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圖 片：IC photo
來 源：正和島
這段時間以來，我寫了幾篇關於地域文化的閒文，也引來不少反饋。很多省的朋友都留言希望寫一下本省，其中最扎眼的評論來自一位湖南仁兄：“志綱敢寫湖南嗎？沒有五十年的功力，寫不透湖湘。”
寥寥幾句，湖南人的傲氣躍然紙上。
當然，這位老兄說的不錯，湖南的確是個既重要，又難把握的話題，他這麼一說，反而引發了我對湖南的思考。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可這個道理在湖南不太靈光。
同一條湘江的化育之下，湖南人在古代和近代的表現可謂是天差地別，在悠長的古代如漫漫長夜，偶爾才驚現星光點點；而到了近代湖南卻風起雲湧，氣象萬千，不僅有璀燦群星輝映天際，更有紅太陽噴薄而出。
差異顯著的古今對比，讓研究湖湘文化的學者傷透了腦筋。莫非一方水土果真有所謂的“氣數”之說？
瀟湘遺響
毋庸諱言，清中葉以前，湖南人在國史上罕有表現，“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
融合殷商文化末流和楚蠻文化餘緒所形成的楚文化，雖以宏闊奇詭、驚才絕豔著稱，但畢竟離中原而獨行，終歸不是主流。更何況荊楚、湘楚、巴楚三楚之中，荊楚最得楚風，湘楚只得其餘韻。
湖南的人文可觀，錦繡山水與大塊文章兩相呼應。正如陸游詩云：“不到瀟湘豈有詩”，三湘大地上有《九歌》之瑰麗奇幻；《過秦論》之汪洋恣肆；《桃花源記》之詩酒田園；《岳陽樓記》之天下蒼生；有詩仙登臨岳陽樓，留下“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的風情；有詩聖在騷亂的潭州街頭偶遇長安故人，發出“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絕唱；有秦學士傾倒眾生的“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有黃庭堅客居衡陽時寫下的“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然而尷尬的是，無論屈賈、李杜還是蘇門四學士，都是瀟湘過客。反觀歷代湖南本土人才之稀，寥若晨星。
除了蔡倫、歐陽詢、周敦頤、王夫之寥寥幾人外，乏善可陳。以至於唐朝好不容易有個名叫劉蛻的湖南人中了進士，都被稱為“破天荒”。就連“破天荒”一詞，也算湖南對於成語界少數貢獻之一。
近代以降，湖南卻突然登上了歷史舞臺，群星璀璨，攬天下興亡於一身。
從“無湘不成軍”，到“中興將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間湖南涌現出來的人才，論質論量，江、浙、粵三地集合全力差可抗衡。
平定太平天國一役，湘軍打出總督14人，巡撫13位，封侯拜相，風頭無兩。此後每一波的社會風潮，總有湖南人挺立潮頭，守舊者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維新者有魏源、郭嵩燾、譚嗣同，革命者有黃興、蔡鍔、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頭，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赴湯蹈火，前赴後繼，確實挺起了中國的脊樑。湖南政治家楊度曾寫到：“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是何等的自信與豪邁。
到了共和國開國，湖南人的表現更加卓異，1955年授銜時，十大元帥湖南人佔3位，十大將湖南人佔6位，57名上將湖南人佔19位。
湖南人以生命和鮮血，以責任和擔當，照亮了中國近代的深邃夜空，書寫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絢爛的百年風流，也把原本壅塞、貧窮、落後的湖南推上了歷史的舞臺。
對比湖南與周邊省份，會發現湖南崛起的很突然。比如兩湖之比，從荊州到武漢，歷史上兩湖地區的中心一直在湖北，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湖南都是唯湖北馬首是瞻。
到了近代，湖北卻稍遜一籌，拿得出手的也就武昌首義，湖南卻是敢為天下先，引領百年風騷。
再看湖南和廣東，湘人與粵人同樣叱吒風雲，在近代中國史上都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但廣東更像旋轉舞臺，新思潮、新革命多肇始於此而流傳到全國。
報春花一樣的廣東，只能靜待下一場春天的到來，而湖南卻是長達百年的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湖南和江西的對比也很有意思，歷史上江西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甚至很多湖南人都有著江西的血脈。
然而到了現在，江西卻變得不明不白，提到江西，外省人大多一臉茫然，湖南卻血性不改，一路火花帶閃電走到今天。
湖南的突然崛起，究竟有什麼奧秘？
有人說奧秘在於三閭大夫，屈原給湖南這片蠻荒之地帶來了綿延文氣和家國情懷不假，但終歸千年往矣，只剩歷史深處的隱約餘響。也有人說奧秘在於船山先生，王夫之作為精神教父固然重要，但畢竟囿於湖南一地，而且只見義理不見事功。
真正讓三湘四水為之一開，引領百年風流的，我認為是曾國藩。
百年風流
講湖南百年風流，繞不開曾國藩。
