐王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值得倍加關注。本文擬深入探討這一課題，供讀者朋友共賞！】
大唐王朝是繼隋朝之後中國的又一個大一統的中原王朝，強盛的唐王朝（618年—907年）歷時二百八十九年，共有二十二任皇帝主政，是一個疆域遼闊的王朝，在唐朝的極盛時期，其疆域東起日本海、南據安南、西抵鹹海、北逾貝加爾湖。唐朝有李世民時期的貞觀盛世，有唐高宗時期的永徽之治，後來，到了唐玄宗時期，其開元盛世使唐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達到了唐朝盛世的頂峰，當時，唐王朝成了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
可惜，唐王朝達到盛世的頂峰之後，便開始走下坡路，唐玄宗在其統治的前期，勵精圖治，勤於政事，重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奮發圖強，開創了唐王朝耀眼的盛世。但是，在其統治的後期，寵愛楊玉環，沉溺於享樂；寵信奸臣李林甫、楊國忠等；對安祿山等塞外民族的悍將授權過大，導致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從此，唐王朝由盛轉衰，步入了衰敗之路。後來，儘管也有唐憲宗的元和中興，促使唐王朝重新步入正軌，但時間不長，唐王朝便日益腐爛，逐漸敗落了。
李世民畫像
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極為強盛的王朝之一，曾是中國古代王朝的楷模，自李淵建立唐朝起到朱溫篡唐後唐朝滅亡，前後共延續了近三百年，唐王朝有過極大的輝煌時代，在最強盛時，其國力堪稱當時天下第一。可是，在開元盛世之後，卻突然轉向衰落，最後在朱溫的篡權下徹底衰亡了，是為什麼呢？如此強盛的大唐帝國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大唐帝國走向其衰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這是一個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感興趣的重要歷史話題。
說起來，唐初的開國君王李淵、李世民是幸運的，他們接過了隋朝留下了比較豐富的資源，如經濟積累，治國經驗等，開國之初，唐朝的發展是比較順利的，李世民治國得心應手，唐初君臣合力同心，勵精圖治，順利地開創了貞觀之治。
可是，唐朝初期治國的順利也讓唐王朝統治者產生了很大的自信，致使他們沒有能意識到所隱藏著的危機，比如，在內，李世民“玄武門之變”的政治陰影一直在發生影響，其陰冷的氣氛一直籠罩著後世唐王室的政治舞臺，宮鬥從來也沒有停止過，這也成了後期唐王朝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在後面再詳述。在外，李世民以安撫為主的對待塞外民族的政策，雖然有其和睦、調和的重要作用，但卻隱藏著變亂潛在危機，一旦遇到中央政府政治軍事力量減弱，便容易產生叛亂，下面再仔細分析。
所以，唐朝建國之初太順利了，因而，忽略了對危機的警惕，後來，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唐王朝進入了過渡期，雖他們沒有能保持貞觀時期的強盛，但也基本上維護住唐王朝強國的基本態勢，從邊防看，拓邊之舉不弱；從朝局運行來看，政治也算清明，武則天作為過渡性的帝王，其政治表現還是比較出色的。再後來，唐玄宗既把唐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但是，他卻又使唐王朝由盛世轉向衰落，而這種轉折的發生，雖然有他個人的原因，但實質上，唐王朝走向衰敗是多種危機因素併發造成的，導致了大唐王朝走向了衰亡的原因不止一個。
第一，薄弱的農耕經濟在亂局中受到巨大沖擊，走向大衰退，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穩定的經濟基礎。
唐朝初期，由於從隋朝繼承了比較富足的經濟資產，而且，唐朝統治者勵精圖治，在管理上比較注重發展農業，政治上的清明，社會上的安定，使得農業生產得到了大發展，糧食豐富了，支出無憂，軍資有保證，國力變強，盛世也就來了。