關於時勢與英雄，有很多說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人類歷史歸根到底只不過是偉人的歷史”……這些觀點失之偏頗，但用在曾國藩和湖南上，卻有幾分道理。
湖南人的性格固然鮮明，但其在近代歷史上的突然“發力”，單純從地緣上解讀顯然缺乏力量，硬說是屈原或者王夫之的光輝照耀也有些勉強。
真正改變湖南的，是英雄與時勢的風雲際會。
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命運的聚光燈掃過歷史舞臺的時候，總會有一些人突然冒出來，像雄鷹一樣掠過歷史的天空 。曾國藩的崛起，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千年來邊緣、閉塞、蠻橫、上不了檯面的湖南，隨著曾國藩的文治武功一同闖入歷史舞臺，湖南的歷史乃至成千上萬人的命運，也都被徹底改寫。
我讀了很多寫曾國藩的書，要麼晦澀艱深，要麼雲山霧罩，抑或不知所云的厚黑之學，其中唐浩明的《曾國藩》算是最經典的版本，仔細還原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如何夠力挽天傾，成就不世之功的。
毛澤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評價曾國藩：“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兩個敵對陣營的領袖，中國近代史的主角，對曾國藩的評價都是高度統一的完美。
事實上，比起歷史上另一個公認完人王陽明，曾國藩連中人之姿都算不上。
湖南雙峰 曾國藩故居
小時候曾國藩在屋裡背書，恰好有個“樑上君子”想趁著曾國藩背完書休息後偷點東西，但沒想到曾國藩這一篇文章翻來覆去讀了十幾遍也背不下來。
這位小偷忍無可忍，跳下來大罵：“這種笨腦殼，還讀什麼書！”罵完將曾國藩所讀的文章從頭到尾一字不落的背誦一遍，揚長而去。
曾國藩前後考了七次才以倒數第二的成績考中秀才。且不說名冠天下，13中秀才，15中舉人的大才子張之洞，就是和他後來的學生李鴻章相比，曾國藩的才氣也遠遠不如。
如果單論事功，王陽明沒法和曾國藩比。但在精神和義理層面，王陽明是曾國藩至關重要的榜樣。如果沒有王陽明文人領兵的先例，曾國藩也不會籌建湘軍。
道理很簡單，喬布斯和蘋果的成功，我們可能沒什麼感覺，畢竟各方面差異太大，沒有可比性。但當你眼睜睜看著任正非和華為的崛起，肯定會想：一個貴州佬能做的，我為什麼不能？這就是榜樣的力量。
苦讀多年，終於中了進士的曾國藩，彷彿開了竅，十年七遷，官運亨通。但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曾國藩不會有那麼大的名頭，頂多是文章傳世罷了，亂世給了曾國藩自主創業的機會。
1851年，太平亂起，烽煙遍地，湖南局勢糜爛。咸豐情急之下，詔命在鄉下丁憂的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曾國藩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練成了一支一萬七千人的隊伍，躊躅滿志，揮師北上。
誰知一敗於嶽州，再敗於靖港，損失慘重，萬念俱灰的曾國藩縱身跳進湘江，幸好被部屬及時救下，一路風吹浪打、旌旗飄搖，倉皇逃回老巢。這應該是曾國藩一生之中最失意的一天。
然而不久後，湘潭傳來捷報，“湘潭水陸大勝，十戰十捷”，黃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時間，朝廷褒獎，紳民歡呼，湘軍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此後曾國藩振作精神，重又踏上屢敗屢戰、艱難隱忍的封侯拜相之路，歷經十年艱苦，終成不世之功。
就在曾國藩手握重兵，威望正隆時，年紀輕輕便名動天下，自詡通曉帝王術，“非衣貂不仕”的湖南老鄉王闓運作為說客出現了。此公也的確有兩把刷子，26歲就成了權傾朝野的重臣肅順最依仗的幕僚，儼然半個帝師。
肅順倒臺前的半年，王闓運若有所覺，悄然離開京城，輾轉南下，持帝王之學遊說曾國藩，勸其割據東南，自立為王，與清廷、太平天國三足鼎立。然後徐圖進取，收拾山河，成就帝王偉業。
遊說過程中，曾國藩面無表情，一言不發，一邊聽王闓運講，一邊有意無意點著茶水在桌上比劃。談話中途，曾國藩臨時有事出去。王闓運起身，看到曾國藩桌上寫滿了“狂”“謬”二字，一腔熱血頓時冰涼，隨即告辭回鄉。
曾國藩究竟有沒有心動，無人可知。只能從日記中知道：“傍夕，與王壬秋久談（王闓運字壬秋），夜不成寐”。
王闓運之前，許多湘軍重量級人物也曾或明或暗鼓動過曾國藩。胡林翼捎來左宗棠的一副對聯，“神所依憑，將在德也；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面對多年的至交好友，湘軍核心人物胡林翼，曾國藩沒有當場表態，只是說“容我考慮一下”。
幾天後，曾國藩將對聯改了一個字，回覆給胡林翼，“神所依憑，將在德也；鼎之輕重，不可問焉”。胡林翼看了不再言語，幾日後便返程湖北，幾個月後病死武昌。
胡林翼走後不久，安徽巡撫彭玉麟也送來密信，“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傲氣如左宗棠、練達如胡林翼、淡泊如彭玉麟，三個性格迥異的湖南人，前前後後表達了同一種想法。
湖南這個地方也怪，政治情節特別強。治世時“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亂世就苦學人君南面之術，圖謀做帝王之師。這既是湖南人的優良傳統，但有時也會失之於過於功利。
我和湖南衛視的靈魂人物魏文彬很熟，他是文化湘軍的代表人物，十多年前他請我給湖南廣電做戰略策劃，也做了一場演講。
講演完以後，老魏突然冒出一句話：“志綱啊，你為什麼不從政呢”？在他看來，有才華卻不去出將入相走仕途，簡直太虧了，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
1864年，湘軍攻破南京，恢弘華麗的太平天國轟然坍塌，曾國藩個人威望到達巔峰。湘軍氣焰熏天，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千年古都南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長江之上來往的都是湘軍將領裝滿子女財帛的船隻，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內，湖南人中都流傳著一句話：“到金陵發財去”。
一片大好形勢下，曾國藩更加憂心忡忡，清廷、太平天國、湘軍三股勢力已去其一，對於清廷來說，湘軍的存在已然尾大不掉。王闓運的出現更讓曾國藩警覺，這種狂生都來勸我稱帝，朝廷會怎麼想？
果不其然，封賞與敲打接踵而至，慈禧早已擺好卸磨殺驢的架勢，湘軍內部群情激奮，曾國荃率多位湘軍高級將領齊聚曾國藩府邸，圖謀重演“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戲碼。
一片勸進聲中，曾國藩閉門屋內，一言不發。僵持良久，曾國藩差人送出一副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所有人見事不可為，才默然散去。
下定決心不反，曾國藩馬上開始自剪羽翼，首先開刀的就是自家人，曾國藩強令曾國荃解甲歸田。曾國荃帶著一腔憤懣和滿船金銀財寶，返回湘鄉老家，曾國藩贈給他一副對聯，“千秋邈矣獨留我，百戰歸來再讀書”。
曾國荃走後，橫掃江南、威震天下的湘軍也迅速被裁撤，崢嶸歲月瞬成過眼雲煙。自斷牙齒和羽翼的曾國藩，贏得了清廷的空前信任。千百年來，功高震主又全身而退者，寥若星辰。
世上有兩種人可以成大功、立大名，一種是情商極高、修為極深的人，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還有一種是天賦極高、能力極強的人，能為常人所不能為。曾國藩屬於第一種人，而左宗棠屬於第二種人。
左宗棠一向自負才高，以當今諸葛亮自比，誰知屢試不第，一怒之下蟄居鄉間以教書為生，直到48歲才得到天子欽點，協助曾國藩辦理軍務。
彼時李鴻章也在曾國藩麾下，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三人能力非凡，又性格迥異。
李鴻章看重功名，曾放言“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落魄時常以“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自勉。曾評價李是“拼命做官”，功利心太重，對左則推崇備至。曾左雖有矛盾，無非是“一時瑜亮”的相愛相殺；而左李之間，則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互相傾軋。
左宗棠寒微時名頭已經極大，胡林翼稱其為“近日楚才第一”。風燭殘年的林則徐乘舟路過湖南時，在湘江邊上專程滯留一天，特地等候自詡今亮的左宗棠。
兩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徹夜傾談，縱論國家大計。這是他們初次謀面，也是最後一面。
晚年的林則徐世事看透，只有一事放心不下。他說，“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終無成就之日。數年來留心人才，欲將託付重任”、“東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屬”。
兩人見面不到一年後，林則徐溘然長逝。
25年後，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終於秉承林則徐遺志，力排眾議、輿櫬出關，一舉克復新疆，為華夏子孫保住了160萬平方公里大好河山。此等壯舉，就決於二十五年前的一個寒冷冬夜，湘江邊的一條小船之上。
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視察時，曾引用“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載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這首詩讓當時剛從蘭州大學畢業的我印象深刻。
後來我多次去新疆，沿途還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細的左公柳，心中不由感慨，
湖南蠻子確實了不起。
日後平定新疆的王震，最推崇左宗棠，再加上王震也是湖南人。我在蘭大讀書時，學校裡有位專門研究左宗棠的老教授。王震專門請他吃飯，暗示他來寫一下湖南人的風起雲湧和當代左公的功業，究竟寫沒寫尚且不論。但從曾國藩到左宗棠，湖南人開始走上時代中央。
曾左之後，看似煙消雲散的湘軍，實則給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種子。
從古至今，湖南人就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千年以來嶽麓書院絃歌不絕。湖南雖然地域廣闊，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貧瘠，出產不豐富，又加之人多，故而從整體上來說民生貧困，國家從湖南所得之稅收也少。