後來，唐玄宗登基之後，重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在政治上，精簡統治機構，裁減閒置官員，罷免了武則天以來的多餘官員，同時，限制了進士科及第的人數，著力提高官員的素質，使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同時也減少了政府機構的財政支出。
唐玄宗與楊貴妃劇照
在經濟上，鼓勵開闢荒地，增加土地面積；大修水利工程，在各地大建屯田；而農耕技術提高，比如水稻廣泛採用育秧移植技術，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糧食增收，全國的糧倉充實，物價十分廉宜；財政也變得豐裕。而且，手工藝和商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茶葉、絲綢、陶瓷等成為重要的商品，城市商業發展很快，當時，世界著名大都市排在前列的幾乎都在中國，比如長安、洛陽、揚州、成都等。
唐長安城內，坊、市十分發達，城內有東西14條大街，南北11條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裡坊，而朱雀大街成為全城的中軸線和主幹道，以此為界分成了東、西兩個城區，分別設有東市和西市。而這東西兩市是唐長安都城的經濟活動中心，也是當時全國工商業貿易中心，而且還是中外各國進行經濟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東、西市裡商賈雲集，邸店林立，物品豐富，貿易非常繁榮。
而外郭城中列置諸坊，作為都城百萬人口住宅的分佈區，據說，開元時期，唐長安城有109坊，各大坊內基本上都開闢東西南北十字街，十字街的寬度均為15米，被十字街隔開的4區，又各有十字巷，把全坊分為16個小區。其十字巷的寬度一般達2米多。這表明當時唐長安的都市生活和商業都十分發達。
但是，唐王朝這樣的盛世在走到了頂峰之後，開始走下坡路，開元末期，唐玄宗改變了原來的勤政風格，轉向追求享樂。而進入天寶年間，朝政愈加腐敗，唐玄宗沈溺於享樂，寵幸楊貴妃，重用佞臣，朝政管理大為鬆懈，朝中腐敗成風，原本興盛的經濟生產也開始受到影響。
首先，“安史之亂”爆發後，原本就比較脆弱的農耕經濟，經不起大折騰，開始衰敗。對農業生產管理混亂了，稅賦增加了；而老百姓被捲入了戰爭，再也無法安心進行農業生產；還有，戰亂四起，對農耕的莊稼，對老百姓的資產都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原本脆薄的經濟繁榮局面一遇到衝擊，便轉向了大衰退。
其次，“安史之亂”爆發後，地方割據勢力乘機崛起，這不但攤薄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還需用財力物力來安撫地方豪強，國庫幾乎被掏空，何況，“安史之亂”後不久，唐朝境內還曾經出現過很大的饑荒，對經濟的打擊非常大。
再次，“安史之亂”後邊疆不穩，邊疆一些小部落乘唐朝弱勢之機，入境掠奪，比如，吐蕃人便攻佔了河西走廊以及隴右等地區。在戰亂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唐朝中央政府對於西部的管理越來越弱化，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控制權，這大大影響了財政上的收入。
最後，西部的戰亂，特別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掌控能力的弱化，使得西部動盪難以安穩下來，經濟發展受到了衝擊，此時，唐朝的經濟中心隨即向南移，而南方的經濟要承擔絕大部分的稅賦，老百姓的付稅大大加重。如此一來，西部遭受亂局，南部承擔重賦，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混亂局面，薄弱的農耕經濟自然經不起折騰，轉向大衰退，使大唐王朝失去了穩固的經濟基礎，王朝的衰敗也就難免了。
第二，唐初，府兵制對提升國家武裝力量有重大作用，可是，在唐中期之後，府兵制因戰事頻繁而負擔過重，且由於均田制的崩潰，便失去支撐的經濟條件，府兵制變得名存實亡，這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對軍事力量的掌控，從軍事上導致了唐王朝的敗落。