文書上說，湖南全省一年稅收不及江南一大縣，上馬從軍或下馬讀書，成了很多湖南人改變命運的唯二辦法。
一位湖南博士曾給我講小時候父親怎麼培養他讀書的。
他父親站在水田邊，拿著一雙草鞋和一雙皮鞋教育兒子，話也很簡單，好好讀書就能穿皮鞋，不讀書就和你老爹一樣，穿著草鞋頂著赤日下地受罪。他深受震動，終於通過不懈讀書走了出來，而這樣的故事從古至今，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
當年苦於條件所限，只有少數湖南人才能讀書。然而幾十萬盆滿缽滿的湘軍裁撤回鄉，一夜間完成了原始積累，他們開始在家鄉置田地、聘塾師、教子弟，短短一二十年之內，三湘大地開始興起一股教化之風。尤其在洞庭湖一帶，更是文化昌明，全國各地有才華的人都願意到湖南去教書。
講到湖南的風氣之開，這還有一個人物不得不提，就是陳寅恪先生的爺爺陳寶箴。
陳寶箴在湖南巡撫任職期間，積極推行新政，開設時務學堂，出刊《湘學報》，整頓吏治，革除舊習，啟用和推薦維新人物譚嗣同、梁啟超等，可謂營一隅為天下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湖南成了全國最有生氣的省份，教育事業發達，新式學堂之多居全國前茅，時務學堂尤為著名。
《湘學報》名滿海內，陳寶箴功不可沒，其人雖仕途蹇塞，文脈卻綿延不絕。其孫陳寅恪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
陳氏一脈雖不是湖南人，卻和湖南淵源甚深，湖南是陳寅恪的第二故鄉。解放後，陳寅恪也遭受到了政治風波的衝擊。
當時陶鑄（湖南祁陽人）任中南局書記，出於對陳的尊敬和愛護，時到中大去訪談，囑有關方面給陳以照顧。
由於陳雙目損壞，陶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還囑咐在他的院子裡修一條白色通道，讓他閒餘散步時不至摔倒。殷殷關懷成了知識界的佳話。這也算陳寅恪晚年與湖南人的一段緣份吧。
除了物質條件大發展，曾國藩也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內涵。戰爭把曾國藩和湘軍推到時代的前列，南征北戰讓世代居住在窮鄉僻壤的農民有了外出闖蕩的機會。
見識過人世間最複雜最嚴酷的鬥爭後，他們的眼界大為開闊，胸襟大為拓展，見識大為提高。湖湘文化在最廣大的層面上有了質的提升，國家、天下、道義等原本只是少數人關心的話題，開始出現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邊。
千百年來，湖南人形成了獨特的性格特質，而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橫空出世，讓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財富與知識“請進來”，給湖湘勃興添了最後一把火。
湖南人繼承自遠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馬行空式的自我主義逐漸提升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意識；經世致用的功業追求逐漸變成憂國憂民、救世拯時的憂患情懷；輕生任俠的血性變成為理想而獻身的犧牲精神；霸蠻易怒的祖傳性格變成了頑強果毅的堅執定力——從物質到精神、從眼界到心胸，湖南終於徹底昇華了。
如果說曾國藩是湖南百年風流的上半場代表人物，他去世21年之後，下半場的代表人物毛澤東正式登場。
17歲的毛澤東外出讀書臨行前，改寫了西鄉隆盛的一首七言絕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是典型的立志詩，湖南人的經世致用、壯懷激烈已經有所體現。
而在青年毛澤東的一方天地裡，曾國藩也佔有獨一無二的位置，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把他對曾國藩的崇拜悉數傳遞給了這位學生。
毛澤東早年曾經下苦功研究過曾國藩的著作。曾國藩的治軍方略和處世之道深深地觸動過毛澤東的心靈，使他發出了“獨服曾文正”的慨嘆。
當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後，很多人攻擊他不懂軍事。這種說法其實很可笑，湖湘天生重血性，再加上湘軍餘威猶存，毛澤東在湖湘這片江湖上學了很多東西，比如拿家喻戶曉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編寫的“行軍歌”對照，會發現前者簡直就是後者的翻版。
而且毛家一直有著從軍打仗、馳騁疆場的家族傳統。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華便是“以軍功拔入楚省”。此後，毛太華的子孫秉承他的剛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闖蕩天下者代不乏人。
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崛起後，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軍，形成一股從軍潮。