唐初的府兵制發展得很好，促進了唐王朝軍事力量的強大，貞觀時期的強大軍事力量正是依據這個府兵制來支撐著的，唐王朝之所以能不斷地拓展邊疆，讓周邊國家臣服，也是靠這個府兵制來提升軍事力量的。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府兵制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兵制之一，其顯著特點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是耕種土地的農民，他們農忙使耕作土地，農閒時進行軍事訓練；而戰時，府兵就是軍隊成員，編入軍隊打戰。府兵的選拔和管理專門由折衝府負責。折衝府是貞觀十年（636年）由統軍府改變而來的，折衝府的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左右果毅都尉。折衝府分佈與全國各地，可根據需要置廢，但全國府數增減不恆，較多時為六百三十三府。折衝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所屬的兵士通稱衛士。
折衝府所選拔的府兵是來自於上六等的戶籍家的青壯男子。唐朝時戶口本根據經濟狀況分九等，下三等的農民是沒有資格當兵的，當時能當兵是很榮光的。只有上、中等的青壯男子，願意當兵的，由折衝府挑選上才能去服兵役。府兵服兵役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軍餉和裝備必須自備，政府是不給糧食和武器的。當然，作為回報，政府會對服兵役的府兵免除“租庸調”（按丁交納的賦稅和徭役），他們不必向國家上交糧食、布帛，也可以免服勞役。
府兵制有它的優勢，首先，由於府兵都來自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而裝備和糧餉是自備的，這便使府兵們有了較強的戰鬥力，因為糧食、馬匹和刀槍關係到他們在戰鬥中的性命，自然是要選擇好的，合適的，所以，府兵們的鎧甲、戰馬和兵器一般都比較精良。
其次，當時的府兵是從家境富裕的良家子弟中遴選的，當兵既是自願的，又是經過優選而來的，所以，府兵們得到了社會的尊重，有較高的榮譽感，有報效國家的使命感，士氣好，凝聚力強，戰鬥力自然也是很強的。
再次，府兵依靠免稅賦來徵兵，這能為唐朝政府節省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府兵自帶軍餉、馬匹、武器，這也減少了管理環節的財務漏洞，能實打實地把糧餉用在府兵身上，這是很有益處的。據統計，唐朝大約有600—800個折衝府，若按平均每折衝府1000人計算，那麼，全國大約有近80萬府兵，至少也有60萬以上，府兵自備武器、戰馬等作戰物資，這可為政府減少了巨大的財政開支。而些費用由富人來承擔（加入府兵的是富裕家庭的男子），政府或許讓普通窮人減少交納苛捐雜稅，可見，府兵制在當時是養軍隊的好辦法。
但是，隨著唐王朝戰爭次數的增加，邊疆進攻的戰事增多了，防禦戰線也延長了，如此一來，兵役也變得繁重了。原來，防戍邊疆的府兵會有一定的番休期限，農忙時可以回家耕作農田，後來，卻由於戰事繁忙，常常被強留久戍，沒有歸家的機會，漸漸的，當兵不僅失去了原本的榮光，而且因為太忙太累，很多人都不願意服役了，甚至有兵士開始逃離軍隊。
此外，府兵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低，唐初，折衝府屬下的士兵還是比較受尊重的，作為國家軍隊的成員，有自豪感；特別是那些中央宿衛的府兵，皇帝有時還會同他們一起演宮廷騎射，受政府官員的重視，當士兵很榮耀，但是，在武則天之後，朝廷曾出現的亂局，使得府兵們常常被貴族權臣借用，成私家兵丁，這導致了府兵威信大降，人們甚至以府兵為恥。
還有，政府對府兵的重視也大不如前了，比如，之前對於府兵死難者家屬是有撫卹和褒獎的，而後來，朝中大權由佞臣掌控，府兵被權臣借用，用兵方式複雜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撫卹也沒有了，這讓府兵們非常失望。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在唐高宗以後，特別是在開元末天寶初，原本支撐著唐王朝經濟繁榮的均田制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國家對土地的掌控力大大減弱，地主兼併土地，國家的荒地開發後歸私有，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制先是遭到了破壞，後來便崩潰了。如此一來，作為府兵主要徵發對象的均田農民，也隨著經濟條件的改變，越來越少了。