在這樣有軍事傳統的家族中成長，毛澤東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接受到尚武精神的影響。據韶山的一些老人回憶，毛澤東從小好角力，喜歡玩打仗的遊戲，對《三國演義》、《水滸》、《說唐》等描寫戰爭的書愛不釋手。毛澤東的思想、志向和軍事才華，都和湖南這片土地有很深的淵源。
國共戰爭中，毛澤東和蔣介石正面對決。國共兩黨的許多著名將領都受過曾國藩軍事思想的薰陶。蔣介石是曾國藩的狂熱信徒，但蔣更多學的是私德，而毛澤東則是從學習到揚棄。
蔣介石身邊浙江人居多，而毛澤東身邊則圍繞著一大批優秀的湖南人，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等，結果是霸蠻的湖南人打敗了靈秀的浙江人。
從曾國藩建湘軍到新中國成立，短短一百多年。湖南一地匯聚澎湃洶湧的能量，湧現出的一批風流人物，為中國境內所僅見。
在主流口徑中，幾乎眾口一致的認為現代中國發展於文化中心——北京，或沿海對外中心——上海和廣州，湖南則被普遍描述為一個偏僻落後，需要加以啟蒙的內陸省份。
然而先後誕生曾國藩與毛澤東的湖南，完全夠格來講述古老中國的百年風流，湖南人波瀾壯闊的一百年，改變中國的歷史，也重塑了湖湘精神。
三湘四水
縱向的百年風流講完，我們再講講橫向的三湘四水。四水沒有多大爭議，但三湘是什麼？很多湖南人也說不清楚。
偌大的中國，除了老家貴州之外，我把每一個地市都走過的省域，湖南是少數幾個之一。
多年來我們受湖南各方面委託做了很多項目，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長株潭不說，還有號稱“德國”人的常德、因異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擺子”的郴州、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陽、鐵血柔情並存的湘西、蠻勇的邵陽等有涉足。
湖南像一塊夾心餅乾，總體風格統一之下，又各具特色，隨便拎出幾處都很有韻味。
第一片，就是以常德為代表的湘北區域，常德之於湖南，就像潮汕之於廣東，說的也是西南官話，它既有湖南的蠻勇，又有湖北九頭鳥的精明，出狀元，也出政治家，我八九十年代去湖南，當地人都戲稱湖南是“德”國人統治。
常德人經商厲害，從政也很厲害，拉幫結派，互相提攜，湖南人講起常德的時候，總有點異樣的感覺，這點也很像潮汕人。
常德還有一大特色——米粉。米粉是長江流域中上游的幾個省份的硬通貨，雲貴湘贛都在爭，各執一詞，各有所長。其中常德米粉靠著其精細的製作工藝和精心準備的原料，先是佔領長沙，之後又走向中國，真是不能小看。
與常德一樣，岳陽同屬湘北，不同的是洞庭湖邊的岳陽乃是千古名城。絕大多數中國人知道岳陽來自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其實范仲淹根本沒有來過岳陽。所謂的旅遊就是這樣，看景不如聽景，聽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後不過如此，但想景卻可以神遊八極，思接千載。范仲淹就是通過想景留下了一篇千古絕唱。
因為靠著洞庭湖和長江，千百年來，無論是戰亂避禍，還是闖蕩求生，來自東西南北的人們穿越中國，岳陽都是重要的人口中轉站，只是現今有些沉寂了。
再比如湘南地區的郴州，35年前我第一次到湖南採訪時，聽到當時湖南人常說：“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擺子”，產生了濃厚興趣。
這些年來搞策劃，我專門去了郴州，發現這裡江水豐盈，風景秀美，城市也很漂亮，是一塊沒有被開發的寶地。
所謂的俗語，很多人的解讀是“郴州交通閉塞、瘧疾橫行”。其實恰恰相反，這句話描述的是郴州騾馬古道的繁茂場景。
“船到郴州止”是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貨船水轉陸樞紐，船隻到郴州後沒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為騾馬運輸。
“馬到郴州死”是指馬要日夜馱運大量的貨物，勞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擺子”說的則是指眾多船工、挑夫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累的打擺子。
湖南另外一個極具特點的片區就是湘中地區了，湘中地區 “崇山疊嶺，灘河峻激，舟車不易為交通”。古是南蠻棲居之地，險峻的自然環境與蠻夷充滿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結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區可謂是“典型湖南”。
湘軍的締造者曾國藩就是湘中地區的雙峰縣人，湘中的山農一直是湘軍主力，“吃得苦，耐得煩，不怕死，霸得蠻”的湖南性格使湘軍成為了遠征勁旅。
最近有篇很火的文章《走向存量殘殺的危險世界》，裡面就講到作者老家邵陽的匪幫橫行，除了他文章中說到的工業崩潰之外，還是和當地民風有很大關係，工業轉型是很多地區的痛點，但一言不合就決生死，整座城市陷入黑幫混戰，這樣的蠻勇鬥狠可能還真就邵陽人做得出來。
這種蠻勇與原始積累結合到一起後，甚至形成了邵陽殺手集團，尤其盛行於廣東，抽腳筋還是取手背，甚至買命都不在話下，集團化、標準化、可購買的殺手組織讓當時的廣東人簡直談湖南色變。
漣源、邵東地處湘中腹地，舊時屬湖南寶慶府，今時漣源人和邵東人成為了湘商幫中的兩支勁旅，僅以經營戶逾6萬的長沙高橋大市場為例，來自漣源和邵東的商戶數量就超過60%強。
這些商戶們從身無分文起於草莽的山農起家，肩挑背扛，到身家鉅富，甚至身家百億。