到了天寶初期，一方面是府兵逃散狀況日漸嚴重，另一方面是兵源大大減少，府兵制瓦解了，到了天寶末年，府兵制只留下了官員和虛報的兵額，其實已名存實亡。沒有兵源，唐王朝只能拿錢去僱傭外國人員當兵，所以，邊疆上幾乎都是外國兵守護的。像安祿山、史思明、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姓名是中國的，封疆大吏的官位也是唐王朝授封的，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心思，與唐王朝並沒有能一條心。“安史之亂”產生後，之所以會出現邊疆事件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府兵制已經徹底失敗了。所以，府兵制的崩潰是導致唐王朝中央軍事力量衰落的基本原因，也是導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藩鎮節度使制度的設立，募兵制出現，藩鎮割據的形成，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實力和權威，唐王朝分化瓦解已難以避免。
對於唐朝的衰落，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從唐玄宗的後期開始的，因為唐玄宗自信心太強，喜好開疆拓土，加強了對周邊民族的攻擊，而府兵制被募兵制所取代，唐玄宗縱容安祿山等藩鎮節度使，讓他們做大做強，這造成了難以收拾的後果。
史書上說，開元中後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參看《資治通鑑·唐紀》）。邊將節度使做大做強已經很嚴重，所以，說唐玄宗後期導致了唐王朝走向衰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從唐太宗到唐高宗，再到唐玄宗，唐朝的國力處於上升趨勢中，在這樣的趨勢中，中央政府的權力依然很大，權威性也很強，戍邊將領對中央政府還是順從的，不敢挑起事端，可是，邊境節度使權力的不斷增強卻已經潛伏著危機，而處於強勢中的唐朝帝王們似乎沒有能覺察到。
唐玄宗時期，冊封了十個節度使，史稱“天寶十節度”，即：安西（新疆南路）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新疆北路）；河西（甘肅到新疆一帶）節度使；朔方（寧夏）節度使；河東（山西太原）節度使；范陽（北平到山東一帶）節度使；平盧（熱河）節度使；隴右（青海）節度使；劍南（四川）節度使以及嶺南（廣州）節度使。
這十個節度使掌管了約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的軍隊，而到了天寶末期，在節度使中，有一些是由胡人來擔任的。
唐初，領兵戍邊的將領只負責打仗，不管政治，不染指地方經濟，可是，後來唐朝統治者重視在邊境開疆拓土，需要領兵將領長期守在邊境，而將領監管地方政務有利於調動後勤力量來支持拓邊的戰事，於是，中央政府便特別授予節度使印信，使其全權調度當地的軍政、經濟、民生等事務，節度使便有了集軍、政、財於一體的權力。說白了，節度使就成了地方的“土皇帝”。
節度使領兵打戰，有軍事權力；而且能自己徵兵、練兵，能擴大和增強軍隊力量，這是很可怕的。此外，節度使不僅能向中央政府索求劃撥銀兩，用於治軍，而且還有獨立的徵收稅賦的權力，這便有了財政方面的權力；最後，節度使能獨立任命當地的官員，這便有了人事任命權，壯大官員隊伍也成了其分內之事。
節度使制度加上了募兵制，使得唐朝的邊境軍隊的戰鬥力迅速增強，當時，唐朝一個藩鎮的軍事力量可以壓制一個甚至幾個敵國部落，因為節度使擁有軍、政、財等方面的大權，有利於匯聚各種力量於戰鬥中，戰鬥力自然就加強了。這是大唐王朝邊疆軍事力量強大的重要表現，也是唐王朝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這一節度使制度卻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因為節度使擁有所轄之鎮的全部軍政人事和財務大權，他們所招募的軍隊是忠於自己的軍隊，所選拔精銳稱為“牙兵”，成了節度使的“親兵”，他們只忠於節度使，不屬於朝廷管制，而其實力卻比唐朝中央軍更強。