80年代初的湘中山區窮鄉僻壤，多少農民承受著山窮水盡、衣食難周之苦，農村經濟的落後與生活的艱辛使他們產生了改變貧困命運的強烈願望，一些有膽量的人開始帶頭棄農從商、離開故土、走出去、闖未來。
從沿街叫賣、露宿街頭、擺地攤開始，走長沙、闖南昌、上義烏、跑重慶，下廣州……風雨滄桑、辛酸苦辣，由沿街叫賣到租店批發，由小本生意到大宗買賣，經過多年的打拼，終於形成了農民商人聚落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了腳跟。
我三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書《中國走勢》，就是和邵東書商合作。當時長沙的黃泥街書市還是全國四大書市之首，聚集了上百家書商。這位老兄出生於黃泥街，輾轉來到廣東，雖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一手絕活。一本從沒看過的書，他只需要隨便翻開，閉眼仔細一聞，就能聞出這本書大概的銷量。
我火遍中國的《謀事在人》也是他幫我出的，日後他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擔任總經理，出了很多暢銷書。他的裝幀、設計和風情，在90年代可謂是引領風尚。
他還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數據，在書還暢銷的年代裡，我的書賣得最好的兩個省，一是浙江，一是湖南，說明湖南人的確有讀書的習慣。
關於長株潭，我也有過深入瞭解，21世紀初中國開始高速城市化進程，湖南能量有限，馬達不夠，想要在中部崛起當中佔據主動，必須做強做大長沙，而長沙本身的體量又不足以支撐他大型城市，湖南不得不考慮走區域聯合的路子，而長株潭又正好提供了實施的路徑。
因此有關方面請我去做長株潭一體化的策劃，甚至還把益陽、岳陽、常德、婁底、衡陽五個城市拉到一起，提出“3+5”城市群戰略。
但即使如此，長沙的氣魄天然還是差了武漢一籌，畢竟水陸大碼頭，九省通衢的自然條件擺在那裡，另外鄭州的崛起對湖南的壓力也很大。
但其實長沙這幾年不聲不響，發展速度還是很驚人的，從2001年到2017年，長沙GDP增幅高達驚人的1300%，2001年長沙GDP只有武漢的一半左右，現在已經達到了將近八成。
以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兩家公司為代表，長沙的裝備製造業撐起了一大片天。
2008年，長沙適時提出要打造“中國工程機械之都”，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裝備製造基地”。準確的戰略選擇讓長沙順利分享了中國大基建時代的紅利。
同時長沙對土地財政依賴度很低，沒有被房地產綁架，這也相當不容易。今天高鐵的崛起使得大鐵路系統再度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血脈，長株潭如果能搭上高鐵時代的便車，前景一片光明。
再往西走，湘西就是完全另一種風情了，“大湘西”大致以張家界市、湘西州、懷化市為主體，與傳統意義上的“湘西”基本重合，至今還保留著豐富的神話傳說和民族風情。
我做懷化策劃時，對於日本為什麼在芷江投降十分好奇，也專門研究了一下。
原來芷江是抗戰時保衛陪都重慶的軍事重鎮，駐紮有大量軍事機構、精英部隊和最先進的空軍部隊，還擁有曾讓日軍聞風喪膽的當時遠東第二大軍用機場——芷江機場，所以這裡才成了中國近代的受降城。
湘西這個地方，自古多民族雜處。上世紀中期，《烏龍山剿匪記》與《湘西剿匪記》的轟動一時，還有一本湘西剿匪的小說《武陵山下》也很火爆，使得湘西剿匪後來居上，超越東北，成為人們茶餘飯後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熱門議題。
湘西的剿匪相對於東北的剿匪，來的更要酷烈些，因為湘西的剿匪還涉及到歷史上的民族的糾葛，還更錯綜複雜。這些都給少年的我留下了湘西匪氣重的深刻印象。日後我去湘西多次，這裡也值得多寫幾筆。
湖南為什麼出土匪？我認為有自然和人文兩方面原因。
湘西山水帶給外人的是外來者驚鴻一瞥的美麗，但如果涉及到生存的話，那就叫窮山惡水。再加上這裡民族混雜、山深林密，又處於幾省交界處，天不管地不收，產土匪自然不稀奇，當時的土匪之多，文化人都不得不附麗於其間。
沈從文14歲出來闖蕩，漂流於沅江之上，遠方青山雲霧，近處江水湍湍，很多時候都是跟著土匪流竄。
日後遠赴北京發展的沈從文，儘管一輩子改不掉湘西土話，但他把瀰漫著揮之不去的煙雨的湘西帶到了世界。
在近代的槍火歲月裡，遠方邊城的純真與愛情成了天籟，撥動無數人的心絃，而沈文儘管有意淡化著籠罩在湘西土地上的有關“匪區”的傳聞，但不經意間總能透露出一些神秘而殘酷的真相。
當然，湘西不止有匪氣，更有文氣、靈氣、鐵血氣，湘西有沈從文這樣精於文墨，筆風簡峭，將故鄉山水的清美描繪得淋漓盡致的大作家，也可以有黃永玉這樣終身放蕩不羈，肆意馳騁的任性畫家。
更出近代史上聞名天下的“竿子軍”。古語說：“無湘不成軍，無竿不成湘”。竿子軍鐵骨錚錚，血氣方剛，不但是戚繼光抗倭時的主力，還是湘軍大戰太平天國的鐵軍。在抗美援朝時期，鐵血湖南人更在上甘嶺上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縱覽三湘四水，氣質各自崢嶸。無論是常德商幫縱橫商場，還是邵陽古寶佬的生猛，抑或湘西“杆子軍”的鐵血，都體現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
霸蠻是湖南人寫在骨子裡精氣神。霸蠻就是一種倔強、堅韌、執著，屢敗屢戰，血性義氣的地域文化靈魂。
霸蠻瀟湘，路在何方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湖湘百年風流好像走到了尾聲，曾國藩、沈從文的時代逐漸遠去。
湖南朋友多有政治情結，每每見面時，他們多津津樂道於政軍兩界有多少湖南人之類的話題。
畢竟湖南一向有此資本，晚清全國十八個省，十省督撫是湖南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湖南政軍兩界的大員也很多。
然而近幾年來，這個話題卻說的少了，想來和人才青黃不接，局勢進退失據不無關係。
的確，湖南人面臨著有些尷尬的局面，湖南經濟不差，但也不算好，風流人物的寶座早以旁落，但又不怎麼甘心。
一貫喜歡說大話、幹大事、當大官、出大名的湖南人，今天既無話可說，也無事可做，自然無官可當，無名可出 。以至於很多人都在問：湖南到底怎麼了？
面對湖南的沉寂，有人分析說：
從天時來講，國家承平日久，既無入侵也無內戰，湖南人最拿手的打仗功夫無用武之地。
從地利來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行外向型經濟，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差距日益擴大，深處內陸的湖南已經無法繼續開風氣之先。
從人和來講，慣出領軍人物的湖南，也一代比一代邊緣化，其帶動效應也日趨式微。
最終得出結論：湖南人適合掃天下，不適合治天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湖南人的輝煌到頭了！
真的是這樣嗎？我看未必。
“天時”一說首先就不成立，雖說無湘不成兵，但湖南人也不是天生會打仗，靠的還是骨子裡的血性和家國天下的情懷。
再說歷史上戰亂不休，也不見湖南人有多大聲響，直到晚清才冒了出來，所以說和平年代湖南就落寞，顯然有問題。
至於“地利”說，倒有一定道理。湖南深居內地，的確機會相對少，但架不住湖南人往外闖的勤。
從八千湘女上天山，到改革開放後，大批湖南人走天涯，下廣東、闖深圳乃至過海峽，全國各地都有湖南人的身影。
一位在深圳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深圳常住人口有2100萬左右，其中外地人有1200萬，湖南人就佔了350萬，三個外地人中就有一個湖南人，簡直就是湖南省深圳市。
不止國內，湖南人還跑到了國外。七八年前我和一家央企在老撾合作項目時，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老撾的中國新移民以湖南人的數量最多、分佈最廣、影響最大。
據不完全統計，在老撾長期經商務工居住的湖南人15萬人左右。這些人主要來自邵東、邵陽兩縣，多數人自上世紀90年代初來老撾創業。他們分佈於老撾各省、市、縣、村，幾乎涉足了老撾全行業。
據當地官方統計，在老撾每年的摩托車銷售額中，湖南人佔了90%的份額；同時，老撾手機生意60%、服裝和箱包50%以上的市場份額，亦是湖南邵東人的天下。
在老撾開五金店的老闆，10個有9個是邵東人。10萬湖南人正在老撾演繹著一段經商傳奇。
由此可見，“地利”說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架不住樹挪死，人挪活。核心癥結也不在此。
湖南真正的問題，出現在“人和”上。
近代以來，湖南人的抱負多在從政、從軍、從文這三條路上。改革開放後，金錢成為社會通行的價值尺度，財富與慾望像洪水一樣席捲過三湘大地，湖南人傳統的軍、政、文三條路被衝的七零八落，進退失據。
這三者中，軍商合流是大忌，軍隊經商已經是塵封的歷史；政商合流直接導致了層出不窮的賄選和貪腐現象；文商合流則讓很多湖南人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本來在文壇獨樹一幟的文化湘軍紛紛棄筆從商，娛樂至上成為了三湘大地的主流。其中典型案例，就是詩人劉波。
現在很多人不知道劉波是何許人也，但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劉可是個風雲人物：從神童、詩人、北大博士、季羨林關門弟子、文化產業鉅子、擁美在懷……劉可將當今風流於世的很多人甩幾條街。我曾同他也有若干交集。
二十年前，一位大佬邀我一同去見一個非常神秘的人物，同行者是兩個正部級幹部。
走過了王府井，拐到衚衕裡，迎面看到一個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經去過很多中央相當高級別的領導家，沒見過比這個大院還氣派的。
大門打開，一個滿頭銀髮，風度翩翩的老人出來迎客，這副扮相放在電影裡面至少是省委書記。我還以為他是主人，正想搭話的時候，“省委書記”說：“對不起，我是管家”。
管家都像省委書記，遑論主人。兜兜轉轉到了最後一進院子，卻看到躺椅上有個前搖後晃，優哉遊哉的青年人，看樣子最多不過三十餘歲，我差點沒問他，你爹在哪裡？沒想到一介紹，他就是這裡的主人劉波，自稱是個詩人，也是季羨林先生的關門弟子。
大家坐定之後，就開始談生意。話說盛世修典，他策劃了一套《傳世藏書》，把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全部囊括，流傳後世。那天他找我們來談的就是這個生意。
談得七七八八後準備吃飯，劉帶我們到了包廂，各分賓主坐下後，只看他巴掌啪啪拍了兩下，音樂聲起，一幫宮娥綵女端著盤子，就像演出一樣魚貫而入，環佩叮噹，婀娜多姿。我當時就暗想，畢竟是搞文化產業的，排場上夠講究。