開元末期，藩鎮的力量不斷強大，而有的節度使竟然同時管轄幾個藩鎮，比如，安祿山是范陽、平盧和河東三鎮的節度使，其實力堪比半個唐朝的軍事力量，甚至比中央軍的實力強，如此一來，安祿山等悍將會沒有反叛之心嗎？
安祿山劇照
在開元前期，唐王朝中央政府還比較強勢，而進入開元后期，唐玄宗沈溺於娛樂，寵愛楊貴妃，朝中大權先是由李林甫，後來是由楊國忠等佞臣把持，同時，朝中黨爭不斷，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量大大減弱，而府兵制的崩潰讓中央政府軍事力量大大減弱，加上朝廷神策軍等由宦官掌控，節度使的膽子就大了，安祿山等發動了“安史之亂”，自此，各地藩鎮持強而攬權，中央政府的掌控力量被大大削弱，藩鎮割據正式形成，唐朝皇帝再也無法改變藩鎮割據的狀態，再也無法回到開元之前的皇帝強勢專權的時代了。
而且，分化還在繼續，離心力越來越強，“安史之亂”一出現，便戰亂頻發，直接導致唐王朝人口銳減，經濟遭到巨大破壞，藩鎮割據的趨勢已無可逆轉。而安祿山、史思明的惡劣行為，成了藩鎮強勢的諸侯和將領們的“壞榜樣”，各地獨掌權力的地方豪強，開始嘗試著不聽中央的指揮，擁兵自立，以謀取自己的私利，藩鎮的攬權者各自為政了。
到了天寶之後，藩鎮的狀況發生了明顯變化，之前，是藩鎮的主官與所屬的將領密切配合，共同應付或對抗中央，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而在後來，在藩鎮本身也產生了離心力，藩鎮的主官也失去了對掌兵將領的控制，甚至還受到了掌兵將領的掣肘，淪為維護悍將驕兵利益的代理人，有時，藩鎮主官不順掌兵將領之意，便會遭誅殺。
比如，唐末西川的藩鎮主官高駢便是被作亂的藩鎮突將攻入府宅，高駢許予突將官職及利益，突將才歸降，最後高駢找機會殺了突將。高駢算是機智的，保住了命，而在當時，悍將驅逐藩鎮主官的事屢屢發生，主官被殺並不罕見。
中晚唐時期，藩鎮的悍將驕兵作亂已成了經常發生的動亂事件，各地的動亂事件已經難以遏制，唐王朝處於動亂的漩渦之中，藩鎮主官攬權挑戰和反抗中央政府，而藩鎮的悍將驕兵又挑戰藩鎮主官，唐王朝衰敗已經不可逆轉，只是，在複雜的博弈與制衡中，中央政權暫時處於勉強的穩態之中，而後來黃巢起兵打破了暫時的平衡，唐王朝便土崩瓦解了。當時藩鎮已處於亂局之中，曾經是強勢的河朔三鎮也日益衰落，中央政權弱化，藩鎮力量也因內部爭權而變弱，新的軍閥朱溫、李克等便乘機消滅在河北河南地區的“河朔”藩鎮力量，滅了唐王朝，為五代十國各政權的出現劈開了一條路。
第四，朝中佞臣專權，加上朋黨之爭不斷，使中央政府的掌控能力和權威性被大大削弱，而朝中的亂局使藩鎮節度使有了可乘之機，向朝廷要權，乘機壯大勢力，造成唐王朝逐步衰落。
唐玄宗後期，賢良的宰相都退出政壇，唐玄宗重用李林甫為相，而李林甫任相達十九年之久，他當政期間，乘唐玄宗沈溺於娛樂而怠政之機，攬權擅政，掌控了朝中大部分權力，朝中的軍政大事及人事財政等，大都被李林甫控制著。
《長安十二時辰》中“右相”劇照
李林甫在處理政事時，不是以國家利益為重，而是以個人利益為重；不是以處理好政務為目的，而是在處理政務時極力為自己撈取錢財；不是儘量避免政策推行的失誤，而是竭力維護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
前期，李林甫為了鞏固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與安祿山狼狽為奸，他竭力支持安祿山等藩鎮勢力的做大，因為李林甫擔心唐玄宗會任命邊境漢將為宰相，奪取他的相權，所以，他著力推薦胡人擔任邊境將領，他知道胡人沒有條件做宰相，不會威脅到他的相權。開元、天寶時期朝廷任命了一大批胡人任邊關重鎮的統兵將領，這與李林甫在朝中的支持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否則，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哥舒翰等，不可能同時掌控邊境重鎮的大權。
李林甫還利用他手中的權力，打擊異己，培植親信，如張九齡、嚴挺之等賢臣就是被李林甫排擠出朝廷的；而李適之、楊慎矜等，作為李林甫的政敵，皆被李林甫迫害致死。在李林甫任相的後期，掌控了朝中大部分權力，唐玄宗沈溺於享樂之中，完全被李林甫所矇蔽，幾乎是被架空了。