上桌後我坐中間，他在左邊，右邊空了一個位置。開席時，突然一個仙女飄然而至，坐到了我邊上。這位姑娘的確氣度不凡，貌若天人。但我是真不認識，就問旁人說這位女士是誰，他說是某某，我說某某是誰？
這個問題就惹禍了，所有的人都睜大眼睛瞪我，說某某這麼大的明星你都不知道，簡直就是土鱉啊！搞得這位女士嘴巴噘上天，從頭到尾再也不理我。但沒想到佳人一來，飯桌上就像多了盤超級下酒菜，氣氛完全不一樣了。席間的兩個領導一甩矜持，打情罵俏，融洽得不得了。
後來那頓飯吃得賓主盡歡，走的時候很多話就好說了，劉波拿出幾套《傳世藏書》，和幾位領導說，這套請你給某某委員長，另外一套請你轉給某某主任。這兩位高官拍著胸膛說一定轉到。我在旁暗自感慨，看來我這個文化人的生意經還是沒有修煉到家。
劉波的背景我也是日後才慢慢了解，1990 年代初期，曾是湖南株洲市團委工作人員的劉波帶著夢想南下海南，成為百萬 “闖海人 ” 中的一員，開始了他在海南的傳奇生涯，在海南混跡幾年後，搖身一變成了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關門弟子。
掛著季老的金字招牌編制《傳世藏書》，讓他實現了飛躍，也讓誠成文化被譽為“文化產業第一股”。
日後我與劉波還有一些交集，就不多展開了。劉波的失敗，歸根結底還是被人性的三大弱點貪婪、虛榮、僥倖所驅馳。2003年劉波出逃日本，因騙取銀行鉅額財產，還上了紅通名單，直至前年突然過世。
斯人早逝，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不論是非成敗，劉波把湖南人身上的野心、聰慧、氣魄和投機心理展現的淋漓極致，同時也成了湖南這幾十年快起快落，從百年風流、鐵血瀟湘轉向娛樂至上、活色生香的真實縮影。
湖南不僅有劉波，更有湖南衛視。我和魏文彬先生也是老朋友了，對湖南衛視也有一定了解。
現在的年輕人們，要是回到1997年之前打開電視，肯定會懷疑自己看的是個假湖南衛視。彼時湖南衛視格調甚高，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頗有《湘江評論》風範。
老魏本身也是一個很有追求的人，然而形勢多變，在發現新聞立臺這條路走不通後，他的態度一下子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從文化湘軍的先鋒，變成了娛樂湘軍的探路者，堅決走年輕化、偶像化、娛樂化的道路，面向市場，娛樂至上，開創了《超級女聲》、《快樂大本營》等一系列娛樂節目，在娛樂化的道路上矇眼狂奔。
的確，“重度娛樂化”正在成為三湘大地的新主流。長沙因遍地洗腳房而被稱為“腳都”，雖說是調侃，但也帶有一些隱晦曖昧的意味。
去年我去長沙考察，提出湖南既然是文化大省，有哪些代表性的文化作品可以一看，於是幾位湖南朋友帶我去了田漢劇場。
當我心存莊重地去了景區，卻發現是趙本山的劉老根大舞臺。理應嚴肅的劇場裡演出的是搞笑低俗的脫口秀，主持人不斷高呼“娛樂至死”，人群聽眾不時鬨笑，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真是讓我感慨萬千。
而且在跟一部分湖南老闆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確實百無禁忌，加上湘菜多味，湘女多情，湘水多姿，離醉生夢死也所差不遠了。
關於湘女多情，還可多說兩句。我年少讀《李宗仁回憶錄》，書中寫道他當年駐軍湖南時，與一位湘女的纏綿糾葛故事。因此湘女多情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長大後和湖南人打交道多了，我發現湘女的確多情。從好的方面說，湘妹子敢愛敢恨，為了愛情什麼都捨得，也不特別功利。
然而“多情“一詞的內涵頗豐富，含情是一端，用情是另一端，前者是發心，後者是手段。有人對湘女做了個評價：“開胃，但是不好消化”，竊以為還是很精到的。
以上所述，
不是說娛樂不好，而是湖南真正的底蘊，絕不僅僅是唱歌、跳舞、捏腳。湖南應當追尋更大的舞臺。古今中外，每個區域、板塊、乃至國家，都會迎來自己的風流時代。尤其在民族危亡的關頭，總會產生獨特的人文地域景觀。
湖南如此，日本的薩摩藩也是如此。黑船事件後，美國用炮艦扣開日本國門，矛盾日趨激烈。此時站出來的就是地處荒僻、民風剽悍的薩摩藩，群星閃耀，風雲際會被稱作“東方納爾遜”的東鄉平八郎、“東洋俾斯麥”大久保利通、大山岩、山本權兵衛、西鄉隆盛……
壯懷激烈的薩摩藩眾傑，把日本攪得天翻地覆，成為明治維新的主要推手。今天的薩摩藩成了鹿兒島，我也去過數次，庭院寂寂、檀香悠悠，似乎已經遊離於時代之外。
但其實這種轉變也正常，歷史的舞臺上，誰都有機會成為主角，也都會迎來謝幕時刻。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的規律向來如此 。
世上哪有千秋不熄的香火，百年風流已經足以彪炳史冊，湖南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光大百年風流留下了的豐富遺產。
湖南人心高氣傲，能幹事，肯幹事，百折不撓，敢於求新求變的性格，最適合做有挑戰性和自由度的事業。
今日之中國，同樣面臨著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政治風起雲湧，經濟前途撲朔，科技天翻地覆。
如今更需要的是“破壞性創新”，需要協同合作的精神，開放的眼光和勇於任事的態度，這恰好都是湖南之所長。
湖南能否把握機會再書風流，就要看7000萬湖湘子弟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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