更可怕的是，李林甫還陰毒地為未來佈局，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指揮朝中的勢力，插手立儲之事，他與武惠妃勾結，籌謀讓惠妃之子壽王李瑁取代李瑛為太子，將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陷害致死。後來，李亨繼位為太子之後，李林甫又多次陷害他，並陷害和處死了太子身邊的不少大臣。
李林甫干預皇室，陷害忠臣，培植親信，貪贓枉法，重用胡將，乘唐玄宗“漸肆奢欲，怠於政事”之機，攬奪朝中大權，養成了天下之亂，他是導致大唐王朝衰落的佞臣之一。
後來，另一佞臣楊國忠取代了李林甫，當上了宰相，朝中的大局不但沒有變好，反而更糟。楊國忠是楊貴妃的族兄，屬皇親國戚，楊國忠藉助於得寵的楊貴妃的庇護而飛黃騰達，升任宰相，封衛國公。楊國忠在朝中最多時曾身兼四十多個職務。在他任相期間，專權誤國，敗壞朝綱，最突出的禍國舉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窮兇極奢，聚斂錢財。楊國忠在理政方面是個笨角，但在斂財方面卻是一個能人，為了斂財，他不擇手段，不懼任何人；其二是竭力與藩鎮悍將爭權奪利，特別是與安祿山形成了激烈的矛盾。楊國忠妒忌安祿山受寵，害怕安祿山權力增大而阻止他斂財，於是，他設計陷害安祿山，這逼迫了本來就有二心的安祿山造反，導致安祿山、史思明等以“誅國忠、清君側”為名，發動了“安史之亂”。佞臣攬權，造成唐王朝的腐敗，激化各種矛盾，對唐王朝走向衰落富有重大責任。
此外，“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出現的“黨朋之爭”也是導致唐朝走向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唐憲宗時期開始，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以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產生了激烈的爭鬥，爭鬥一直持續到唐玄宗時期才算結束，持續時間近40年。牛、李兩派朝中大臣相互傾軋，互相攻擊，相互掣肘，從朝廷波及到地方，從掌權的核心參透到政權的基層，其爭鬥之激烈，演變到最後，連皇帝都無法制止。
“李黨”代表著世家大族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而“牛黨”大多數是科舉出身的官員，他們代表著庶族地主和科舉官員的利益，這是一場門閥士族與寒門士族之間的激烈較量。這一場較量發展到最後，不僅是兩敗俱傷，而且可以說是“三敗俱傷”。
“牛黨”元氣大傷、苟延殘喘，再也沒有力量繼續爭鬥，他們敗了；而“李黨”則被貶謫為地方官，也一樣屬於失敗；而皇室作為“第三方”，實際上更是元氣大傷，從表面看，是牛、李兩黨代表著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而實質上，鬥爭造成了巨大的內耗，導致朝中矛盾的尖銳化，加深了朝中的政治危機，同時，因為朝中大臣的矛盾，互相詆譭，互相削弱，使藩鎮節度使和朝中宦官的力量得以快速做大，這加速了逐漸腐朽的唐王朝走向衰亡。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一個盛世王朝的衰敗，往往不是一個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多重的原因併發而起作用的，唐王朝之所以從唐玄宗後期，即開元末天寶初開始出現由盛轉衰的現象，不是一個原因，而是系統因素在起作用，上面，筆者分析了起主要作用的四個重要因素，即農耕經濟遇大亂而發生大衰退，府兵制崩潰削弱來唐王朝的中央軍事力量，藩鎮節度使的做大對唐王朝中央政權產生了威脅，佞臣攬權和朋黨之爭導致中央控制能力的大大削弱等，這是研究大唐王朝走向衰落必須重視的幾個重要原因，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歷史教訓。
在文章的下篇，將繼續分析唐王朝走向衰敗的另外一幾個因素，比如宦官專權亂政，外戚後宮干政，皇帝年少誤國，以及科舉取才機制變質等等，這也都是導致唐王朝衰落的原因，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引起讀者朋友們交流討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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